恢復高考四十年— 一場改變命運的考試

編者按

40年前，宣布恢復聯考，停止了11年的聯考招生制度重啟，重新迎來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春天。曾幾何時，考大學是一件「難於上青天」的事，讀書帶來的不僅是個人人生際遇的改變，更意味著知識的價值作為一種信仰得以承認。到今天，雖然聯考已經不再是「千軍萬馬擠獨木橋」，但它依然牽動萬千家庭。在聯考恢復四十周年之際，我們以每十年為一個節點，採訪了四位普通的聯考過來人，從他們的聯考故事中感受時代的發展變遷。

1977年，長江下游的一個南方小鎮，按照往年的慣例，上半年就要開始高校錄取的推薦工作了，可直到9月，還沒有動靜。社會上已經在流傳今年要恢復聯考了，這讓計劃這一年上大學的幹部子弟和普通家庭的青年都惴惴不安，直到10月21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發了《高等學校招生進行重大改革》的消息，宣布恢復聯考，這隻靴子才落了地。

兩年前高中畢業，何峰離開了家所在的縣城，到了離家8公里的農村下放當農民，這還是當時家裡託人找關係才給安排到離家近的公社，和熟悉的公社書記。同時還有一個長遠的想法：希望兩年以後公社書記能推薦他上大學。「那時只有『工農兵』才能推薦上大學，縣城招工的機會少，我也不想去部隊，就和知識青年一起去了農村，儘管心裡並不情願。」何峰說。

剛到農村，何峰在農科站勞動了4個月，印象最深的是給棉花除草。1976年開始在大隊當民辦老師，教國中數學，高中畢業生在農村，那是真正的「知識青年」了。「當老師沒有當農民那麼辛苦，但農忙的時候也要去幫忙，插秧、『雙搶』都不能拉下。」

儘管有著「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號召，可對於一個在縣城出生的年輕人來說，無論是物質條件還是精神世界，農村都不是他的理想生活之地。當恢復聯考的消息傳來的時候，何峰知道，這是他離開農村的寶貴機會。

10月宣布恢復聯考，11月就請假回家複習，校長知道何峰要參加聯考，給予了全力支持，臨時調配其他老師替他上課。回到縣城的家裡，家裡人瘋狂地為他找複習材料，就像那時下放找關係去公社那樣。高中語文老師來他家，希望他報文科。可對於報專業，何峰有自己的想法：十年「文革」剛剛結束，人們對文科還心有餘悸，況且自己在農村教數學，考理科有優勢。那時還沒有熱門專業一說，但為了能上大學，「就選聽起來『不太好』的專業。」當時何峰已經決定報考省內一所工學院的鍛壓專業，他以為這是培養「打鐵匠」的，後來聽了一個在大學工作的親戚的勸說，改報了數學專業，聽起來不錯，又是自己喜歡的。

儘管當時考大學是一件「難於上青天」的事情，但何峰心裡還是有底。高中畢業才兩年，和那些已經畢業十年的「老三屆」相比，學的知識還沒忘光，下放兩年又在教書，數學又是自己的強項。心無旁騖地在家複習，直到12月11日走進考場。兩天的聯考結束后，他回到大隊教書，一個月後放寒假，又回到了縣城。「複習和考試的時候心態都挺好，考完了倒是想法多起來，特別希望自己能考上，又怕自己考不上。」何峰說。一個月後縣教育局放榜，何峰被第一批大學部錄取，錄取通知書是寄到公社的，他騎著腳踏車從縣城到公社，但通知書被收發的工作人員鎖在抽屜里，人家已經回家過年了，他又騎車到另外一個公社找到工作人員，兩人又折回來，打開抽屜拿到錄取通知書的那一刻，何峰很高興，真的很高興。

開學前，何峰迴公社轉自己的糧油關係、戶口，知道公社今年有十幾個人參加聯考，只有他考上了大學部，另一個考上了中專。「當年的聯考題目在今天看來一點難度都沒有，但考生的水平普遍比較差，我記得考完數學的時候，坐在我身邊的考生說羨慕我不停地在寫，而他一道題都不會，交了白卷。」

1977年聯考的人，是在1978年3月初開學報到的。何峰坐著縣裡去省城運貨的貨車，車箱里是他的衣服和被子。走進大學的那一刻，他驚嘆：從未見過這麼大的房子。同班同學卻不是同齡人，最大的是1949年出生的，最小的才16歲。大學畢業后，何峰被分配到省直機關工作。

「如果沒有考上大學，你會怎麼樣？」「肯定不是今天這樣，我知道當年一起下鄉的知青後來很多通過招工、當兵也陸續回城了，那又得家裡找關係，1977年我們縣縣委書記的兒子也參加聯考，但是他沒考上，在過去他肯定能推薦上大學的。我不能假設沒有上大學，我會是怎樣，但聯考給了我一個公平競爭的機會。」

『美好的前景從進入大學那一刻開始』

讀農學院雖然辛苦但不後悔

1987年8月，黃文接到了大學錄取通知書，當她看到自己被省里的一所農學院錄取的時候，她大哭了一場：「怎麼也想不明白，我明明報的是工學院，為什麼會被農學院錄取？」那時關於聯考錄取的信息閉塞，家在城市的黃文竟然不知道，農林類院校屬於提前錄取批次，本來作為「保底」的農學院，第一時間就錄取了這個優等生。

高中就讀於省城最好的中學，又是學生幹部，黃文自然有一種自信，「當時聯考雖然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我自信自己是能考上的，而且只上大學部，不上中專、大專，當時中專、大專的含金量比現在高多了。」

每個從聯考走過來的人，都有自己對聯考的獨特記憶。而對於黃文來說，備考意味著無窮無盡的模擬考試以及大家單純而質樸的拼搏精神。那時沒有現在鋪天蓋地的「兵法」、「三十八套」，但是重點中學之間會資源共享，「我記得當時做過黃岡、麻城等重點中學的試卷，還有江蘇、浙江這些優質教育省份的模擬題，也有山東這種教育大省的模擬題。」黃文說。

上世紀80年代後期，社會還處於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階段，整個社會和人的精神狀態都很積極向上，學生們公平競爭，沒有誰去憑獎項、科技成果加分，要是聽說哪個班有考試偷看的行為，大家都很義憤填膺。

2003年之前，聯考一直是7月7、8、9三天，被稱為「黑色789」，廣大考生反映：無論是南方還是北方，7月天太熱。「那時教室里放了很大很大的冰塊，是老師們拿來給我們降溫用的。」家長和老師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正應了那句話：一切為了考生，為了考生的一切。

除了上大學，黃文當時還有一個機會，就是通過招工，進紡織局的下屬企業，「頂替」父親的工作崗位。不過當她知道自己的分數后，她放棄了這個機會，她還是想上大學。很多孩子對學什麼專業並沒有明確的想法和概念，大多是家長和親朋幫參考拿主意。黃文報了省內一所工學院的機械專業，因為父親說「機械是工業化、現代化的象徵。」以及農學院的農經專業，後來陰差陽錯地被農學院錄取了。「當時確實不是很願意，我一個城市出生的人，對從事農業沒有什麼感情。不過後來進大學了，專業學起來又覺得挺好，如果學了機械專業，對女孩子來說，太辛苦了。」黃文說。

80年代的大學生，理想主義的情感更加濃烈，現在回想起來，大學就是一場「詩與夢」，沒有了高中課業的壓力，年輕人盡情釋放自己青春與熱情，每一個細胞都張開著吸收來自廣闊視野帶來的訊息。那時男孩子看金庸、古龍，女孩子看瓊瑤，每周都有舞會，在慢三快四中年輕人學會了社交，有各種適合學生興趣的社團，他們在課堂上、課外積累自己的經歷，開始規劃自己的人生。1988年的元旦，班上搞了通宵晚會，黃文一直跳舞到凌晨四點，最後困得不行才散場。

大學畢業分配工作，黃文進了省農業廳，不直接從事農業生產，而是將國家的各種強農惠農政策落地。聯考意味著什麼？對她而言意味著一種可預期的美好的生活前景，「其實這種美好的生活前景並不是從大學畢業開始的，而是從我進大學的那一刻就開始了。」

和許多人不同的是，張忠華在上大學之前就有做科研的想法，雖然並不那麼堅定，但他覺得他的性格比較適合搞學術研究。

出生於山東聊城，在山東這樣一個教育大省，競爭自然格外激烈。張忠華所在的縣每年的升學率是低于山東省平均水平的，所以即便是成績好，面對來自全省的競爭者，壓力仍然很大。張忠華回憶，自己當時在班上的成績很好，數前五名一定能有他，但是在聯考之前，因為緊張帶來的失眠，依然是他要面臨的最大困擾。戰勝自己總是很難，1997年聯考，他考砸了。

接到青島農業大學園藝學的錄取通知書時，他沒有一絲興奮，要不要復讀一年再考一次？這個念頭在他心中徘徊良久，可是家庭條件不允許他耽誤一年，「既然考上了大學，那就去吧。」張忠華說。

在中學時代，張忠華的數學和化學是強項，沒有了解過太多關於大學專業的信息，他就想學偏向理論研究型的學科，誰曾想進大學學的是園藝學這種偏嚮應用的學科。但既然學了，那就好好學吧。

2001年張忠華大學畢業，他是有機會通過考研換專業的。在大學呆了四年，眼界畢竟和在自己出生的小縣城不同，那時候正是金融、郵電、石油化工等專業熱門的時候，又好找工作，待遇又不錯。但在大學期間，張忠華通過園藝學的學習，對生物學又產生了興趣，於是他報考了浙江大學的研究所，這一次，他成功上榜，來到了美麗的西湖畔。

將信息學與生物學相結合，這是張忠華碩博連讀一以貫之的方向。2004年正逢他碩士畢業，當時教育部進行大學部教學評估，高校大量擴招大學部生，相應的也增加了大學教師的招聘規模，碩士畢業就能留校任教，但張忠華依然選擇了科研。「每天都要去實驗室，早出晚歸，同學們都去工作了，你繼續讀書不會覺得累嗎？」「讀書怎麼會累？讀書是件很快樂的事。」

博士畢業后，張忠華來到了北京，農科院，現在他通過對蔬菜中的基因研究，獲取關於農作物質量、產量的密碼。從山東的一個小縣城到浙江杭州，再到北京，在農業科技的前沿領域發揮自己的智慧和才幹，當年的聯考失利對他的影響似乎並沒有多重要。

「我從來就不理會所謂的讀書無用論，那只是片面理解了讀書的用處以及狹隘地去定義成功。讀書是一個敲門磚，無論你將來去做什麼，你都需要這樣一個平台，大學給了我思考的能力，塑造了我的氣質，也奠定了我的社交氛圍，這些都是無法衡量的。」

『「藝考」是一條少數人走的路』

我站在了更高的起點上

1982年，恢復聯考的第六年夏天，李秀雲坐車從鄉里到縣城參加聯考，教室里的電鈴一響，刺剌剌地把她嚇了一跳，這還是她第一次聽到電鈴聲。

25年後的2007年，李秀雲的女兒翟婷參加聯考，坐火車從駐馬店市去北京參加藝術類專業考試，在那裡，她第一次見到了捷運。

離聯考只剩下半年的時候，翟婷突然宣布，自己要學藝術，考播音主持專業，這在她一直傳統的家庭中掀起巨浪。李秀雲不理解的是，按照翟婷當時的成績，考個不錯的學校沒有問題，全家人直系旁系都算上，沒有一個搞藝術的，「為啥要折騰學藝術？」在大多數普通老百姓眼中，藝術是一條少數人走的路。但是翟婷很堅持，這麼獨立自主的女兒還不是自己培養出來的，全家人最終沒有擰過翟婷，最後也默許了。

翟婷請了一周晚自習的假，在一位電台播音員辦的培訓班突擊學習「聲」、「台」、「形」、「表」，儘管此前從未接觸過相關的「表演形式」，但翟婷的表現很好。藝術生和普通聯考學生不同的是，他們要在聯考前參加藝術類專業考試，簡稱「藝考」。為了得到更多藝術院校的報考資格，翟婷從駐馬店來到了北京，「大城市就是不一樣。」翟婷說。

一起去參加上海戲劇學院藝考的河南小夥伴們在一試、二試后紛紛被淘汰，只有翟婷順利進入最後的三試。李秀雲突然覺得翟婷想學播音主持不是一時興起：她有這個實力和天賦。三試的題目是即興表演，習慣於照著稿件朗讀的翟婷懵了，她無法想象沒有劇本的表演，也沒辦法在各位「威嚴」的評委面前自然、大膽地表現自己。結果自然可想而知。「那時候看到很多來自大城市的孩子很自然地在老師面前表現自己的才藝，可能他們從小就有很多在公共場合表演的機會吧。我就突然有點自卑了，後來傳媒大學的藝考都沒敢去報名。」翟婷說。

沒有人指導她的藝考，翟婷只能自己摸索。順利拿到河南省的藝考合格證后，她和87萬河南考生迎來了全國聯考。「河南大學和鄭州大學在藝術專業的招生方式上略有不同，河大把藝考分計入最終成績，而鄭大則是藝考過了后，合格的人以文化考分排名。」翟婷說。翟婷的藝考分很高，可她偏偏報了不計藝考分的鄭州大學。等待結果的那幾天，她每天抱著抱枕祈禱，自己能做的都做了，只盼老天爺能播撒點好運氣給她了。

2007年翟婷很遺憾地沒有考上自己心儀的大學，但有了第一年的經驗，2008年翟婷順利進入了河南大學，學了自己最喜歡的播音主持專業。當年，她很嚮往站在舞台中央的耀眼，而真正學習了這個專業，她才知道做一個主持人，大家看到的是舞台上的光鮮和矚目，看不到的是台下的用功，這種用功不僅僅是語言表達上的技巧，更多的是支撐自己語言表達背後的思想和邏輯。四年以後，當同班同學紛紛進電視台、考公務員的時候，翟婷再一次上路，考了傳播學的研究所，「我想為我說的話中增加更多有內涵的內容。」研究所畢業后，她隻身來到北京，順利考入一家新聞單位。雖然沒能做自己兒時夢想的主持人，也還是從事新聞工作。

離自己第一次參加聯考已經十年了，翟婷對當年的藝考仍然記憶猶新。「當時第一次感覺到自己和大城市的孩子在見識、膽識上的差距。我不會責怪父母沒有把我生在大城市，和從農村考學出來的他們相比，我的起點已經高多了。我能做的就是提高自己的高度，給未來我的孩子一個平台。」

1982年的李秀雲遺憾沒有考上大學，她不言放棄參加了1983年的聯考，直到1984年考上了師範院校，畢業之後留在了城市工作。說起這些，李秀雲有些羞澀，她自嘲說自己太笨了，可是翟婷卻充滿了感恩：「如果沒有媽媽當年的鍥而不捨，也就不會有今天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