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以來的美國政治史和政治史家

撰文：希恩·魏倫茨

翻譯：杜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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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一個世紀之前，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著名歷史學家赫伯特·巴克斯特·亞當斯（Herbert Baxter Adams）討論班教室內，曾掛著這樣一句格言：「歷史是過去的政治，政治是當今的歷史」。如今看來，這個場景距今似乎不止百年，而是恍若隔世。

政治史曾經統治著美國歷史研究的各個領域，但近年來，職業史家們卻對那些強調主流政治（包括政黨和政治機構）的研究報以懷疑、有時甚至是敵對的目光；更不用提那些關注偉大的政治領導人和公眾人物的生活和成就的作品了。毫無疑問，在這些主題方面，曾誕生了無數的作品，今天亦然。但是在20世紀60年代之後，人們對社會史、文化史和人類學歷史等其他歷史研究模式的興趣的大爆發，使得政治史走向學術的邊緣。作為一個學術領域，政治史已經失去了其古老的興奮感，也失去了伴隨著這種興趣而來的各種獎勵。

有意思的是，在職業政治史衰落的同時，公眾對政治傳記，以及戰爭和軍事等與政治和政治史有廣泛關係的書籍的興趣卻急劇增長。大衛·麥盧庫（David McCullough）、 道利斯·吉恩斯·古德溫（Doris Kearns Goodwin）等大眾政治史家的作品經常出現在各種暢銷書榜單上，與歷史有關的電視頻道也取得了成功，這似乎都表明大眾對於傳統歷史產品的閱讀和消費興趣是永無止境的。有評論家指出，這種復甦的興趣表明，人們無比懷念美國歷史中的那些更早時期的、更高貴的、更光榮的時刻，尤其是那些政治時刻。即便如此，大部分學院派史家並沒有分享這種（政治）鄉愁。

但是，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政治史與其他形式的歷史寫作之間的分裂可能是暫時性的，也遠沒有人們想象的那麼巨大。我認為，任何對傳統政治史和社會史所作的嚴格劃分，都會產生一種虛假的二元對立。正因為部分個人對歷史的影響力的確比其他人要大，而且美國政治的基調和框架也是由他們所確定的，所以歷代的美國的領導人必須要以他們想要領導的人那裡形成自己的風格和框架。要想全面研究歷史，「從下至上」和「從上之下」這兩種研究途徑缺一不可；在《美國民主的興起》（The 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一書中，我就想表達這個觀點。而且，如果我們拋棄自滿和保守情緒，快速回顧美國政治史學，就會發現在過去的一百年中，這個領域發生了取得了巨大的進展——有時是為了回應美國史其他研究領域的學者，有時則是出於美國政治史家內部的分歧。因此，講述美國政治史家，比講述美國政治史本身，更能說明美國政治史的發展歷程 。有些政治史家與政治史之外的領域保持這密切關係，他們有時似乎比其他領域的史家更前衛、更富於魅力。而且，長期以來，政治史家都在尋找政治衝突的根源，並試圖對社會、經濟、文化和思想的歷史進行調和。

在1907年，美國政治史家和研究政治的方法都處在變動之中。古老的敘述性史學模式仍然享有巨大的聲譽。這類史學作品非常強調故事和道德勸誡，且往往卷帙浩繁。它們中有第一部綜合性美國史學著作——喬治· 班克羅夫特（George Bancroft）的《自新大陸發現以來的美利堅合眾國史》（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rom the Discovery of the Continent），也有詹姆斯·福特·羅德（James Ford Rhodes）的《1850年大妥協以來的美國史》（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Compromise of 1850）。亨利·亞當斯（Henry Adams）所著的《托馬斯·傑斐遜和詹姆斯·麥迪遜治下的美國》(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Administrations of Thomas Jefferson and James Madison)，是這種19世紀類型的歷史著作中的永恆經典。這這本書中，亞當斯在進行詳盡的政治描述的同時，也充分展現了其對著與政治相伴的社會、文化和思想的複雜變遷的深刻理解。但是到1907年，美國政治史家的著作，無論在內容，還是在數量方面，都發生了巨變。推動這種變化的是兩股力量。一是強調以精確解讀原始資料來揭示歷史的更大動力的德國的研討班式的「科學」史的興起，二是人們對進步主義改革精神和實用主義哲學所支持的政治現狀的不滿。總之，美國的歷史學家們開始描述政治變遷和衝突背後的深層的社會、文化和經濟原因。

人們一般把這種新的歷史研究的轉向回溯到1893年。在那年召開的美國歷史學家組織大會上，年輕的歷史學家弗雷德里克·傑克遜·特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朗讀了他的那篇著名論文——「論邊疆在美國歷史上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這名剛剛從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畢業的博士生指出，能夠解釋美國民主的起源及其特殊發展歷程的，不是舊世界（歐洲）的體制和精神遺產，而是邊疆移民。這種對美國政治的文化和社會動力的開創性解釋，遠比此前的描述性史家的所有解釋都更加敏銳。此後，特納把更多的時間用於教學而非寫作，他也從未把邊疆理論發展成一部重要的歷史著作。但是特納的眾多的學生們（尤其是Orin G. Libby）卻寫出了無數關於地區因素影響憲法制定以來的美國政治的重要作品。在此後數十年中，有些關於區域解釋的作品在政治學家、戰略家和歷史學家中都頗具影響力，比如V. O. Key的《州和國家中的南部政治》（Southern Politics in State and Nation, 1949）和凱文·菲利普斯（Kevin Phillips）的《新興的共和黨多數》（Emerging Republican Majority, 1969）。

查爾斯·比爾德（Charles Beard）並非沒有受到特納的對政治的地區性解釋的影響；但是像他那一代歷史學家一樣，比爾德更看重他所堅信的、被地區差異所遮蔽的經濟利益。而且，與特納不同的是，比爾德所關注更多的不是發展中的西部，而是東部城市所發生的變化。在其早期著作《美國憲法的經濟解釋》(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1913)中，比爾德提出一個假設：導致1787年至1788年間的政治鬥爭的原因是不同形式的財產所有權（尤其是商業與對農業）。在《美國文明的興起》（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1927）一書中，比爾德與其妻子瑪麗·里特爾·比爾德（Mary Ritter Beard）一起，試圖以經濟利益重新解釋美國史。毫無疑問，從19世紀20年代到二戰期間，這本書是最具影響力的著作。在以經濟利益作為歷史解釋框架的道路上，比爾德夫婦並非踽踽獨行；卡爾·貝克爾（Carl Becker）、阿瑟·施萊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和約翰·D·希克斯（John D. Hicks）等這一時期的其他重要歷史學家的著作也遵循同樣的解釋路徑。

從激進重建到種族歧視興起的這段時間中，內戰及其影響的得到基本的重新評價。儘管偉大的敘事史家羅德（Rhodes）站在反對奴隸制、支持大企業的共和黨的立場上闡釋這段時期,但是新一代接受過職業訓練的年輕歷史學家們，完全從唯物主義的角度出發，把奴隸制的消亡解釋為北方人對南部的政征服，直到白人至上主義在19世紀70年代得到「救贖」，這種征服的努力才結束。威廉·A·鄧寧（William A. Dunning），一個在柏林接受訓練、後來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的歷史學家，憑藉自己的歷史寫作（尤其是1907年出版的《重建：1865至1877年的政治和經濟》Reconstructio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1865-1877）和其學生的著作，成為這種新觀點的主要推動者。20世紀30、40年代，在更年輕一代歷史學者的作品中，鄧寧學派的思想和觀點再次出現。詹姆斯·G·蘭格爾（James G.Randall）和艾弗里·O·格雷文（Avery O. Graven）是這批學者中的一員，他們堅持認為，如果沒有廢奴主義者的狂熱，沒有專橫的北方人的貪婪，更重要的是，如果不是因為在19世紀50年代湧現的那批「愚蠢的一代」政治家們的無能，內戰是可以避免的。

另外一批進步主義歷史學家把政史與思想史和文化史融合起來，而且其融合方式與比爾德和特納的研究大致一致。這些作家中最優秀的一名在歷史學家中獲得了廣泛的尊重英文教授——弗農·L·帕靈頓（Vernon L.Parrington）。在三卷本的煌煌巨作《美國思想的主流》（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中，帕林頓講述了一部由藝術、信件和哲學的美國政治史。在這段歷史中，漢密爾頓式的、支持商業的精英分子與傑斐遜式的農業民主主義者之間有涇渭分明的區別。這部巨著所涵蓋的範圍如此之廣，以至於人們難以注意到作者對傑斐遜的贊同。

在進步主義史家之後，嚴肅的美國政治史家再也不會試圖把政治視為一個完全獨立的領域，一個與經濟、文化和思想等更廣闊的世界分離開來的領域，儘管有些學者可能更強調政治與其中一個領域的聯繫。在20世紀40年代，出現了一股持續批評進步主義史學的潮流，它認為進步主義史家總是把政治解釋成簡單的二元對立（工業與農業，漢密爾頓對傑斐遜），並把政治史解釋為無止境的地區或經濟利益衝突。新一代的歷史家們試圖把文學評論家萊昂納爾· 特里林（Linoel Trilling）所謂的「多樣性、可能性、複雜性和困難感」帶入到政治史研究中，老一輩的歷史學家們則逃避了這些。儘管他們反對進步主義史家的簡單化，他們自己的觀點（就像他們的領袖這一霍夫斯塔特所發現的那樣）也建立在進步主義史家的開創性解釋的基礎上。就他們自己而言，他們的確是多樣性的，他們以很多不同的方式解釋政治史，有時甚至是相互矛盾的。

在反對進步主義史學的學術中，至今仍有些許明顯影響力的是所謂的共識學派（consensus school）。共識學派的開山之作是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那部偶像破壞性的著作《美國的政治傳統及其締造者》（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 1948）,丹尼爾·布爾斯廷（Daniel Boorstin）的《美國政治的精髓》（The Genius of American Politics）則為共識學派增加了更多的愛國主義導向。共識學派的史學認為，在進步主義史家所看重的那些美國歷史上的重大衝突中，基本的一致性多於分歧，貪婪多於民主的理想主義。這種研究路徑在很大程度上是20世紀30年代的左派馬克思主義的副產品。共識學派的歷史學學家無視（或者沒有重視）美國政治史中的歐洲式社會主義，因此，他們斷言在新大陸所發生的激烈衝突只不過是執政黨與在野黨的鬥爭，在競選過程，候選人手中揮舞的不過是木矛。在霍夫斯塔特的筆下，所有的政治領導人，從建國之父到富蘭克林·羅斯福（除了19世紀中期的異議者溫德爾·菲利普斯, Wendell Phillips），都相信資本主義。而在布爾斯廷的書中，美國人一直在務實地尋找最好的對他們最有利的觀念，一旦找到就堅持如此，直到有更好的觀念出現；除此之外，美國人認為其他觀念都不值得關注。

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共識學派盛行一時，但是它在60年代的政治動蕩中遇到了危機。這場政治動蕩使人們重新認識美國內戰的遺產，這場全民參與的災難性衝突將全面駁斥共識學派的核心觀點：從古至今，美國政治的基石都是一致的和諧。1956年，肯尼斯·M·斯坦普（Kenneth M. Stammpp）的《特殊的體制：內戰前美國南部的奴隸制》（The Peculiar Institution: Slavery in the Antebellum South）一書的出版，意味著反對進步主義史學的學者群體開始批評進步主義學者在奴隸制問題上的看法，並採納了黑人史學家W.E.B杜波依斯（W.E.B. Du Bois）關於重建的觀點（他的觀點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曾被專業史學所忽視）。

在進步主義史學的反對者中，與大多數的共識學派的歷史解釋相比，影響力最持久的研究方式是以非經濟因素來解釋美國政治生活的變化。不同的學者，包括霍夫斯塔特和戴維·希爾伯特·唐納德（David Herbert Donald），都自由地從社會科學（尤其是馬克思·韋伯的社會中）借用了「社會地位焦慮」這一個概念，以反對階級利益理論，闡釋從廢奴運動到進步主義運動的時期的政治運動。相關的跨學科努力也產生了很多新的、更「科學」的歷史研究方法，包括關係集團理論、多變數分析，以及與哥倫比亞大學的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羅伯特·K·莫頓（Robert K.Merton）有關的結構功能主義理論。這些理論與20世紀60年代的計算機科學的新創新一起，產生一大批新的歷史研究，它們分析登記投票的模式，政治報紙的社論內容，最重要的是大眾投票的人口學。在60年代後期，社會科學對歷史學的入侵，催生了我們進入所知道的「新政治史」。

儘管涉及的範圍很廣，但新政治史研究具有一個主要特徵，即認為決定投票行為的主要因素不是階級，而是種族和宗教。在新政治史的開創性著作《傑克遜民主的概念：關於紐約的個案研究》（The Concept of Jacksonian Democracy: New York as a Test Case, 1961) 中，李·本森廣泛考察了1844年紐約州的相關資料，發現天主教徒與新教徒、本地人與外來人之間的區別，對投票結果的影響遠超過貧富差別。本森堅持認為，政黨的階級修辭不過是「嘩眾起寵」的言論；如果真有什麼區別的話，那麼那些看上去保守的、支持商業的輝格黨人，而非傑克遜民主黨人，才是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新政支持者的先驅。邁克爾·霍爾特（Michael Holt）、羅納德·P·法米薩諾（Ronald P. Formisano），威廉· G·謝德（William G. Shade），保爾·克萊普納（Paul Kleppner）、理查德·J·簡森（Richard J. Jensen）等歷史學家也對19世紀的美國政治史進行了相關的研究，並在關於不同的時間和地點的種族與宗教投票行為方面，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因此，不管這些學者之間存在什麼異同，我們都可以將他們稱為美國政治史研究中的種族文化學派。

正當這群反對進步主義史學的歷史學家在最大限度地強調文化因素對政治的重要性，並弱化政治觀念的重要性之際，另外一批學者卻重新發現了思想與政治史之間的關聯。啟發他們的，或者在某些時候直接教導他們的，是哈佛大學的歷史學家佩里·米勒（Peril Miller），他或許是二十世紀美國最偉大的歷史學家。這些歷史學家們顛倒了帕林頓的理念——美國的思想是美國政治的另一種表達方式，很大程度上，他們試圖將政治視為思想的產物。在1945年出版的名作《傑克遜時代》（The Age of Jackson）中，阿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不僅挑戰了將傑克遜支持者視為一場西部運動的特納式的觀點，而且重新強調了知識分子的重要性以及他們的思想在傑克遜民主形成過程中的作用。很多年後，埃德蒙·S·摩根（Edmund S.Morgan）和海倫·摩根（Helen Morgan）強調了思想觀念在1765年印花稅法案危機中的重要性。後來，埃德蒙·S·摩根將這個觀點擴擴展為一篇論文，並在1963年發表，題為「將美國革命視為一場思想運動」。

在20世紀60年代晚期，更年輕的一批歷史學家把思想史與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尤其是卡爾·曼海姆（Karl Manncheim）（他對早期的歷史學家有影響，包括霍夫斯塔特）和克利福德·格爾茨（Glifford Geertz）所描述的更廣泛意義的世界觀聯繫起來。進步主義學派傾向於將政治宣言視為物質基礎利益的偽裝，「新」政治史家將政治述求視為吸引大眾的嘩眾之詞，然而新一代的歷史學家們試圖從18、19的小冊子和報紙文章找到線索，以發現激發美國人行動的大規模的偏見和渴望。伯納德·貝林（Bernard Bailyn）的《美國革命的思想意識起源》(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967)和戈登·S·伍德（Gordon S.Wood）的《美利堅合眾國的締造，1776-1787》(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1776-1787,1969)完全改變了歷史學家們對美國建國時期的看法。他們認為，美國獨立背後的指導性思想力量，不是約翰·洛克的自由主義，而是英國反對派的、自由輝格黨的思想，也就是我們熟知的「共和主義」。埃里克·方納（Eric Foner）在《自由土地、自由勞動、自由人：共和黨在內戰前的意識形態》（Free Soil, Free Labor, Free Men: The Ideology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before the Civil War）一書中也借鑒了類似的意識形態概念來分析19世紀四五十年代的反奴隸制政治，以此把物質利益與道德因素結合起來，認為把大多數北方人聯合起來反對蓄奴的南部州的是自由勞動意識形態。

方納的書在1970年出版；此後，社會史盛極一時，似乎要橫掃其他的美國史研究領域。這其中包含著大量的諷刺，以及與現實事件的一些明顯的關聯。當時，很多新興的社會史研究被稱為「新社會史」，以區別於之前的社會史學所做的更具軼事性質的、更印象主義的研究。「新社會史」也吸收了「新政治史」研究中經常使用的社會科學理論和定理分析技術。（而且，兩種「新」史學的踐行者可能會在新成立的社會科學歷史協會中碰面，儘管他們有時會覺得有點尷尬）。但是在民權運動和反對越戰運動之後，社會史家發現，他們對反對進步主義史學的政治史家毫無興趣。每一個年輕的社會史家的自身經歷都在告訴他們，美國的共識是一個毫無用處的概念。他們試圖發現在歷史之外的投票和政黨記錄，很多是關於黑人和女性的，在大部分的美國歷史中，這些人都被排除在政治之外。在勞工史家和研究奴隸制的歷史學家中，出現了一股明顯的新馬克思主義潮流。這些學者試圖重新發現窒息了美國政治的階級動力，社會史家相信它是美國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基礎，而反對進步主義史學的學者認為它微不足道。（一個結合了社會史和政治史的重要研究指出，「投票箱是階級意識的墳墓」）。一些新社會史的作品復活了進步主義史家的精神，但是，與進步主義史家不同的是，新一代史家只關注邊緣的政治問題，或完全置身於政治史之外。

但是，即便在社會史家中，對政治的興趣也從未完全消失過。有關類似尤金·V·德布斯這樣的政治激進人物的出色傳紀，讓人們對選舉仍抱有興趣；最近，有些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就開始研究社會史的學者把注意力轉向了威廉·詹寧斯·布萊恩（William Jenning Byran）這樣的政治人物。有些婦女史家注意到，在20世紀20年代之前，婦女運動的偉大鬥爭是為了得到選舉權，這意味著他們需要研究政治史。儘管研究美國現代史的學者在融合社會史和政治史方面普遍行動得比較慢，但是阿蘭·布林克利（Alan Bringkey）和伊麗莎白·科恩（Lizabeth Cohen）這樣的學者已經試圖從不同的角度出發來融合這兩個領域。

從始至終，關於政治史死亡的謠言都是誇大其詞。在20世紀80年代，堪薩斯大學出版社開始出版著名的美國總統系列圖書，隨後，亨利·霍爾特（Henry Holt）和時代圖書等一批關於美國總統的圖書相繼問世。受到意識形態研究和社會史研究的印象，「新政治史」的代表史家對不少題材進行了重新評價，包括多爾戰爭和輝格黨等等。在研究共和國早期史的學者中，出現了「新新政治史」研究，它試圖把研究符合和儀式的文化史與更傳統的考察選舉和法律制度的政治史結合起來，重新點燃了人們在早些時候對政治史的興趣。另一批後起之秀則重新考察了很多政治問題，從國家構建的政治經濟到新右派保守主義在里根時代的起源。在政治史陷入低落的之際，很多歷史學家對公共政策史的很多方面進行了研究。包括埃德蒙·摩根、戈登·伍德和約瑟夫·愛麗斯在內的諸多史學名家，也出版了很多集學術研究與通俗易懂的語言於一身的作品，以引發普通讀者對政治史的興趣。

從上述這些研究和對過去一個世紀的思考中，我們可以知道什麼？每個歷史學家可有會有不同的答案，但是我認為我們應該在一些問題上達成一致。首先，美國的政治競爭中經常會出現競爭對手之間的聯盟，因此不能將其簡化為社會學和意識形態原則。其次，不管美國政治看起來多麼不理性的，多麼缺乏思想，但是思想觀念，至少是胡憑亂湊的意識形態，仍在選舉和政府政策的制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再次，美國的政治（就像關於美國政治的歷史寫作一樣），是關於特定的基本原則——自由、平等、民主——的含義的持續爭論，不同群體的美國人對此意見不一，有時甚至有激烈分歧。

政治史如何走出當前的模式和路徑中，我們目前並不清楚。我個人認為，只有在學術嫉妒、方法迷戀和政治入侵這些妨礙職業史學的因素不存在的地方，只有那些已經變成職業識別標誌的標籤被完全忽略的領域，政治史才能發展。如果美國人普遍因為意識形態的毒害而痛恨政治，那麼美國歷史學家將在友愛和寬容盛行的地方重新革新政治史。

毫無疑問，無論政治史家感到他們被多麼輕視，政治史仍然對任何美國歷史研究都至關重要。著名的政治史家約翰·莫頓·布魯姆（John Morton Blum）——他也寫過社會和文化方面的著作——曾經說過：「即便那些痛恨政治和政治史的人，也不能避開政治對他的持續影響」。就像政治不可避免一樣，對歷史學家而言，政治史也不可避免。

本文譯自Sean Wilentz: History and Historians since 1907, OAH Magazine of History, Vol. 21, No. 2, (Ap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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