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中筠：美國移民的前世今生（下篇）

【財新網】（專欄作家 資中筠）

一、移民對美國帶來的巨大好處

外來移民使得美國實際上省去了大筆培養費

儘管存在不少問題，無可否認的是，直到今天的各個歷史階段，外來移民都為美國的發展提供了取之不盡的人力和智力資源。沒有一個國家像美國那樣大批人口是從青壯年開始的，美國實際上省去了大筆培養費，也就是說白撿現成的人才和勞力。在這點上美國的確是非常幸運。在「供應方」客觀上存在著由於種種原因自願離開本土流入美國的人群；在「需求方」有挑選的權力。結果美國在發展的過程中可謂要什麼人就有什麼人。以前的不說，二戰後到20世紀70年代流入美國的科學家已超過16萬人。這一趨勢一直有增無減，新移民的平均教育程度越來越高，80年代流入美國的受過大學教育的移民達150萬。美國越來越多的高科技工業的職工是國際化的（具體數字略）。人們預言，下一代的美國科技人員將主要由（新）移民組成。

除去看得見的高科技、高學歷外，移民還給美國帶來許多看不見的好處：他們不論是辦大企業還是做小生意，都給美國增加大量稅收，創造就業機會，給走下坡路的城市帶來活力，紐約是明顯的例子。更重要的是，和早期的歐洲移民一樣，既然到美國來謀生，絕大多數必然是最能吃苦耐勞，具備競爭力和創造力的。也就是給整體的美國人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

猶太人已匯入美國社會精英的主流

僅舉兩個最突出的族群以見一斑：猶太人和亞洲人。

1）猶太人：早的不說，自19世紀80年代起直到二戰之後，大批東歐和德國猶太人移居美國，他們先後逃避沙俄、蘇聯和納粹德國的排猶，以二戰中規模最大。這批猶太人對美國是一大豐收，越到後來，文化層次越高。由於猶太人有重視教育的傳統，根據70年代的統計，猶太裔佔美國人口總數2.5%，但是占受大學教育的人口8%。特別是從蘇聯移居美國的猶太人文化程度最高，以至於移民問題成為美蘇之間的一項爭端。1990年代美國國會一年一度對「最惠國待遇」問題進行辯論，其所依據的《傑克遜-瓦尼克法》原來就是針對蘇聯限制人才外流的，其中主要涉及的是猶太人。戈爾巴喬夫於1987年12月的一次講話中為蘇聯限制人才外流辯護，其中提到美國一位高級人士承認，美國50%的數學問題是蘇聯移民解決的。

20世紀來美的猶太人多屬中上層，有財產、有文化、有政治活動能力，因受迫害而團結，能量極大。到二戰結束時已成為能對美國政治產生影響的重要力量。杜魯門在關鍵時刻不顧國務院中東問題專家的意見，決定支持以色列建國而得罪大批阿拉伯國家，究其原因，出於選票的考慮是明的一面，因為當時猶太復國主義在美國已是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暗的一面還有希望猶太人有了自己的國家以後不再那樣大量地流向美國。但是后一個目的收效不大，由於中東局勢動蕩不安，更由於在美國成功的機會顯著優越，多數猶太移民的首選還是美國。美國支持以色列建國並未阻止猶太人不斷流向美國，相反，美國公民中猶太族群的壓力卻對美國長期偏袒以色列的中東政策起決定性的作用。

現在猶太人已匯入社會精英的主流，對科技、學術、教育、企業和政治都起著遠超過其絕對人數的作用。應該說，在過去曾經受歧視的族裔中，猶太人基本上已融入主流，甚至於已取得「先來者」的地位。

亞裔族群在美國的地位近年來正在急劇上升

2）亞裔族群。20世紀下半葉的亞裔移民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他們包括華人、韓國、日本和越南，在美國生活中的影響和地位還不能與猶太人相比，但是近年來正在急劇上升，而且也是文化層次越來越高，在高等教育和科研部門，充實了人才之不足。特別是1965年移民法之後，亞裔移民猛增。該移民法重點照顧兩種人：家庭團聚和有美國所需要的技能。而大量進入美國的亞洲人多是第二種人。在1971-1980的移民中亞洲人佔34%，高於歐洲人而低於美洲移民（41%），而1980-1984年間亞洲移民達48%，高於西半球（37%）。儘管多數亞洲國家本身教育落後，平均文化水平不高，但移居美國的人口卻高於美國平均文化水平。例如80年代，美國具有高中以上學歷的占人口總數71%，大學和研究所為44%，而這一時期的亞洲移民的平均學歷分別為87%和70%。而且，他們大多來自大城市，赴美前多少對西方文化和美國的制度有所了解，並懂英語，又能吃苦耐勞，所以對美國社會適應力強，過程短，比較能迅速上升到中上層，在奮鬥上升的過程中也對美國的發展作出貢獻。

分佈

2010年，美國各州人口中亞裔族群所佔比例圖示。

華人對美國知識經濟作出貢獻主要在二戰以後

3）單就華人而言，19世紀的華工移民對開發美國西部，特別是建造鐵路作出了難以估量的貢獻，以後又備受歧視、排斥和壓迫。這種歧視一直延續到20世紀30年代。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后。一方面人民的英勇抗日贏得美國公眾的同情和尊敬；一方面，美國逐漸傾向於反法西斯陣線，華人在美的處境因而得到逐步改善。珍珠港事變后，中美正式結盟，美國羅斯福政府在帶頭廢除治外法權的同時也於1943年正式廢除排華法，從此至少在法律上華人移民享受與其他族裔同樣的權利。直到2010和2011年，參眾兩院才正式通過決議為排華道歉。

華人成分開始改變並對美國知識經濟作出貢獻主要在二戰以後。華人精英流向美國大體上有幾次浪潮：

一、二戰結束后，大學生（畢業或肄業）到美國留學成風，美國幾乎取代了歐洲和戰前的日本，成為留學生最集中的點。不久，內戰爆發，這批人就此滯留美國；隨後，由於政治的或家庭等原因，一部分知識分子和上層家庭去國，不論第一站落腳在哪裡，其中大部分人最後輾轉都到了美國，形成小小的高潮。美國方面在這一時期則因「冷戰」和戰後建設的需要，放鬆且鼓勵華人長期居留和入籍。

二、1965年約翰遜政府頒布新移民法之後，又出現華人移民高潮，絕大多數來自台灣和香港，而且絕大多數都是大學和研究所以上學歷。這批人與第一、二批共同形成華人的中堅，從某種程度上改變了在美華人的形象。據美國官方統計數字，自戰後到1980年大約有10萬華裔高級知識分子定居美國。

三、中美關係正常化之後，又有大批大陸的留學生源源不斷湧向美國。開始多以「學成回國，報效祖國」自許，但是結果回來的比例很小。1980年代美國對的改革開放寄予很大希望，鼓勵留學生學成回國，以便在各個領域內發揮作用，這也是方面的要求。在這一背景下，1986年美國國會通過的《改革與控制移民法》中列入了留學生必須返回原住地工作兩年後方能再到美國申請居留的規定。但是這一規定還來不及認真實施，便因故暫緩。進入21世紀，這一潮流方興未艾。

移民國家的特點對美國的發展總平均利遠大於弊

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分裂、動蕩和種種其他原因造成了一批一批的精英人才流失，同時也是美國的人才豐收。美國對華人入境時緊時松，一是視本身建設的需要，挑選人才，二是政治原因。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現象是，凡是政府對出國人員限制較緊時，美國就放鬆，甚至以此做文章；反之，中方放鬆時，美國就加緊限制。另外還有政府政策不能左右的原因：例如美國高等學府願意錄取的學生、某些科研單位或企業願意僱用的人才，政府很難阻擋。一般說來，受過高等教育而想爭取留在美國的人大多數有一定的工作技能，生存能力、活動能力都比較強，總是有辦法留下來。

華人知識分子及其子女對美國的智力資源是一筆無法估量的財富。更重要的是為數眾多的各級高科技人才的群體。華人的作用極為突出。總的說來，20世紀後半的華人學曆日益提高，儘管他們在上層社會是後來者，對美國知識經濟的貢獻卻正以加速度增長。他們多在科技、教育、學術界，從事研究和教學，其比例遠超過其他少數民族。如果說「科教興國」，那麼他們對美國近半個多世紀的「興」功不可沒。

總之，移民國家的特點對美國的發展動力和發展方式起了極大作用，不論有多少負面的問題，總平均利遠大於弊，美國由此獲得的人力和智力資源是任何一個國家不能望其項背的，誰都知道，近親結婚會造成退化。美國正好是反其道而行之，在人口素質上不斷優化。老齡化是很多發達國家面臨的問題，而源源不斷的移民可使美國部分地緩解這方面的問題。這是美國特有的先天加後天的優勢，其他國家很難仿效。

二、新形勢下的新問題

「美國人」是由對共同的制度和核心價值觀的認同維繫在一起的

但是，福兮禍之所倚，當後來移民洶湧而來，有壓倒原來的主流WASP之勢，事情就起了變化。

今天美國面臨的種族問題不止是歷史遺留的黑人貧困的問題，而是複雜得多的「美國人」的自性，新移民「美國化」的問題。「美國人」與大多數其他國人不同的獨特之處在於不是由血緣關係決定的，而是由對共同的制度和核心價值觀的認同維繫在一起的，那就是體現在憲法中的政治原則。正因為如此，美國才能陸續不斷接納這麼多來自世界各地，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各種族的人而組成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廣義的），有認同感，有凝聚力。因此，對「美國化」提出質疑，必然表現在向主流文化的挑戰。這個問題從二戰以後就開始存在，有人提出「馬賽克」或「大拼盤」之說取代「大熔爐」的形象，說明種族的融合已經越來越困難了。但是即使是拼盤，「WASP」仍然是佔據中心的一大塊，其他大大小小族裔處於層層邊緣。

60年代之後「左派」開始和極右派在民族問題上殊途同歸

1960年代，隨著民權運動的高漲，對白人主流文化統治美國的現狀的反抗也同時興起，與當時高漲的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以及隨之而來的對「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批判和抵制屬於同一潮流。自那時起，種族問題發生了觀念上微妙的變化（為方便計，姑且以簡單化的「左」和「右」來概括）：過去「左」派反對種族隔離，反對強調種族區別，主張幫助黑人和新移民儘快融入主流，成為平等的一員；右派種族主義者則排斥黑人和新移民，認為非我族類，不可能「化」作主流美國人，只能按族群區別對待。60年代之後，「左派」開始拒絕傳統意義上的「美國化」，也就是拒絕接受美國的主流文化，而強調每一個族群的傳統和特點，認為長期受壓抑而不能得到充分表現的文化必須加倍伸張，也就是加強族群意識，族群覺悟，而不是爭取個人的權利。這一觀念與極右派殊途同歸，只不過前者認為不應該「化」，後者認為不可能「化」。處於中間的美國精英則仍然堅持以原來白人基督教文明為核心的「美國化」，並堅持以個人而不是以族群為單位。他們承認今天的許多種族矛盾現象主要是過去種族歧視造成的惡果，是美國歷史的恥辱，應該繼續努力消除這種後果，而認為進一步強調族群區別將適得其反。

1970年代這一分歧暫時沉寂，到80年代後期又抬頭，爭論主要是在大學校園中和學術界，規模也不小。涉及的主要是教學內容——從大學課程發展到中國小課本——和選拔教師以及招生標準。

80年代後期美國一批大學中興起了反主流文化浪潮

80年代後期，在一批大學中興起的反抗浪潮被美國評論界稱為「文化革命」，矛頭集中指向大學部生必修的西方文化課，指責西方傳統文化實際上是「白色男性有產者」（有時還加上「異性戀者」）建立的文化，從本質上是反對並壓迫黑人和其他非西方種族的。這派人要求在文化史的課程中以第三世界的文學歷史和女權主義的作品來代替柏拉圖、荷馬和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等等傳統的經典著作。此事由斯坦福大學的學生開頭，迫使校方修改了課程，緊接著哥倫比亞、芝加哥、密歇根、威斯康星、伯克利加州等一大批大學也採取了不同形式的改革。在這一衝擊下，許多大學另開設了非洲學或關於其他第三世界種族的文化課程，進而設立了非洲學系、專業或研究中心。這一浪潮的另外一項內容是改變教師隊伍成分，要求立即增加黑人和其他少數族裔的教師，當然吸收少數族裔學生更不在話下。這是美國社會多元文化的強烈的自我表現，也是對美國長期有形、無形的白人中心的逆反。這一思潮中最激進的是以黑人優越論和「非洲中心論」來代替白人優越論、西方中心論，以種種文明來源的「考證」為依據。

當然，美國是一個非標新立異不足以引起注意的社會，所以反主流的言論總要以極端的方式表現出來。不過持此論者不僅是一般的激進青年，而是相當有地位的名牌大學教授，並有宏篇巨著。這種以種族為基礎的反主流文化又與各種最時髦的新潮學說結合起來，如「解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建構主義」、「后建構主義」、「讀者-反應論」等等。總的是否定一切西方文明的基礎：民主政治、自由市場、規章制度、適當的程序，不承認有客觀真理的存在，一切都在於每個人主觀的「解讀」。這一思潮又被稱作「新學」，或「後現代」。

第三世界移民不再把「美國化」視為當然

問題真正的焦點是在如何看待美國歷史，就全國而言爭論更主要是在史學界，從大學發展到中國小歷史教學。20世紀末一件意義重大的事件是圍繞《全國歷史教學標準》（用於中國小，以下稱《標準》）的大辯論。1989年全國州長聯席會議通過呼籲書，要求政府制定中國小教學統一的標準，經布希和柯林頓兩屆政府主持，組織全國一流的專業歷史學家和歷史教師共同努力，並徵求各對立學派的意見，到1994年國會兩院正式通過《2000年目標：教育美國法（Goals 2000：Educate America Act）》，文教學術界這樣大規模的由官方組織的聯合「攻關」，在美國尚屬罕見。但是，儘管是妥協的產品，公布后還是引起了軒然大波，來自左右兩邊的批評都很尖銳，焦點還是多元文化與主流文化各占的地位問題。連國會也介入了爭論。到1996年再出一個妥協的版本，才告一段落，但是圍繞這一問題的爭論並未結束，也不會結束。加之國會幹預學術，強迫歷史學家製造「官方版本」的做法違反美國學術自由的基本原則，引起廣大知識分子憤慨。實際上《標準》只是示範，並不能強迫學校一定採用，而許多中國小教員更喜歡原版。在歷史教學問題上出現的這場空前的官民共同介入的事件反映出的是多元種族社會已經影響到文化認同問題。1918年的大遊行所反映的新移民那種急於認同主流文化的情景已是明日黃花。如何維持「一個」美國，成為了問題。再者，與以前不同的是，來自第三世界的移民各自的祖國國際地位也日益提高，使得這些族群伸張自己的文化，維護群體利益的意識上升，不再把「美國化」視為當然。

這一趨勢引起主流精英的憂心忡忡。著名歷史學家小阿瑟·施萊辛格於1991年就出版了以「美國的分化——對多元文化社會的反思（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Reflections o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為標題的著作，典型地表達了這種憂思。在名噪一時的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出版於兩年之後，說的是國際，直接憂慮實際是國內，反映了對白人主流地位的喪失的深刻擔心。2007年又有一本「穿越」科幻小說，題為《美利堅分裂國（The Dis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幻想美國當初在制憲會議上沒有達成建立聯邦的協議，始終是「邦聯」，於是各邦（州）之間衝突和戰爭不斷，最終造成災難性後果。所以當前媒體又開始用美國「分化」一詞，並不新鮮。從不同的角度對美國分化的擔心已經存在了幾十年。

九大文明

亨廷頓於20世紀90年代提出的「文明衝突論」中劃分的世界九大文明。

9.11以後，穆斯林成為歧視對象。矛盾的焦點還有墨西哥移民。在小布希任內，破天荒第一次，美國總統宣布英語為美國正式語言。這令許多人不解，英語是美國國語，還需要規定？這說明美國主流文化進一步感到威脅，首當其衝的是西班牙語裔。築牆也非自今日始。小布希任內已經有派兵防守美墨邊界，以制止墨西哥人的湧入之舉，被反對者譏為另一種「柏林牆」。關於已經進入的非法移民如何處理的問題，小布希提出「綜合移民改革法案」就已經引起爭論：對於已經在美國的非法移民，如果採取一些變通措施既往不咎，開過渡到合法公民的方便之門，則更難制止後來的非法移民；如一律遣送出境，顯然不切實際。當年的爭論已引起過以拉美裔為主的新移民大遊行。

凡是經濟情況惡化，或是社會發生某種危機時，種族矛盾就突顯出來。現在又加上反恐因素，外加經濟低迷，顯然加劇了對移民的防範和排斥。

三、今後何去何從

移民問題是美國長期存在的悖論，應對這個問題，主流美國白人中間，以及執政者中間長期存在分歧。川普只不過代表了某一派的主張。只是以最高執政者的身份，公然把信仰某種宗教的族群和幾個國家的國民籠統定為排斥對象，並且以行政命令付諸行動而不計後果，無論對國內和國際，都越過了底線。即使緊接9.11之後，民眾中開始有針對穆斯林的情緒時，小布希政府的官方表態中都強調大多數穆斯林是良民，絕非恐怖主義者，至少在理論上還維持了一定的原則。如今川普政府的核心人物斯蒂夫·班農在為川普的禁穆令辯護時，一再用「猶太基督（Judeo-Christian）」一詞，把以此為標誌的「西方」與全體伊斯蘭對立起來，提出「猶太基督的西方」與「聖戰-伊斯蘭法西斯主義」之間的戰爭之說。「猶太基督」是美國基督教中極端保守的一派。這種帶有原教旨主義色彩的提法已經超越移民問題，等於是要導向宗教戰爭。當然，現在司法方面已經暫時制止了川普的禁穆令的實施。川普本人以及其政府高官這種極端的、不負責任的狂言，在多大程度上能體現到政策中，尚待觀察。

單就「築牆」而言，其象徵意義多於實際作用，有人比之柏林牆只是嘲弄而已——一個是阻擋外人進來，說明還有這麼多人想進來；一個是禁止自己人外逃，顯然本質上不可同日而語。

至於更深層次的，美國核心價值觀和憲法精神是否得以持續，現有的制衡機制是否失效，那就不僅是對待移民問題，還涉及一系列川普現象所折射出的美國社會分裂的問題，幾股力量的鬥爭方興未艾，可能不是短期內能見分曉的。這場大動蕩的結局是產生再一次深刻的制度革新，為美國開闢新的發展道路，還是使美國從此一蹶不振，果真是人們議論已久的美國衰落的開始，這是對全體美國人民的考驗。不論結果如何，其影響不可能只限制在美國一國之內，這也是我等外人不得不關心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