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機器人徵稅意味著征資本利得稅

微軟公司創始人比爾·蓋茨稍早時候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提出可通過對機器人徵稅籌集資金來培訓被自動化機器人所取代的工人的技能的想法，引發各國各界的廣泛爭議。

按比爾·蓋茨的說法，若一個企業的工人獲得大概5萬美元薪資，其收入將會被徵稅，如果機器人做同樣的事，那也該被同樣徵稅。在教育、養老等需要人類理解和同情心的行業，還有大量勞動力短缺，社會可通過向機器人徵稅，從而籌集資金培訓那些被自動化取代了的人，讓他們進入這些行業。比爾·蓋茨並不認為機器人公司將會因被徵稅而處於弱勢地位，讓他憂慮的是，假如人們總體上對創新的畏懼多於熱情，那是很糟糕的事。因為這意味著人們不會促使機器人往積極的方向發展。所以，徵稅比禁止機器人發展要好。

有些學者認為，向機器人徵稅不利於科學技術進步。機器人本來是勞動工具，而不是真正的勞動者，那些被機器人取代的勞動者，完全可到其他行業或者崗位就業，因此，不能對工具徵稅，因為這違反了各國稅收法律制度體系建立的基本原理。筆者以為，這樣的觀點貌似有理，卻經不起仔細推敲。機器人從事的勞動和勞動者從事的勞動並沒有本質區別。代替勞動者，成為流水線上的工人，早已不是幻想，而是現實生活中存在的客觀事實。表面上看，對機器人徵稅，似乎是對工具徵稅，但從本質上來說，其涉及人類的基本價值觀，也涉及如何看待稅收功能的問題。

隨著機器人的智能化，機器人會越來越多代替勞動者。當機器人取代勞動者從事生產勞動的時候，機器人和普通勞動者在生產勞動屬性上已沒有差別。既然勞動者需繳納個人所得稅，那麼代替勞動者的機器人當然應該繳納個人所得稅。不僅如此，機器人取代了勞動者的崗位，勢必會導致勞動者社會保障福利發生變化，向取代勞動者的機器人徵稅，實際上就是向機器人這一特殊的「勞動者」徵稅，從而確保勞動者的社會保障福利不會因為機器人大規模出現而大幅縮減，人類社會保障體系才能有效運轉，才能藉助於機器人不斷地縮短勞動者的工作時間，使勞動者享受科技進步所帶來的福利。

從自動化技術和機器人產業發展角度來說，直接向機器人徵稅的確會不利於科學技術進步。但是，人類社會資源配置就是如此奇妙，由於機器人的出現，那些本該由勞動者享有的權利和義務，自然而然地被機器人所取代。徵收機器人稅，實際上是高度重視機器人的勞動技能，自動化和機器人生產企業完全可以通過提高機器人單位的勞動效率，減少稅收所帶來的成本負擔。部分學者認為，機器人代替勞動者之後，勞動者可到其他產業就業，因此，機器人的出現不會剝奪勞動者的崗位。這種說法既不符合實際，也缺乏邏輯性。機器人就是要代替勞動者，就是要減少勞動者的崗位。當勞動者失去勞動崗位時，機器人取而代之成為新的勞動者，因此，機器人應當承擔勞動者承擔的一切義務，包括納稅的義務和繳納社會保障費用的義務。

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提出，人類在工業革命之後面臨的最大困境就在於，勞動者稅收負擔越來越重，而資本擁有者和生產資料佔有者的稅收負擔越來越輕。勞動者須繳納個人所得稅，而那些資本擁有者卻可將他們的資金投入機器人生產和使用，不繳納個人所得稅，甚至還可因此減少繳納企業增值稅。這種稅收制度的不公平，導致社會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通過對資本徵收資本利得稅，逐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使勞動者不再承擔更多的稅負，而投資者則需承擔必要的稅負。對機器人徵稅，還將有助於促進自動化和機器人產業提高科學技術水平，生產出效率更高的機器人。

徵收機器人稅，不是對機器人徵稅，而是對機器人擁有者徵稅。所以，這實際上就意味著徵收資本利得稅。如果勞動者稅收負擔逐步減少，而機器人稅收負擔逐漸增加，那麼，整個社會財富分配就會趨於合理。

如何在勞動者和資本擁有者之間合理分配稅收負擔，也是值得立法機關慎重考慮的問題。筆者希望國家立法機關在修改完善稅收法律制度體系時，充分考慮如何增加資本利得稅，減少勞動者個人所得稅，適度增加勞動者的福利，減輕他們的生活壓力，消除他們的焦慮感，提升幸福感。

稅收槓桿作用最直接，利用稅收制度鼓勵科技創新，對於科教興國戰略實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徵收機器人稅，有利於解放勞動者，減輕他們的稅收負擔和社會保障負擔，有利於提高他們的福利待遇，有利於改變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結構，有利於勞動力的再生產。當然，徵收機器人稅是系統工程，要求全面評估國家的自動化和機器人產業，並在此基礎上從維護勞動者切身利益出發，合理確定稅率，以盡最大可能在科技創新與保障勞動者權益之間求得平衡，從而使機器人稅收制度既有利於企業科技創新，又有利於為勞動者保留適當的工作崗位；既有利於改善稅收結構，又有利於減輕企業的稅收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