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穆斯林的"伊斯蘭文化運動"初探(1928-1949)

民國穆斯林的"伊斯蘭文化運動"初探(1928-1949)

文/毓麟

(顧頡剛先生「回教的文化運動」一文介紹)

民國時期(1912-1949)穆斯林內部曾出版上百份伊斯蘭報刊，若讀者有機會閱讀那些報刊，相信可體會到當時穆斯林對於伊斯蘭的熱情、付出與犧牲。近三十年來，已有不少中文文獻，從民族覺醒角度論述這段歷史。另外，也有些文獻從「新文化運動」視角，分析當時穆斯林群體，在面對國內外環境劇烈的變革與新思潮的衝擊下，如何適應這種新局勢，並協助其他穆斯林同胞擺脫愚與貧的困境。事實上穆斯林"新文化運動"這個詞，一般認為與著名歷史學者顧頡剛有關。他在1937年時撰寫一篇『回教的文化運動』，談到近代回教文化運動的開端，與北平的王皓然阿訇有關。在清光緒33年(1907年)時，王浩然遊歷中東穆斯林地區，回國后成立回教師範學校與新式學堂，從此開啟一系列穆斯林文化復興事業，如成立伊斯蘭新式學校、派送青年學子到埃及學習伊斯蘭知識、以及引進與翻譯伊斯蘭各式經書。但從文化角度理解那個時期參與這些活動的穆斯林群體或許仍不夠全面。顧頡剛對穆斯林的觀察與評價是在抗戰爆發前夕。抗戰爆發后，參與這股運動的穆斯林群體有新的展現形式。因此僅以文化角度觀察，未必全盤呈現這些參與者所代錶的歷史意涵。至於該如何理解這個穆斯林群體？透過近兩年初步的文獻搜索與整理，以及與其他地區的穆斯林團體對照，筆者認為或許可用『伊斯蘭運動』視角，回溯這段歷史。

本文將伊斯蘭運動視為一個中性名詞。這個詞雖然在現今中外媒體甚至部分學術研究中，看似與極端思想、政治運動及推翻既有現狀有關。但若從這一百年的歷史發展來看，伊斯蘭運動並非是僵化不變的概念，也未必完全符合今日一般世人的負面認知。當代伊斯蘭運動的出現主要是響應西方現代化的衝擊。一般認為1798年拿破崙入侵埃及是中東地區穆斯林現代化的開端。至此，西歐在政治、經濟甚至文化程度超越了穆斯林社會。在此情況下，穆斯林知識分子重新檢視對經書的理解方式，以回應外界的挑戰。當時穆斯林內部出現不同思潮，其中一個稱為泛伊斯蘭主義(Pan-Islamism)或稱現代伊斯蘭主義(IslamicModernism)。該思潮主要的代表人物為阿富漢尼(Jamal al-Din al-Afghani, 1839-1897)、阿布杜 (Muhammad Abduh, 1849-1905)與里達(Rashid Rida, 1865-1935)等人。這些學者認為，穆斯林在面對西方現代化的衝擊時，必須重新理解伊斯蘭信仰的內涵，並擷取西方的精華(科學、民主與憲政體制)后，再進行社會實踐，藉此提升穆斯林社群整體水平。這種泛伊斯蘭運動的思潮，不僅發生在中東地區，更影響那時在埃及留學的穆斯林青年學子們。從他們的翻譯與著作中，可以看到泛伊斯蘭運動思想的影子。

泛伊斯蘭運動強調根據對經書的重新理解后，進而實踐改善穆斯林整體地位。這種思維並非獨創，而是來自伊斯蘭信仰與歷史傳統。伊斯蘭運動的核心為革新。革新對照於阿文是tajdjd與 Islah兩個辭彙。這兩個辭彙皆與信仰有關，根據一段可靠的聖訓， 『安拉在百年之初，會派遣某人或某群體革新(yujaddidu)宗教』。[1]當前學者蓋拉達威(YusufQaradawi)闡明此聖訓，表示復興伊斯蘭的不光是一個人，還包含團體，又或是整個時代的現象。19世紀末期，阿富漢尼與阿布杜師徒二人根據此革新理念，作為伊斯蘭運動核心基礎。這邊必須強調的是，革新並非像歐洲的天主教般，革除信仰核心或臣服於世俗化。英國牛津大學拉馬丹(Tariq Ramadan)教授在這本《徹底改革：伊斯蘭倫理與解放》 (Radical Reform:Islamic Ethics and Liberation)一書表示，革新並非觸及伊斯蘭六大信仰、五大功修與經文明確提到的禁令，然而不同時代的學者們，會根據所處社會背景，重新理解經書精神，進而提出新的解釋與實踐方式。

從民國時期的穆斯林報刊中，可以發現這種概念也存在於穆斯林群體中。但必須注意的是，穆斯林的伊斯蘭運動有別於中東及其他地區。首先，穆斯林是個少數族群，分散在各個地區，也就是一般所說 『大分散小集居』的特色。長期以來，各地的穆斯林除了經堂教育網路外，彼此間沒有建立非常緊密的聯繫。其次，穆斯林沒有如中東地區的穆斯林一般，建立一套有系統且具規模的伊斯蘭秩序存在，更不用說影響到以非穆斯林為主體的社會。穆斯林普遍對於公眾事務感到冷漠，與主流社會保持適當的距離，如 『爭教不爭國』這個辭彙可反映穆斯林的整體情況。若說具有集體性質的活動，在抗戰之前也僅是地方或區域性質，尚未遍及全國。因此，若用伊斯蘭運動角度，回顧民國時期穆斯林的歷史時，有幾點需要再特別闡明。

1.人員組成與發展過程

參與伊斯蘭運動的人員，僅是當時所有穆斯林(特別是回民)當中的一小部分，並未得到各地普遍的響應。儘管如此，他們有一份強烈的使命感，致力改善穆斯林在教育、社會、經濟與政治的整體地位。這股伊斯蘭運動原本僅是區域性質，集中於華北、華中與西南三地。穆斯林人口最集中的西北地區，參與人數反而最少，甚至西北穆斯林成為上述三個地區穆斯林關心與協助的對象。這種區域性的伊斯蘭運動逐漸串連在一起，與1928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后，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後有關。透過國民政府的國族建構(Nation-Building)，各省穆斯林菁英階層與宗教學者攜手合作，致力於伊斯蘭事務的推廣。在1937年對日戰爭爆發后，伊斯蘭運動更加體制化，具有全國規模。

參與伊斯蘭運動的成員，大致可區分成宗教人士與知識分子兩大類別。宗教人士可說是伊斯蘭運動的主幹。宗教人士在伊斯蘭術語中稱為『烏拉瑪』 (Ulama)，具有傳承伊斯蘭信仰與知識的重要使命。這些宗教人士來自經堂教育背景，但不排斥現代科技知識，願意與穆斯林知識分子及軍政人物合作。如有民國時期四大阿訇之稱的哈德成(1888-1943)、王靜齋(1879-1949)、達浦生(1874-1965)與馬松亭(1895-1992)，他們投入於新式伊斯蘭學校教育與管理的事業，同時積極向主流社會宣揚伊斯蘭訊息。除了這些宗教學者外，新式伊斯蘭學校如濟南與北平的成達師範學校、雲南明德中學與上海伊斯蘭學校培養不少具有現代意識的穆斯林學子。有關這些宗教人士與青年學子們，如何理解伊斯蘭信仰，進而實踐在公眾領域中，在稍後段落會簡要的說明。

民國時期伊斯蘭運動的特色，除了宗教人士推動伊斯蘭運動外，穆斯林知識分子與黨政人士也相繼投入此行列。不少穆斯林參與伊斯蘭新式學校的管理工作與穆斯林報刊的編輯。這些人士不如宗教人士般，對伊斯蘭知識有深入的理解，但不能否認他們具有強烈的穆斯林(回民)意識，致力於改善穆斯林整體地位。與宗教人士的不同處，他們是國民政府國族建構的支持者與搭橋者，經常向穆斯林大眾表達國族建構(如三民主義與中華民族)與伊斯蘭信仰并行不悖的觀點。1928年後，伊斯蘭運動在教育層面看似有所進展，除了宗教人士與知識分子的攜手合作外，穆斯林軍政人士也是幕後的推手。如北平成達師範學校與上海伊斯蘭學校得以順利運作，與西北馬福祥家族的大力協助有關。

1937年對日戰爭爆發后，伊斯蘭運動進入新的階段，走向了體制化並從原有區域性質轉化成全國性質。會有這種轉變，與回教協會(簡稱回協)的創建有關。當時日本軍方盤據東北與華北一帶，國民政府擔心日方誘使西北地區的穆斯林，成立回教國以分化。故最高領導人蔣中正要求白崇禧(時任軍事委員會副參謀總長)組織回民團體，防止日軍的分化。隨後在白崇禧的協調之下，回教協會於1938年在湖北漢口成立。回協是一個政治性質的回民團體，配合國民政府的政策，抵禦日本對在軍事、政治與外交的各項侵略行動。回協透過政治手段，首次有系統整合各地穆斯林組織，在全國各省縣市成立分會，嘗試將各地穆斯林納入回協管轄。也因為這個背景，回協被後人視為國民政府操縱的工具。如一些文獻中提到，當時民族情感較為強烈的回民，對於國民政府不承認"回族"與"回民"一事，感到憤憤不平。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回協的成立本與政治相關，並不是單純的伊斯蘭信仰團體。如後人所津津樂道的留埃穆斯林學子們的抗日宣傳工作、回教近東訪問團與南洋訪問團等，都與回協有關。儘管回協帶有強烈國族主義色彩，但整體來說並無弱化伊斯蘭信仰，穆斯林知識分子與宗教人士之間的關係更為緊密。如戰時回協已對伊斯蘭教育進行相當規劃，如計劃成立伊斯蘭大學、在三所國立大學開設阿拉伯語與伊斯蘭文化講座、地方上鼓勵廣設回民中國小、協助漢譯古蘭經出版等伊斯蘭教育方案。

抗戰時回協的標語將信仰與國族建構結合

戰時國民政府同意創辦回教大學

三所國立大學設立伊斯蘭文化講座

回教協會推廣主麻運動

2. 民國穆斯林對於伊斯蘭的認知

筆者會從伊斯蘭運動的角度，梳理這段歷史，主要因為那段時間參與運動的穆斯林宗教人士與知識分子撰寫許多文章，表示伊斯蘭信仰是他們參與公眾事務的原動力。關於這方面的研究，似乎未見其他學術文獻專門探討。針對這項子題，目前僅是探索階段。筆者初步篩選出82名人物與他們所撰寫的339篇文章，分析當時參與運動的這些人員，如何認知伊斯蘭信仰賦予他們的意義，並將此內涵應用在生活與社會中。

(1) 宗教學人：伊斯蘭運動的領導者

這邊的宗教學人泛指參與新式伊斯蘭學校的穆斯林學者與學子們。這些宗教學人從小接受經堂教育，同時也不排斥現代化思潮。他們不只將伊斯蘭單純視為一個宗教信仰，也積極將伊斯蘭的理念宣揚出去。當時這些宗教學人討論的主題大致可歸納成三點:

a. 重新定位伊斯蘭信仰與伊斯蘭教育制度的改革

民國時期政治雖然紛擾，但在思想與言論層面，民眾可說享有一定程度的表達自由。在這環境下，參與新式伊斯蘭學校的穆斯林宗教學人們，紛紛表達他們對伊斯蘭的認知與實踐方式。如王靜齋"五十年求學自述"、"回教經堂的檢討"、"發揚伊斯蘭文化之必要"、達浦生"振興回教芻義"、馬松亭"演講：伊斯蘭發展的方法"、龐士謙"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課本"、"全國清真寺海里法教育改良"、馬堅"改良回教教育芻義"、林興智"對宗教教育改革的我見"等文章，皆談及傳統伊斯蘭教育無法與時俱進，必須進行制度的改革。他們強調教育改革並非是要革除伊斯蘭核心，而是重新思索伊斯蘭在現代的意義。以馬松亭在1930年《回教青年月報》的"演講：伊斯蘭發展的方法"一文為例。他提到伊斯蘭積極入世的精神：

"試問現代的伊斯蘭，是否如前聖時解決社會問題的盛況呢？是否在干治世的工作？…回教之入也有一千多年了。後來慢慢的與當地的風俗習慣相混合，祇有回教不求發展，到了現在當然是落伍的，是退化的回教本是演化的，前進不停的，本是入世的，解決社會問題的，何以現在到這般地步呢？其主要原因是回教沒有明了古蘭經的基本功能，沒有一總的抓住去解決社會問題。所以我們發展伊斯蘭就是仍舊要把回教之入世的，解決社會問題的真精神，再放在現在社會裡面去，從新實現回教原有的功能。"

上述的觀點並非特例，在其他穆斯林宗教學人發表的文章中，都能見此概念。對於他們說，伊斯蘭是驅使他們積極向上的原動力。

b. 翻譯伊斯蘭經書

既然這些穆斯林宗教學人認為，伊斯蘭信仰驅使他們參與穆斯林教育與文化事業的革新，那麼該如何實踐在日常生活中？古蘭經與聖訓是伊斯蘭的兩大立法根源，規範穆斯林日常生活行為。但在民國以前，這些經書沒有普遍翻譯成中文，穆斯林大眾難以直接透過譯文理解伊斯蘭信仰內涵。因此翻譯伊斯蘭經書，普及伊斯蘭教育知識，是當時這些穆斯林宗教學人最主要的工作。如今日穆斯林最常使用的王靜齋阿訇與馬堅教授的古蘭經中文譯本，都是那個時代翻譯的產物。除此之外，許多接受新式伊斯蘭教育的學生們，也從事古蘭、聖訓與伊斯蘭教法的翻譯。以33名留學埃及的穆斯林青年學子為例，至少一半以上的學人曾參與經書翻譯的工作。

留埃學生林興智畢業照

留埃學生參訪同濟大學

c. 信仰與現勢結合

這些參與新式伊斯蘭學校的宗教學人們，認為伊斯蘭不只是儀式性質，還必須與現勢結合。除了參與新式伊斯蘭教育的運作之外，他們將伊斯蘭視為改善社會的唯一出路。如其中一位留埃學生金殿桂，在出國之前，寫了一篇"大伊斯蘭主義可以救"的文章。該文提到當時內憂外患的，唯有實行"大伊斯蘭主義"，透過天課制度與團結互助的精神，才能免除這些威脅。另外他提到，"大伊斯蘭主義是維持世界和平的，是治理社會的，是給人造福利尋愉快的，是打倒帝國主義的好武器。我們要想內亂消滅，成一鞏固有組織有系統的團體，只用大伊斯蘭主義的兩項，就可以解決了這些問題。"從現在眼光來看，該文看似不夠成熟、過於天真與充滿熱情。不過熱情正是那個時代穆斯林宗教學人普遍既有的現象。他們的文章時常顯示對伊斯蘭信仰的熱誠與自信。受到當時國外穆斯林民族主義運動與國族主義建構的影響，穆斯林學子們屢屢強調弱小民族團結起來，抵禦帝國主義者侵略的概念。從這個角度來看，那些穆斯林認為伊斯蘭運動，不僅是單純改善穆斯林社群整體地位，更具有經世濟民的功能。如馬松亭在"回教與人生"一文中，談到伊斯蘭信仰賦予穆斯林的社會意義。馬松亭表示伊斯蘭"指導人們的精神生活，以進取，負責的態度，來指導人們的社會生活；以同情的立場，經濟的原則，來指導人們的物質生活；對於人生全部，有極大的貢獻。"

"回教與人生"一文

(2) 知識分子與黨政人士：伊斯蘭運動幕後推動者

如文章開始所述，推動伊斯蘭運動的主幹是宗教學人。事實上，不只是宗教學人，不少穆斯林知識分子與軍政人士等菁英階層也參與這個事業。這些人士對於伊斯蘭經書的理解自然不比那些宗教學人，但同樣受到伊斯蘭信仰驅使，對內致力於改善穆斯林大眾整體生活水平，對外則配合國民政府的國族建構。這些人士相當尊重宗教學人的伊斯蘭專業知識，可說是宗教學人推動伊斯蘭運動的幕後推手。當時不少文章透露出宗教學人與這些菁英階級之間誠摯的友誼與情懷。至於這些人士與宗教學人略為不同之處，在於他們是伊斯蘭信仰與國族主義的搭橋者，強調伊斯蘭信仰與愛國并行不悖。這些代表人物包含白崇禧、唐柯三、孫繩武、張兆理、時子周、王曾善、馬天英與薛文波等人。這些人士並非是單純的民族主義者，或是沒有自覺意識，完全聽命於政府。相反的，許多人士對於教門事務相當執著，給予宗教學人最大的支持。他們透過社會影響力，對外積極爭取穆斯林應有權益，如推廣新式伊斯蘭教育、協助經書翻譯出版、國民外交與回民參政等事務。

抗戰後參與政務的穆斯林名單

3.未來研究方向

以伊斯蘭運動概念，回溯民國時期這些穆斯林群體的歷史，或許可以提供一個新的理解視角。在面對今日歐洲穆斯林議題時，牛津大學拉馬丹教授提到，伊斯蘭復興運動的推廣，不光是宗教學者的責任，還必須與其他領域的知識分子相互合作與配合，改善今日穆斯林整體貧與弱的困境。此外，伊斯蘭運動不單是穆斯林菁英階層的事，還必須包含一般穆斯林大眾的參與。80多年前的穆斯林似乎呼應拉馬丹教授的理念。當時文獻數據顯示，穆斯林宗教學人與知識分子階層相互合作，根據伊斯蘭信仰教導，致力改善穆斯林社群整體地位，同時也為所處的社會貢獻一份心力。以上僅是對於民國時期穆斯林運動的初步探索。相關內容與細節，仍需更多時間挖掘與相關研究人士的不吝指教。除了當時流傳下來的穆斯林期刊之外，或許還可透過其他文獻，如口述歷史、民國史(政治、經濟、社會、思想)、政府檔案與1930年代的世界伊斯蘭運動思潮等資料，捕捉那一段穆斯林先輩遺留下來的歷史圖像。

註：本文僅是初稿，故暫時未列註釋與參考書目，若讀者想了解引用的書目或提出建議，請來信至[email protected]。

(作者毓麟，研究興趣為巴勒斯坦、伊斯蘭運動與穆斯林少數群體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