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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專題|跨境數據流動、數字創新與經濟增長(摘譯)

深度專題|跨境數據流動、數字創新與經濟增長(摘譯)

迎接數據治理時代,

聚焦數據跨境流動

跨境數據流動、數字創新與經濟增長(摘譯)

羅伯特·佩珀(RobertPepper),

約翰·加爾蒂(JohnGarrity),

康妮·拉薩(ConnieLaSalle)

作者簡介

羅伯特·佩珀(Robert Pepper),在愛荷華大學、印第安納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擔任教授職位,是哈佛大學研究機構的成員之一,此外,他還是安南博格華盛頓傳播政策計劃 (the Annenberg Washington Program)的主任。

約翰·加里蒂(John Garrity),思科的全球技術政策顧問。

康妮·拉薩爾(Connie LaSalle),美國華盛頓都會區政策分析師。

40年前,英格蘭女王成為第一個跨境傳輸實時電子數據的國家元首。1976年,即美國將阿帕網(ARPANET)連接到倫敦大學學院和挪威皇家雷達機構(the Royal Radar Establishment in Norway)之後的三年,伊麗莎白二世女王陛下以「HME2」用戶名發送了一封電子郵件。今天,全球有超過32億人訪問和使用互聯網,國家、公司和公民之間產生的數據流量逐漸成為「知識經濟」的一部分,多年來一直被認為是經濟增長與生產力發展的重要驅動力量。善於促進數字化進程的國家見證了新興產業的出現以及傳統行業的加速發展。然而,儘管互聯網越來越普及,但對數字流動過程中的障礙的擔憂也在逐漸加深。本章主要探討跨境數據自由流動對創新與增長的影響。

全球數字工業的發展及其對國家經濟的影響

互聯網商業的發展與全球經濟大規模擴張是相同步的,這一期間,全球經濟名義上從1980年的11.1萬億美元增加到73.5萬億美元,增長了6.6倍。互聯網協議流量持續快速增長,預計2019年流量將是2005年的64倍。其主要原因是全球互聯網帶寬的增長。從2010年每秒小於50TB到2014年每秒大於200TB,增長了四倍多。更重要的是,2005年至2012年,跨境互聯網流動總量增長了18倍。

這種累積增長影響著國家經濟的方方面面,不僅僅是它們的新興技術部門,事實上據估計,傳統行業的公司獲取了75%的互聯網利益。數據跨境流動產生了積極廣泛的經濟影響。例如,2012年美國服務出口總額的61%(約3837億美元)以數字方式交付,美國進口總額的53%以數字方式交付。從絕對數字來看,歐盟的數字化出口和進口數量甚至更大,2012年歐盟出口的4660億美元以數字方式交付,2970億美元的進口額以數字方式交付。根據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美國ITC)的數據,估計2011年美國數字交易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從3.4%增長到4.8%,創造240萬個就業機會。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UNCTAD)也估計所有貿易服務中約有50%是通過技術產業的創新實現的,其中包括促進跨境數據流動。根據麥肯錫公司新發布的報告,2014年數據流量為全球GDP貢獻了2.8萬億美元,現在跨境數據流動比傳統的貿易流量創造更多的經濟價值。

除了這種經濟影響之外,數據的自由流動本身也是創新的重要動力。它有利於分享想法和信息、傳播知識、促使個人和公司之間的合作與互相借鑒。互聯網創新需要一種鼓勵個人嘗試互聯網新用途的環境。在嚴重限制數字化合作的地方,人們不太可能進行嘗試,因此創新不太可能出現。開放互聯網的國家往往更具有創新性,如圖1所示,說明了一個國家分享信息的能力與創新能力之間的關係。數據表明,在國際上分享數據能力較高的國家(反映為國際互聯網帶寬能力高的國家)在國家創新水平方面也有較高的水平,創新水平由2015年每個國家的全球創新指數測評而來,這一指數根據79個不同指標計算得出,是衡量國家級創新能力的主要方法。

此外,觀察到國家層面的潛在數據流動的各種測量指標與其結果測量指標之間存在高度的相關性。自由之家的「2015年網上自由」是衡量潛在的數據流量的指標之一,這一指標是基於互聯網連接障礙、內容限制和侵犯用戶權利三個方面對65個國家進行衡量。當與2015年網路就緒指數影響子指數(表1)的經濟影響支柱相關聯時,其作為結果指標,顯現出了明確的相關關係。

跨境數據流動的影響:企業和經濟活動的引擎

跨境數據流動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企業在國際上開展業務的能力。

在最近一份報告中,商業圓桌會議劃分了至少六個企業可以跨境傳輸數據來支持業務運作的不同的活動領域。這些措施包括設備互聯機制,大數據分析,辦公後台整合,供應鏈自動化,數字化協作和雲可擴展性,見框1。

跨境流動(尤其是數據和語音)降低了與貿易和交易相關的成本,這包括客戶參與(查找和履行訂單)以及與商業相關的其他運營成本。美國ITC最近的一份報告估計,互聯網平均降低了26%的交易成本。此外,利用互聯網在全球交易平台上進行交易的中小型企業成功率為54%,比離線業務高30%。那些在線的中小企業幾乎與大型企業一樣進行出口業務。

在企業層面,大量的具體實例說明了跨境數據傳輸能力是怎樣提升企業的運營和績效的。例如,在190多個國家開展業務、擁有17.4萬名員工的消費品公司聯合利華,它開發了一個全球企業資料庫,其中收集了所有業務的信息,以便全面顯示整個系統。這一努力的主要目標是編製一個綜合性的消費者資料庫,可以在最細微的級別實現分析。此外,聚合關於公司運營的信息有助於確定降低成本和改善業務績效的領域,從而為消費者帶來更多的經濟實惠的產品。

同樣,在6大洲超過40個國家開展業務的礦業公司力拓集團,從它的卡車和鑽機中收集實時數據,然後將其傳送到澳大利亞布里斯班的加工卓越中心(PEC)。力拓對業務的積極監控和實時調整已經大大提高了運營效率,減低了費用,隨著新興流程的不斷創新,費用還會進一步降低。

在思科公司,跨境傳輸數據的能力優化了該公司的運營。例如,在北卡羅來納州羅利的三角公園研究機構(思科最大的技術援助中心,超過4500名員工)全天候全時段為世界各地的客戶提供技術支持,當客戶和思科員工面對疑難硬體或軟體問題,技術專家能夠遠程登錄,運行診斷工具,無縫地彼此交換數據。這種業務活動從根本上依賴於數據的自由流動。

跨境數據流動對個人和企業家的影響

在個人層面,訪問基於雲計算信息的能力具有重要意義,個人越來越多地在線存儲他們的信息。思科全球雲指數估計,從2014年到2019年,使用個人雲存儲的互聯網用戶會從11億增長至20億(佔全球網民的55%)。在全球範圍內,到2019年,每個用戶使用雲存儲耗費的流量將為每月1.6千兆位元組,而2014年為每月992兆位元組。基於雲的服務可能在國內市場或其他國家開通。

新的企業家還可以從基於雲服務的構建的基礎設施、平台和軟體中獲益,這些服務可能設置於其他國家。其中包括應用程序、數據、中間件、操作系統、虛擬化技術、伺服器、存儲和網路功能或設備。由於能夠以現收現付模式訪問這些服務,而不是必須進行大量的初始資本投資,因此新業務准入的經濟障礙已經明顯降低。據估計,企業家建立業務雛形的成本已從1990年代的約200萬美元下降至不到5萬美元和大約6周的工作時間。此外,依賴於商業模式,在某些情況下,新企業啟動成本(在基於雲計算的基礎架構的可負擔性支持下)可能低至3000美元。

數據自由流動與數字經濟價值的風險

思科公司的數據分析表明,自由流動的數據通過將人和物連接起來,以改善流程並且賦予任何經濟體巨大的價值。據估計,從2015年至2024年,數字經濟潛在的基本價值的增值空間(定義為:由於互聯網技術的應用日益增多,公司和行業之間產生的收入增加值和成本降低值之和)約有29.7萬億元。其中私營部門佔到23.8萬億美元,近三分之一的公司利潤存在增值機會,電信服務提供商有機會獲得1.8萬億美元的新經濟價值。整體數字經濟的發展意味著每年GDP有0.43%的潛在上升空間,預計創造270萬個潛在就業機會。

那些處於網路自由度較低環境的國家和公司會發現它們的創新和經濟增長受到了阻礙。思科公司新的調查表明,與網路安全相關的風險也會減緩創新速度,某些公司的一些高級管理人員已經表示網路安全問題已經迫使其公司放棄一些關鍵任務項目。具體而言,在受訪1014名高管中,有39%的人員表示由於網路安全問題導致其公司「停止了關鍵任務計劃」,71%的受訪者部分或完全同意網路安全威脅以潛在或實際的形式阻礙了創新。此外,60%的受訪者部分或完全同意網路安全風險阻礙了智能產品和互聯網產品的發展,而這正是數字化進程的一個要素。

互聯網是由協議架構的,通過協議能夠確定網路上任意兩點之間傳輸數據包的最快路徑,然而,各國政府越來越多關於隱私,安全和地方性競爭的擔憂,導致產生了一些政策和監管障礙。當過度限制性的跨境數據流量管製造成貿易壁壘,影響商業模式時,困難就會增加。過度繁複的法規可能會減緩或阻止商業交易,從而增加成本並阻礙將產品交付市場。如商業圓桌會議所述的限制示例,見表2。

在世界各地實施的限制的數量和影響似乎在增加。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SITC)將本土化要求視為數字通信行業中82%的大公司和52%的中小型企業的障礙。本地化措施是最常見的數字貿易壁壘。

這些限制增加了大量的業務成本,與成本和物流相關的合規負擔,可能會減緩或停止業務活動並限制創新。

前景:經濟增長、數據流動和國家憂慮之間的平衡

如上所述,雖然跨境數據流通的好處是明顯的,但是還需要進行實證工作。而且還有一些國家對隱私、安全和地方經濟活動的擔憂可能會促使制裁措施的出台以制止某些數據流動。鑒於這些情形,我們建議實施如下準則(參見框2示例):

  • 在實現合理的公共政策目標基礎上,確保制定對貿易限制最小的政策,使得破壞性最小化。

  • 謹慎草擬法規,其範圍盡量狹窄,目標具體明確。

  • 全球協調,盡量減少不同司法管轄區之間的法規衝突。

  • 評估任何擬議法規的成本,確保合規成本。不超過可量化的收益。

  • 恪守貿易規則義務。

總而言之,對跨境數據流的任何限制都應該解決具體的問題,不能停留在理論上,應做最小限度的限制,如果可能的話,要設定時限。這些行動應儘可能減少對經濟施加限制的任何附帶損害,並確保互聯網繼續成為創新、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驅動力。

思科系統公司(CISCO SYSTEMS),位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聖何塞,成立於1984年12月,是全球領先的網路解決方案供應商,經營範圍涉及互聯網解決方案、設備和軟體產品。

《汕頭大學學報·網路空間研究》,2017年第5期,第32-35頁。

羅伯特 • 佩珀 (Robert Pepper),約翰 • 加爾蒂 (John Garrity),康妮 • 拉薩爾(ConnieLaSalle)《跨境數據流動、數字創新與經濟增長》(摘譯) ,夏鴻譯。

本文的專有出版權歸《網路空間研究》所有,

轉載請保留文章完整,註明出處。

第33卷 總第172期

刊號:ISSN1001-4225 CN44-1058/C

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

主編:方興東

汕頭大學學報·網路空間研究

投稿郵箱:stuiii@163.com

訂閱熱線:0754-8650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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