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讀史】內村鑒三：寧做與大眾對立的「國賊」

1890年，內村鑒三踏進東京的第一高等中學，成為了一名教師，講授「萬國史」課程。這位29歲的年輕人從美國留學歸來，意氣風發，希望在教育上做出一番事業。他的人生確實在這所學校里發生了重大轉折，不過他沒有想到的是，自己會以一個舉國聞名的「國賊」身份被趕出學校。

內村鑒三1861年出生在一個武士家庭，16歲來到北海道，進入札幌農學校學習水產專業。這所學校充滿自由主義氣息，教員均由國外聘請，他們開設的科目除實用外，還有英國文學、心理學、英語演講等。校長是美國人威廉·史密斯·克拉克，一位著名的自由主義教育家，同時也是一位虔誠的傳教士。內村受該校濃厚的基督教精神感染，接受洗禮，成為了一名虔誠的基督教徒。畢業后，他任職於北海道開拓使機關，負責漁業行政工作。1884年，他又橫渡太平洋，在美國大學留學6年。歸國后，他認為日本需要大量人才來推動社會進步，因此轉向教育事業。

青年內村鑒三

彼時的日本似乎確實有一種「日日新，又日新」的氣象。就在內村鑒三當上教師的這一年，11月，第一屆帝國議會召開，史無前例的君主立憲制開始運轉。可是在此之前一個月，明治天皇發布《關於教育之敕語》（通稱「教育敕語」），卻試圖將這個國家拉向另一條道路。

只有300多字的「教育敕語」，一反過去那種向西方學習、「求知識於世界」的新銳精神，轉而尋找自己的特性，竭盡全力讚美「日本特色」，鼓吹日本「國體之精華」。它強調國家主義，宣揚忠君愛國思想，要求教育造就忠孝合一、忠君愛國的馴良臣民。

為了貫徹「教育敕語」，政府發布《國小校教則大綱》，要求修身教育「以教育敕語內容為基礎，啟發培養兒童之善良心，涵養其道德之心，傳授人道之實踐方法」。政府檢定合格的修身教科書，也要在卷首都刊登《教育敕語》。所有學校都要設立供奉天皇、皇后「御影」（照片）和《教育敕語》的奉安殿，每到慶祝日、大祭日的慶典時，全體師生必須面向 「御影」和《教育敕語》行最敬禮，山呼萬歲，再由校長奉讀「敕語」，大家必須低頭恭聽。

1891年1月9日，內村到該校任教4個月後的一天，第一高等學校舉行奉讀天皇簽字的《教育敕語》的儀式。奉讀儀式結束后，教師和學生每5人一隊在《教育敕語》前行鞠躬九十度的最敬禮。可是信奉基督教的內村鑒三認為，教徒只向上帝致敬，因此他沒有向教育敕語行最敬禮，便退下講壇。此舉被視為「大不敬」，遭到了在場教師和學生的強烈指責，在社會上激起軒然大波，釀成了轟動全國的「大不敬事件」。

當時的報紙雜誌競相報道「大不敬事件」。據統計，對此事件的報道、評論達143篇，參與報道的報紙達56種之多，幾乎眾口一詞，全部冠以內村「國賊」、「不忠之臣、」「外國教會的奴隸」之類的污衊之詞。在一個民族主義高漲的國家裡，「國賊」是一個可以殺人的標籤。事實上，有些愚忠思想嚴重的學生就給「不敬之徒」內村鑒三寫信，信封里裝進剃刀，要求他「剖腹去吧！」

一時之間，內村鑒三成了人人可得而誅之的「國賊」。第一高等中學將其開除，內村鑒三成為失業者。一位同事因為維護內村，也受到免職處分。失去了生活來源的內村又患上流感，雪上加霜，他年僅23歲的妻子也不幸被傳染，竟然夭亡。生活困苦不堪的內村不得不輾轉在泰西學館、熊本英語學校、名古屋英和學校任教。

儘管備遭孤立，窮愁潦倒，但內村鑒三沒有放棄自己的信仰，堅決不向社會低頭。後來他長期為各種媒體撰稿，成為了一位很有影響力的報人。這時，他的國家已經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在教育敕語的影響下，大小官吏開口閉口離不開「忠君愛國」、「忠孝仁義」這一套。學校里天天向學生灌輸「教育敕語」的思想，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一代日本青少年的單純心靈。「一旦緩急，則義勇奉公，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的想法，主宰了他們的心靈。那個時代學生最關心的話題是為天皇犧牲，成為戰至最後一滴血的勇敢戰士。他們響應國家的號召，瘋狂地投身於日本政府發動的所有對外戰爭中，淪為戰爭的工具。

《教育勅語》

最初，內村鑒三也支持政府1894年發動對大清國的戰爭（甲午戰爭）。因為和許多知識分子一樣，他認為維新后的日本是「文明」的，大清國是「野蠻」的，所以日本對大清國的戰爭是「文明教化野蠻」的行為，是對抗議的「義戰」。但是甲午戰爭之後，他看到日本從攫取了大量白銀、割取了大量領土，才領悟到戰爭不過是粉飾成「幫助鄰國進步」的強盜打劫。因此，他稱甲午戰爭為「欲戰」——為了國家私慾的戰爭。之後他義無反顧地轉向反對一切戰爭，成為了著名的「非戰論」者。

在1904年日俄戰爭前，日本舉國上下再次掀起戰爭狂潮，甚至那些社會改良主義者、基督教領袖也站出來支持戰爭。在日本對俄開戰論甚囂塵上之時，內村鑒三公開發布反戰文章。他冷嘲熱諷地批判「慈善家的主戰主義者」們，挖苦他們「不允許姦淫，但允許流血；憐憫孤兒，但卻允許製造數萬孤兒」。

就這樣，內村鑒三將自己推向了無數國人的對立面，再次成為「國賊」。和第一次成為「國賊」不同，這次是他的主動選擇。在內村鑒三看來，對戰爭的態度是真假知識分子的試金石。在他任職報社的社長發表支持對俄開戰的社論后，內村毅然宣布退出該報，還在該報頭版頭條刊出了自己的辭職信。這意味著他放棄了優越的生活條件，但是為了忠於自己的信念，他無悔無懼。

日俄戰爭后，作為戰勝國的日本一躍成為由亞洲「強國」、世界「八大國」之一，整個社會沉浸在帝國輝煌勝利的陶醉中。日本社會對於隱居的內村充滿輕蔑，同時遭到政府的排擠和打壓，但內村絲毫不為所動。他作了《和平到來》一文，提出日本應該走「和平膨脹」道路，「所言和平膨脹之策，乃是以人類之觀念為基礎之教育普及」，「欲使世界日本化，則日本終將滅亡；若將日本世界化，則日本終將為世界之強國」。遺憾的是，這一主張直到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成為日本的選擇。

「千夫諾諾，不如一士諤諤。」近代以來，日本多次發動對外侵略戰爭，深受國家主義教育影響的國民積極支持戰爭，全國幾乎上下同聲，異見者則受到殘酷壓制。正因為這樣，敢於發出不同聲音的理性人物才更加可貴。儘管內村沒能夠阻止戰爭，自己也被稱為「國賊」，在孤立和窮愁潦倒中患病死去，但是他不畏強權、不怕孤立、堅決不低頭的精神，堪稱所有知識分子的榜樣。尤其是在經歷了殘酷的二次世界大戰、整個民族付出慘重代價之後，影響了幾代日本人的教育敕令終於被廢止。痛定思痛，日本民眾更加感到，在一個民族主義情緒籠罩的國家裡，發出不同的聲音是多麼可貴！

1948年6月，日本國會通過決議，宣布《教育勅語》失效。3年後，內村鑒三作為日本文化的代表人物，他的肖像被印在郵票上，流通全國。日本用此來紀念這位反戰的思想家。此時他已經去世21年了，但是歷史終於給了他公正的評價。

內村鑒三生前曾在東京附近的箱根基督徒暑假學校做了一場演講，演講稿《給後世的最高遺產》隨後發表，影響廣泛，至今還是日本人愛讀的教養篇章。在演講中，內村提問：如果我們不希望自己白活一輩子，想給子孫、世界留下一點痕迹的話，那會是什麼？他的答案是：萬人皆可為後世留下的最高遺產是「勇敢而高尚的生涯」。他用自己的一生告訴後人，什麼才是「勇敢而高尚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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