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局:黃昏中的紫禁城》—— 傾聽黃昏中的晚清悲歌

史學界關於近現代史的研究頗多，「兩個過程論」、「三次革命高潮說」、「兩種趨向論」、「現代化論」等等觀點精彩紛呈。各種學說從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層面對歷史大變革時期清朝滅亡及近現代發展脈絡進行剖析，提出不同的觀點，對清朝覆滅的原因進行多角度分析。

但是，很多學說、作品通常是站在道德、理論的高度，以數字的堆砌和史事的堆積冰冷地敘述歷史故事，缺少對歷史中「人」這一重要推動因素的闡述和理解。事實上，歷史不但是由人民創造的，更是由掌控關鍵歷史的「人」來創造的。推動歷史發展併產生重要作用的自然缺少不了「人性」。

武漢大學博士生導師、國務院特殊津貼獲得者劉晨暉撰述的《晚清政局:黃昏中的紫禁城》，以歷史中活生生的人物為中心，則突出「人」和「人性」，對風雲時代中風雲人物的風雲事迹進行了闡述和解讀，還原了那些推動歷史、創造歷史的人在風雲激蕩時代苦苦掙扎的真實場景。

劉晨暉是一名理工科的專家，具有非凡的邏輯思考能力，在他筆下的歷史，不但有血有肉，更有實情實景，使人對清末的歷史產生全新的認識。

《三國演義》中曾經指出：蛇無頭不行,兵無主自亂。作為一個封建帝國而言，帝王的能力和素質直接決定了國家的治理水平，而帝王的身體狀況更直接決定了帝國的氣運。

劉晨暉認為，清朝覆滅早在道光時期就已經埋下了伏筆，尤其是道光皇帝立咸豐為嗣君就是個極大的錯誤。其錯誤不但在於咸豐這個皇帝本身的無能和偏執，造成英法聯軍進北京，自己又荒淫過度而早死，只留下幼兒繼位，更在於確立幼兒皇帝的輔政大臣時，將最需要委以重任的恭親王排斥在外，結果就造成之後一系列的皇室內部危機的劇烈發展與爆發。導致辛酉政變發生，輔政八大臣全軍覆沒，最終導致了控制長達半個世紀的「垂簾聽政」。

而皇室也出現了皇嗣凋零的現象，同治即位后紫禁城中50年未聞嬰兒啼哭，在選擇皇位繼承人的時候，竟然選不出一個成熟的繼位帝君，以至於坐在皇帝寶座的皇帝們大多不成器，甚至各個都成為傀儡，被人玩弄於股掌之中，這實在是清朝最大的悲劇。

在末代皇帝的登基大典上，3歲的溥儀一坐上龍椅就大哭，他父親攝政王載灃連忙塞給他一個布老虎對他說：「別哭，別哭，快完了，快完了。」沒想到，一語成讖，溥儀倒是不哭了，但清皇朝卻真的很快就完了。

後宮干政，是長久以來公認的清朝覆滅根源之一，甚至有人一度稱慈禧太后為禍國殃民的罪人。但事實上，慈禧太后個人能力是非常強的，政治上非常敏感，具有極強的操控能力，數次挽大廈之將傾，對於大清朝而言，不失為合格的守成者。但是，覆滅的導火索已經點燃，即使擁有曾國藩、李鴻章這樣的「裱糊匠」也難以支撐太久。

劉晨暉對慈禧太后的評價更為客觀，他認為慈禧太后因為自身原因，眼光不夠長遠，存在「三個第一位」，即：在掂量國家民族與統治集團利益的時候，她絕對把統治集團放在第一位；在掂量統治集團中一般成員與皇族利益的時候，她絕對把皇族放在第一位；在掂量皇族成員與她自己利益的時候，她絕對將個人放在第一位。而這些利益，還多是眼前而非長遠的東西。

正是因為這樣極端的自私、狹隘和僵化，使得她對進步的消極作用千萬倍地大於積極作用，所以說她在近代史上乏善可陳。慈禧太后或許也意識到這一問題，於是在臨終前說：「此後，女人不可與聞國政。此與本朝家法相違，必須嚴加限制。尤須嚴防，不得令太監擅權。明末之事，可為殷鑒！」

慈禧的臨終遺言，正好印證了咸豐皇帝的判斷：女人是不可信的，容易失去理智的女人在政治上絕對是不可信的，女人在治理一個幅員廣大的龐大帝國、並讓這個帝國能獲得空前發展方面更是不可信的。

俗話說驕兵必敗，大清王朝賴以成名的「八旗軍」曾經煊赫一時，無可匹敵。但在盛世的溫水中也逐漸變成了煮熟的青蛙，戰鬥力大大減弱。

特別是當江南大營第二次被太平軍攻破后，朝廷自所能掌控的、在江南於太平軍作戰的軍事力量就已經損失殆盡，此時朝廷實際上能掌控的主力武裝部隊就只剩下僧格林沁了。他不但用來防禦與剿滅捻軍，其實更重要的是，作為一隻戰略總預備隊，是用來防禦曾國藩與李鴻章的。

但是，僧格林沁戰死之後，朝廷對湘淮軍事力量的崛起也就確實完全無可奈何了，也就是從此以後，朝廷再沒有自己可依賴的滿蒙近衛軍，軍權就完全落在漢人手中了，若再加上朝廷駕馭無能，大清皇朝的命運也就會如履薄冰，危機重重。

儘管八旗、綠營仍然存在，但已經都無戰鬥力可言，於是自同治至光緒年間再經裁汰，最後被改編為地方守備巡防營，失去了常備軍的作用，綠營之制從此僅存空名。

由於八旗與綠營都已喪失了戰鬥力，因此來自湘軍以及淮軍和楚軍的勇營體系武裝，就逐漸成為晚清朝廷的基本軍事力量和主力，晚清時代漢人控制清朝軍事力量的格局以及註定，從而構成清朝最終垮台的基礎。

由此可見，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方能無患。

晚清時期，朝廷上下瀰漫著自大、自負、自欺、自私的心態，內憂外患之下，人性中醜惡的部分被不斷放大。《晚清政局:黃昏中的紫禁城》深深嘆息道：面對已經深刻變化了的世界，滿清統治者仍然如此愚蠢僵化地固守傳統觀念、傳統意識形態，其最終命運，不亡也難。身為帝師的翁同龢其人剛愎自用，目光短淺，缺乏政治家的魄力與遠見，自私自利。

在書中，劉晨暉認定翁同龢犯有「七罪」，即：恃寵而驕、公報私怨、貽誤海軍、鼓動開戰、誤言虛言、拒遣良將、阻礙談判。作為舉足輕重的朝廷大臣卻無視國家大局，失敗是咎由自取，所以歷史上少有對他的正面評價。

對於推動近現代改革的先行者來說，個人私利更高於一切。當庚子之亂京師陷落之時，各地督撫卻「東南互保」，拒絕援助。當清政府意欲改革之時，新勢力卻成為他人囊中之物。

到了晚清最後幾年，「北洋系」終成清中央政府難以駕控的巨大政治力量，對清末乃至民國政治都影響頗深。因此，劉晨暉認為，晚清政治格局的一大特點是地方勢力慢慢崛起，中央政府漸漸大權旁落，此乃清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晚清政局:黃昏中的紫禁城》指出：縱觀晚清歷史，每當還有一線希望、還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時候，清廷總是拒不變革；只到時機已逝、完全喪失操控能力的時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動「變革」。以致步步被動，一拖再拖，一誤再誤，完全喪失變革的主動權。這樣，它後來便不得不為此付出更高的代價，直到完全破產。

於是，大清皇朝覆亡了。就是這些清皇朝內部的因素及其具體表現與不斷深化註定了這個皇朝要走向死亡。

柏楊先生在《人史綱》中尖銳地指出：「歷史已顯示一個定律，處在巨變的時代，有能力徹底改變的國家強，改變而不徹底的國家亂，拒絕改變的國家則繼續沒落，直到滅亡。」

關於如何變革，日本著名的思想家福澤渝吉在1900年就指出：「不管滿清政府出現多少偉大的人才，或是出現一百個李鴻章，都無法進人文明開化之國。要使人心煥然一新，將導向文明之國，唯有推翻滿清政府，此外別無他途。」因為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之所以能獲得成功，就是由於徹底擺脫了長期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並接受了西方文明為主導。

縱觀清政府，雖然在「歐風美雨」的侵襲中已經風雨飄搖，但卻仍固守於自己是「天朝上國」虛幻觀念，最終導致不可避免的覆滅。所以，清朝的歷史告訴我們：觀念決定思路，思路決定出路。觀念一變天地寬，只有思想上的變革才是徹底的變革。

晚清雖然是近現代的恥辱，但在《晚清政局:黃昏中的紫禁城》看來，在中華民族和歷史發展的進程中，清皇朝具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歷史上，即使在強盛的漢朝，中原的勢力範圍並未越過沙漠，沙漠外主要是匈奴等游牧民族統治；到了盛唐，雖然建立了「絲綢之路"，溝通了西域，但玉門關外西域之地也沒有歸唐皇朝實際管轄；而處於現在青海和西藏之地的吐蕃，幾個世紀都與中原政權有戰事。

滿族人主后，他將東北包括外興安嶺和烏蘇里江以東的大片疆域，以及蒙古等都帶入了版圖。由於康乾盛世的赫赫成就，新疆、青海和西藏也都正式成為領土。

至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當時清廷移交給中華民國的土地面積是1142萬平方公里，是明朝疆土（353萬平方公里）的三倍多。清朝不但將從明朝手中得到的十八省土地原封交回，而且交給當時以漢人為主體的中華民國更為遼闊的土。所以，劉晨暉感嘆道，清皇朝並沒有對不起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

綜上可見，《晚清政局:黃昏中的紫禁城》是一本富有獨立精神、具有獨特見解的好書，對於了解晚清歷史，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