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生平/謝玉亮: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身份與中國文化主體性建構

毫無疑問，全球化是當今世界發展的主導性潮流。全球化密切了人們之間的彼此聯繫，拉近了不同文化之間的距離，也加劇了不同文化和價值體系之間的相互競爭。在當前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語境中，當代文化究竟該如何定位？如何讓文化以自身的邏輯展開，避免落入西方文明價值系統的窠臼？這些都是值得當代學人格外關注與深思的問題。

一、全球化的文化衝突與反思

藉助迅猛發展的網路技術，全球化浪潮正在席捲人類社會生活各領域，並改變著我們的日常生活機制。在這場風生水起的時代舞台上，文化扮演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的角色。正如英國著名學者約翰·湯姆林森在《全球化與文化》一書開篇所言：「全球化處於現代文化的中心地位；文化實踐處於全球化的中心地位。」[1]對於全球化，用文化的概念性辭彙加以闡述和理解有著非同一般的優越性。羅伯遜在20世紀90年代出版的《全球化》一書中針對沃勒斯坦關於世界體系理論的「經濟主義」，即忽視文化的傾向，強調指出全球化是主體辨認自己與全球人類情景關係的過程，是生命形式進行互動、表達及確證自我的過程，因而不應該孤立地討論政治、經濟層次上的東西，而要分析全球化文化的動力以及「文化因素」在目前世界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全球化使國家間展開包括文化在內的新的競爭，而新的競爭優勢是通過高度地方化的過程建立和維持的，國家的經濟結構、價值觀、文化、制度和歷史的差異性對競爭的成功產生深遠影響。在這個意義上，全球化的重要性不在於經濟或技術力量，更在於我們的文化實踐，也就是我們的生活方式。

對任何國家來說，全球化既帶來發展的機遇，也使它們面臨巨大的挑戰。美國學者羅伯特·塞繆爾遜對此有精當的評價「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它既是加快經濟增長速度、傳播新技術和提高富國與窮國生活水平的有效途徑，也是一個侵犯國家主權、侵蝕當地文化和傳統、威脅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有很大爭議的過程。」[2]種種跡象表明，全球化的深化發展使人類社會正在發生深刻的變遷，人類文化實踐正面臨多方面考驗和挑戰。

挑戰之一：「文化帝國主義」的膨脹與擴展。一談到全球化在文化上的表現，人們馬上會想到「文化全球化」，也即文化的同質化。關於文化全球化可能與否，我們暫且存而不論，只是就與此相關的兩種思潮做一簡述。一種是愛德華·賽義德在1978年出版的《東方主義》一書中提出的「后殖民主義」思潮。薩義德從文藝批評入手，提出了一套反對殖民文化的批評理論。他認為，西方話語中的「東方」是西方學者憑空想象出來的「東方」，是對東方的一種文化建構，其實質乃是歐洲中心論的基調，是對西方文化優越性和霸權的確認。賽義德認為，「二戰」后，殖民主義受到民族解放運動的強大衝擊，但在第三世界國家紛紛獨立后，殖民文化依然存在，並成為保持大國霸權，使第三世界依然處於被支配地位的手段。「文化全球化」的另一種理論表述是「文化帝國主義」理論。在1991年出版的《文化帝國主義》一書中，湯姆林森通過對20世紀60年代開始出現的在90年代被人重提的「文化帝國主義」的剖析，對冷戰後的文化態勢作出理論分析。他至關重要的一個論點是，帝國主義已被全球化取而代之，文化帝國主義變成了文化的全球化。「文化帝國主義」更加赤裸裸地堅稱，全球化意味著西方化，是第三世界在文化上向西方的趨同。而這恰恰是湯姆林森最易為人詬病的「西方中心論」立場，這種立場忽視了「民族性」而過分強調「全球化」帶來的「同質化」。

挑戰之二：「文明衝突論」的出籠。冷戰結束后，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各種思想文化交流碰撞日益頻繁，文化的衝突與共生成為一個普遍的國際現象。美國學者亨廷頓在上世紀90年代初撰文對后冷戰時代世界局勢進行了分析與預測，指出后冷戰時期的暴力衝突並非出於各國在意識型態上的分歧，而是來自於不同文明之間的文化及宗教差異。與冷戰時期強調的意識形態的外在灌輸性相比，亨廷頓更加看重不同文明、宗教信仰的內在原生性，認為其在未來世界秩序中將扮演重要角色，主張「文化和文化認同（它在最廣泛的層面上是文明的認同）形成了冷戰後世界上的結合、分裂和衝突模式」[3]。「文明衝突論」顯示的是全球化進程中文化差異帶來的矛盾與衝突，它雖然揭示了文化的多樣性，但其立意並非是為非西方文明的發展聲張，而是對西方文明受到挑戰的憂思。因此，「文明衝突論」實質是一種「西方中心主義」的文化霸權理論。

二、全球化進程中文化身份意識的覺醒

對於每個人來說，「我是誰？」都是一個無法迴避、有關其「個性」或「身份」的根本問題。每個人都是非常具體地由他生活於其中的社會文化環境所規定，因而都烙有自己的文化個性。如法國學者克洛德·萊維－施特勞斯所言：「對於我們每個人來說，作為人，即意味屬於一個階層，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一塊大陸，一種文明。」[7]同樣的，每個民族或國家都有自己的「文化身份」。「文化身份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一個民族與生俱來、磨滅不掉的胎記。」[8]「文化身份」源於文化多樣性。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種文化，那就無所謂什麼「文化身份」。關於文化多樣性（多元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2001年公布的《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中指出：「文化穿越時間和空間表現為多樣形式。這種多樣性體現了構成人類的群體和社會的身份的獨特性和多元性。作為交流、變革和創新的源泉，文化多樣性對人類之必要猶如生物多樣性對自然界一樣。在這種意義上，文化多樣性是人類的共同遺產，為了許多人和後代的利益應該給予承認和確認。」[9]類似於自然界的生物多樣性，文化多樣性構成人類歷史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人類文明不斷走向進步的主要推動力之一。文化多樣性不僅僅是指在全球範圍內不同民族文化的共存共榮，而且也意味著在某一民族國家中的傳統文化對其他民族文化的寬容以及必要的吸收。然而，在全球化進程中，文化多樣性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無論在過去還是現在，中心與邊緣的劃分對文化身份的建構都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那些位於全球化進程中心的國家作為領導力量，通常把自己的民族身份塑造為中心的、占支配地位的、肩負著使命、能夠把所有其他文化列為邊緣和次等的。同樣，邊緣國家被認為在文化上處於從屬地位，依附於中心國家。」[10]自進入工業文明以來，基督教文化藉助西方國家經濟的擴張開始向世界各地輻射和擴散，從而佔據了世界文化發展進程中的中心地位，成為世界文明中的主流文化。這一文化身份觀將自己視為中心，認為自己有權力把其他人歸類和劃分為邊緣。藉助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邏輯規則，西方文明全方位地向非西方國家輸出一整套存在表徵，從而在生活方式上同化非西方國家；通過文化工業、意識形態等方式的不斷滲透，壟斷非西方文化的自我身份表達。全球化加劇了非西方民族國家文化身份的認同危機和存在論危機。

一種文化在沒遇到外來文化刺激和交流時，由於缺乏「他者」的關照而往往缺乏明確的自我個性意識。只是與外來文化發生碰撞時，那種沉睡於無意識之下的「身份」意識才被喚醒。文化全球化在文化方面造成一種悖論式局面：一方面，西方強勢文化試圖同質化其他弱勢文化；另一方面，非西方社會民族意識迅速覺醒，文化多元化日益成為共識。正如霍爾所說：「國際化的傾向越強烈，特殊群體、種族集團或社會階層就越要重申他們的差異性，越依賴於他們所處的位置。」[11]文化身份觀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出現的。

在全球化與後現代主義的雙重夾擊之下，民族國家尤其是非西方社會經歷著「文化撕裂」的痛楚。全球化所帶來的歷史性劇變摧毀了非西方社會由來已久的心理防線和文化傳統。全球市場的同一性破壞了社會和文化的完整性，文化身份認同的傳統機制受到削弱，原先在民族國家框架內建構文化身份認同的努力遭遇到了挑戰。而以解構為能事的後現代主義進一步分化瓦解主體的整體意識，使得構成社會內核的完整主體被侵蝕、分解，人們更經常用「多變」、「多元」、「碎片化」和「不確定」來描述身份。給定的身份認同正在為新的、多元的認同所取代，主體在不同時間獲得不同身份，再也不以統一自我為中心了。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曾以「文化上的精神分裂症」描述了這種文化上無所依歸的精神狀態。「在文化碰撞過程中，權力常發揮作用，其中一個文化有著更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基礎時尤其如此。無論侵略、殖民還是其他派生的交往形式，只要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存在著衝突和不對稱，文化身份的問題就會出現。」[12]全球化改變了身份認同的基礎，各民族國家的文化身份意識日益覺醒，文化本土化在民族情感的支配下逐漸顯露。

三、文化自覺與文化主體性

在《意識形態與文化身份》一書的結尾，喬治·拉倫提出了兩種理解文化身份的可能方式：「一種是本質論的，狹隘、閉塞；另一種是歷史的，包容、開放。前者將文化身份視為已經完成的事實，構造好了的本質。後者將文化身份視為某種正被製造的東西，總是處在形成過程之中，從未完全結束。」[13]「本質論的」另一種表述就是「中心論」，它是一種以自我價值為最高價值，忽視、否定和排斥相關聯事物的壟斷性、封閉性、排他性思維，是與全球化的整體依存性相悖的。「西方中心論」是這種「中心論」的典型形態。一方面，我們要摒棄「西方中心論」；另一方面，也不應當走向各種形式的民族封閉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因為它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后發展國家和地區提高全球競爭力的問題，反而可能導致差距的擴大。拉倫更傾向於文化身份的歷史觀。在他看來，文化身份並非固定不變，而是在可能的實踐、關係及現有的符號和觀念中被塑造和重新塑造著。對於第三世界國家來說，這是在認識身份問題、重建文化主體性意識時首先需要注意的角度。同時，要自覺地放棄冷戰思維、意識形態對抗思維、東西方文明衝突思維，以包容、開放的全球性思維加以積極應對。

百餘年來，文化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進程步履維艱：一方面將西化美化成我們未來的理想；另一方面採取歷史虛無主義，與傳統決裂。徘徊於西化與虛無之間而不知所措，自身文化的主體性受到破壞。時至今日，面對已經形成或正在形成的文化霸權，一般意義上的「反對」、「對抗」和「抵制」難以有所作為，我們需要伸張文化的主體性要求，彰顯文化的獨特價值。這一過程既不是「五四」以來對傳統的「一破再破」，也不是新儒家所倡導的儒學「再中心化」，而是費孝通先生所說的「文化自覺」。

費孝通先生晚年主要致力於文化自覺問題的探討，提出任何文化都有自己的基因，「文化自覺」是樹立文化自主性的前提。對於「文化自覺」，費先生的意思是對自身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發展趨勢，不帶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是要復舊，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堅守傳統』。自知之明是為了增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為適應新環境、新時代而進行文化選擇時的自主地位」[14]。作為一個人，首先需要搞清楚我們文化的來龍去脈，知道從哪裡來，到哪裡去，努力創造現代的文化。另外需要重新對自己的文化進行反思，在文化反思的同時去了解和認識別人的文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我們主張，文化主體性的建構必須立足於歷史與現實，從世界歷史發展視角對傳統文化進行辯證揚棄，發掘其固有的精神資源，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這就要求新主體性必須具備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能力，以便對傳統能夠正確認識、認真檢討、重新評價。同時，新主體性也必須兼具包容性和開放性，把西方「他者」作為我們的參照，對其比較分析，重點吸納，而非盲從。

就整個民族文化而言，主體性的凸顯表現在認識傳統、批判傳統、超越傳統，從而創新傳統的過程中。這種文化主體性是一個民族的「內在的我性」，蘊含於長期的歷史發展所形成的文化傳統之中。朱高正先生認為：「文化主體意識是指一個民族自覺到其所擁有的歷史傳統為其所獨有的，並對此歷史傳統不斷做有意識的省察，優越之處予以發揚光大，不足之處奮力加強，缺失之處則力求改進。」[15]文化主體性的建構就是文化從傳統到現代的創造性轉換，這一轉換的「最終目的在於建立一個有主體性的文化意識，並以一獨立自主的文化系統與其他文化系統平等交流，相互容忍，相互尊重，終至相互欣賞。這才是我們固有的傳統文化中早已揭櫫的『世界大同』的理想」[16]。

四、文化他律與文化主體性的建構

從文化自身發展來看，任何文化發展都有其內在規律性。因此，遵循文化的自律對於文化主體性的建構無疑是非常之必要的。同時，需要指出的是，文化問題的出現與解決並不能完全歸結為文化自身，因為就文化談文化是談不出什麼結果的。「當前文化問題的探討更多是在文化自律與一種形式文化他律——權力之間思考，這是明顯不夠的。只有綜合像經濟、政治、科學等更多他律因素，文化問題才能得到更好地解決。」[17]文化主體性建構的具體做法是在尊重文化的自律基礎上藉助於他律因素綜合考慮文化主體性的建構。

從文化他律的角度認識文化主體性的建構，要求我們必須拒斥文化決定論，從經濟、政治、文化相互作用的角度全面認識文化的發展，反對把文化的發展孤立化、把文化的作用絕對化。在人類社會有機體中，經濟、政治、文化是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三者相輔相成。人類的社會實踐，首先以生產實踐（也即經濟活動）為基礎。經濟和政治對文化起著決定作用，而文化反映經濟和政治，並對經濟、政治具有反作用。為此，我們要在社會有機體各個構成要素間相互作用的過程中認識和把握文化及其發展，在主客體相互作用的實踐過程中不斷生成、塑造文化主體性。

應當看到，在全球化時代，世界經濟、政治、文化聯繫更為密切，文化已不單純是一種精神現象，更是一種經濟、政治實力的表現。西方發達國家正是憑藉經濟、政治、科技的雄厚實力，才擁有向非西方國家推銷文化價值觀念的強勢地位。在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的時代背景下，文化如何贏得主動，除了依靠文化自身的影響力、感召力，還要依靠綜合實力的增強。離開經濟的發展、綜合國力的增強、社會的全面進步，文化主體性的建構只能是緣木求魚。

一百多年來，中華兒女為了民族獨立、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上下求索，從渴望被承認到身份自我確認，已經逐漸走出歷史的悲情。民族復興夢正在書寫著中華民族從傳統到現代新的文明創生，塑造著人民最具普遍意義和價值共識的文化身份。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為文化贏得廣泛認同提供堅實的基礎，才能為文化主體性的建構找到現實根基。

參考文獻

[1]湯姆林森：《全球化與文化》，郭英劍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頁。

[2]Robert Samueison，「Globalization：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s」，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January4，2000．

[3]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新華出版社2002年版，第4頁。

[4]JosephS．Nye，「TheChallengeofSoftPower」，Time，February22，1999．

[5]鮑德里亞：《物體系》，林志明譯，台灣時報出版社1997年版,第221—222頁。

[6]蘇國勛等：《全球化：文化衝突與共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頁。

[7]C．Levi－Strauss，TristesTropiques，Plon，1955，Paris，p．471．

[8]鄭曉云：《文化認同與文化變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4頁。

[9]UNESCO：Universal Declarationon Cultural Diversity，Paris，November2，2001．

[10]拉倫：《意識形態與文化身份》，戴從容譯，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頁。

[11]霍爾：《地區與全球：全球化與種族性》，轉引自［英］拉倫：《意識形態與文化身份》，第211頁。

[12]同上書，第194頁。

[13]同上書，第215頁。

[14]費孝通：《費孝通文集》第15卷，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第6頁。

[15]朱高正：《中華文化與未來》，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83頁。

[16]同上書，第13頁。

[17]楊生平：《后殖民主義話語下問題研究評析》，載《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13年第2期。

（原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