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與現代性的價值依託

在上上期的推送中我們了解了梁漱溟老先生踐行義理的一生、廣博精深的學問、獨立的品格、自由的思想（《梁漱溟：我生有涯願無盡》若想閱讀點擊「閱讀原文」），而在梁漱溟的中後期哲學中，「理性」是一個「重要而費解」的觀念。

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梁漱溟用直覺來解釋「仁」，到1930年後，改用「理性」來解釋「仁」，一般的研究者認為「理性」與直覺表達的意思大致相同，如美國學者艾愷（Guy S. Alitto）指出，兩者具有「相同的功能」。

一、從直覺到「理性」

我們先來看一下樑漱溟如何用「理性」替換直覺。

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階段，梁漱溟受柏格森生命哲學、泰州學派等思想的影響，推崇直覺說。

他的直覺說對後來的哲學家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如賀麟所坦言：

「漱溟先生最早即引起我注意直覺問題，於是我乃由漱溟先生的直覺說，進而追溯到宋明儒的直覺說，且更推廣去研究西洋哲學對於直覺的說法……」

賀麟對直覺說的系統闡述受到梁漱溟的啟發。在早期梁漱溟的論述中，直覺有很多含義。簡單地說，兩個含義是最基本的。

第一，從形而上的角度看，直覺既是體認生命本體的方法，也是本體本身。他說：

「宇宙的本體不是固定的靜體，是『生命』、是『綿延』……要認識本體非感覺理智所能辦，必方生活的直覺才行，直覺時即生活時，渾融為一個，沒有主客觀的，可以稱為絕對。」

第二，從形而下的角度看，直覺包容本能和感情之維，與理智相對。梁漱溟使用的本能概念主要有幾個意思：一指生命衝動，此說受柏格森生命哲學的影響；二指道德本能，此說受傳統儒家倫理思想的影響；三指社會本能，如互助的本能，此說受克魯泡特金等人的影響。這些含義是有交叉的。

梁漱溟後來意識到二分法的錯誤，接受了羅素在《社會改造原理》一書中的觀點，提倡心理的三分法，即本能、理智與「理性」（在羅素那裡作「靈性」解）。本能「必當從屬於理性而涵於理性之中。」唯有「理性」才是人之為人的特徵。本能只是人類生活的工具，服務於「理性」。

那麼，具體地說，梁漱溟賦予「理性」什麼樣的含義呢？

第一，從心理學上講，「理性」指無私的感情（impersonal feeling）、通達的心理。它超越本能與理智，常指直接的、無利益取向的心理體驗。第二，從倫理學上講，「理性」指倫理的情誼或情理。「所謂理性，要無外父慈子孝的倫理情誼，和好善改過的人生向上。」

從生物的演化歷程看，動物依賴本能生活，人類則從本能的生活中獲得解放，憑藉理智創造工具以改善生活。理智越發展，越遠離本能，越趨向生命的本真境地，即「理性」之域。

如果說理智的作用在於通過知識、技術與工具的進步促進生活，那麼，「理性」的作用在於引導人超越了利益層次與機械生活，而進入「無所為」的精神境地。「理性」高於理智，前者是體，後者是用。

梁漱溟顯然對他的「理性」論很欣賞，以至於用「理性主義」來描述儒家的思想。這個舉動容易引起誤解。但是他認為人和西方人所講的「理」的含義是不同的。西方人講的「理」指事理，是知識把握到的「理」，而人講的「理」是情理，是和人的道德行為聯繫在一起的，正是這種「理」告訴人們應該如何行動，應該如何與人愉快相處。但是，在分歧的背後，中西方之間也存在著「共性」：「兩種理性，實實在在都是靠一種推理作用，靠思索，靠推論，靠判斷，所以都應當稱為一種『理性主義』，沒有比這個字（英文為Rationalism）更合適的了。」這是梁漱溟繼續選擇使用「理性」概念的主要理由。

二、「理性」與鄉村建設

如前所述，從內容上看，直覺與「理性」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這並不等於說「理性」就是直覺。從直覺論到「理性」論的轉換，不僅僅是詞語、概念的轉換，而且是意義與精神的轉換，表明梁漱溟對問題的思考有了新的答案。

到了20世紀30年代，他的思索有了明確的結論：的問題就是文化失調的問題，主要表現為社會的組織構造崩潰了。古代是一個倫理本位、職業分立的社會，長期以來，以倫理「理性」為主導的傳統社會的結構十分穩定。近代以來，社會陷入了全面的危機之中，舊的社會構造出現了裂痕，社會秩序出現了混亂。

梁漱溟既是個理論家，也是個實踐家。面對危機，他在實踐層面上提出了許多鄉村建設的具體措施來拯救社會。

在理論層面上，他明確提出了鄉村建設的兩個基本原則，即「以理性求組織」和「以理性求秩序」。

按照梁漱溟的診斷，既然社會的組織構造出了問題，救治工作當然要從新的社會組織的建構入手。建構新組織的核心原則就是儒家的倫理「理性」。這是一個怎麼樣的社會組織呢？它類似於一個團結的學校。人與人不僅和諧相處，而且個人對組織的理想目標保持高度的認同，積極主動地參與到組織的構造中。這個新組織的建設不能訴諸武力或暴力

，而只能依靠「理性」的規範作用。

在鄉村建設中，新社會組織的建設是一方面，社會秩序的維持是另一方面。古代社會秩序的維持主要依賴倫理教化、禮俗與自力三方力量。梁漱溟認為，這三者都與「理性」相關。自力就是「理性」之力，禮俗源於人情，人情是「理性」的另一種說法。教化的目的自然在於啟發或開發人的「理性」。

梁漱溟把倫理「理性」而不是直覺當作鄉村建設的基本原則。在他看來，是「理性」而不是直覺更適宜於擔當現代性的價值依託。20世紀30年代后，梁漱溟投身於鄉村建設，說鄉村是一個「理性」組織，把鄉村建設的實質視為文化運動，儒家的倫理「理性」構成鄉村建設的價值源泉。因此，梁漱溟闡發「理性」論的一個主要目的是為現代性的發展提供一個精神動力。在梁漱溟這裡，我們發現，他的現代性想象並不完全訴諸科學。科學在他的哲學中固然有其地位，但是尚未達到核心地位。

三、「理性」與新教倫理

梁漱溟討論直覺與「理性」，有批評西方工具理性的一面，但是從另一面看，其目的在於為文化的發展提供新的思路，為現代鄉村建設和現代性的發展提供價值的資源。在此，梁漱溟實際上提出了一個韋伯式的思想：現代性的發展需要有價值的依託。

如果我們把馬克斯·韋伯所說的資本主義精神理解為西方典型的現代精神（現代性），那麼，他的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討論的問題可以簡述為：西方現代性的發展與新教倫理的關係問題。

根據他的研究發現，新教倫理是西歐資本主義精神或現代性發生的主要價值依託和思想資源。在新教倫理中，有兩個觀點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天職觀和禁慾觀。

天職觀要求新教徒把世俗的職業看作是上帝委派給人的工作，在現實世界里克盡職守地從事一份正當的工作是在為上帝增添榮耀。禁慾觀要求新教徒工作勤勉，生活節儉，反對奢侈浪費，積累資本，追求事業的成功與財富的增長。天職觀和禁慾觀交織在一起，不能分開來理解。它們融合在新教倫理之中，作為一個整體，為現代資本主義精神或經濟倫理的確立提供思想養分。

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經濟倫理必須以宗教倫理為導向，沒有了宗教倫理作為源頭，追求財富的經濟活動就會變成純粹的情慾活動。

梁漱溟把儒家的倫理「理性」看作鄉村建設和現代性發展的價值源頭，韋伯把新教倫理看作西歐資本主義精神的價值源頭，兩者的思路是驚人的一致。

在西方文化中，現代性的價值源頭可在宗教倫理中尋找，而在文化中，由於沒有宗教背景，只有在儒家倫理中尋找。但是，由於和皇權意識形態聯繫在一起的儒家倫理規範（如「三綱五常」）已經遭到「五四」主流思想家的激烈批判，因此古典的儒家倫理思想必須加以創造性地改造，只有這樣才能為的現代性發展提供價值支撐。套用韋伯的術語來說，梁漱溟的「理性」論實質上是想建構一種適合於人心靈的「天職」觀。現代人的「天職」觀在於儒家的倫理「理性」觀。

當然，在梁漱溟和韋伯擁有相近思路的背後，存在著深刻的分歧，至少有三點。

第一，韋伯的思想說明西方的資本主義精神或現代性是地方性的，而梁漱溟從全球性和地方性雙重角度來理解他的哲學工作的意義。韋伯是一個多元論者。所以，他會在《儒教與道教

》等著作中考察為什麼在的文化體系內發展不出類似西歐的資本主義。梁漱溟一方面從地方性的視角觀看儒家文化；另一方面，站在一種普遍主義或天下主義的立場上，認為，倫理「理性」作為現代性發展的價值依託，不僅是人的精神，更是人類共同的特徵。以「理性」為價值關切基礎構建的「文化」將是未來世界文化的模板。

第二，按照韋伯的分析，路德和加爾文等宗教改革家對新教倫理的倡導並不是以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為目的，後來的資本主義精神的形成及其對資本主義經濟的促進完全是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而在梁漱溟的工作中，他對儒家倫理「理性」傳統的開掘是有自覺意識的，其目的很清楚，就是要引導和創造一個現代文化精神，為鄉村建設和的現代性發展注入精神動力。也因為這種自覺意識，他才會拋棄直覺論轉而倡導「理性」論。

第三，在韋伯眼裡，儒家倫理思想發展不出西方的資本主義精神；在梁漱溟眼裡，韋伯的這個論斷是過去式，並不一定適用於儒家倫理文化的未來。韋伯指出，儒教和清教都贊同理性主義，但是清教徒的理性的『清醒』建立在一種強有力的激情的基礎之上，而儒家既沒有理性化的企業管理方式，也沒有合理的貨幣制度，也沒有技術化的商業契約制度。但是梁漱溟指出，在古代，儒家和西方走不同的路，有不同的生活態度，儒家沒有發展出西方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自然」現象，但這並不意味著現在和未來也同樣如此。梁漱溟在鄉村建設中努力為的現代性發展尋求精神支柱。他對未來儒家倫理「理性」與現代性之間的融合關係確信不疑。

藉助於韋伯的思想，我們更加清晰地認識到清梁漱溟的直覺論和「理性」論之於現代性的不同意義。如果說在20世紀20年代梁漱溟用直覺論來批判西方的現代性觀念，那麼，在30年代以後他的「理性」論則是在為建構的現代性而努力。

從這個角度看，梁漱溟用「理性」替換直覺，有其理論的邏輯必然性，體現了梁漱溟哲學的流變性與深刻性。

總而言之

根據韋伯的思路來理解，梁漱溟的「理性」主義屬於價值建構層面，理想的狀態是：它在鄉村建設中得到試驗，從而為現代經濟、文化的發展提供有力的精神支持。理想與現實總是有距離的。在現代特殊的國情條件下，梁漱溟的鄉村建設實驗慘遭失敗，但是無論如何，他為現代性發展尋求價值依託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這樣的努力在當代的社會發展中仍然是需要的。

原文有刪減

文章來源：思想所

本期小編：小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