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寶亮：近五年小說創作的一種趨向 | 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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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撥小說的「向外轉」不僅僅是現實主義的復歸，還有溫暖的浪漫主義的持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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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文學過分向外，淪落為廉價宣傳工具時，文學的向內轉就順理成章了；反之，當文學過分自戀，一味地回歸自身，甚至回到隱私，這種向內轉也就走到了盡頭。近年來，一些作家開始自覺地面向現實，把目光投向普通群眾的日常生活，書寫底層民眾的喜怒哀樂，生存狀況，文學開始向外轉。

文學的「向外轉」與「在地性」

——近五年來小說創作的一種趨向

檢視近五年來當代小說的發展，我們不難發現這樣一種趨向：有相當數量的作家開始自覺地面向現實，紛紛把目光投向普通群眾的日常生活，書寫底層民眾的喜怒哀樂，生存狀況，上世紀90年代以來那種狹隘的「過分向內轉」、「私人化寫作」逐漸式微，可以說，大家呼籲日久的文學「向外轉」真正地實現了。

實際上，當代小說的「向外轉」並不是批評界呼籲的結果，而是文學自身合乎規律的自覺演化。魯樞元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所界定的「新時期文學向內轉」之所以被普遍認可，正是因為他所描述的是一種文學自身的客觀現象。當文學過分向外，最終淪落為政治政策的廉價宣傳工具時，文學的向內轉——回歸內心，回歸自身——也就順理成章了；反之，當文學過分自戀，一味地回歸自身，甚至回到隱私，由「上半身」而至於「下半身」的時候，這種「向內轉」也就「轉到了盡頭」，於是「向外轉」便會自然而然地不期而至了。於是我們欣喜地讀到了一大批優秀之作：李佩甫的《生命冊》、劉震雲的《我不是潘金蓮》、劉醒龍的《蟠虺》、賈平凹的《帶燈》《極花》、蘇童的《黃雀記》、關仁山的《日頭》、徐則臣的《耶路撒冷》、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格非的《望春風》、付秀瑩的《陌上》、周梅森的《人民的名義》、周大新的《曲終人在》等長篇小說；方方的《塗自強的個人悲傷》、格非的《隱身衣》、弋舟的《等深》《所有路的盡頭》、石一楓的《世間已無陳金芳》《地球之眼》《營救麥克黃》、劉建東的《羞恥之鄉》《閱讀與欣賞》《丹麥奶糖》、王十月的《人罪》、胡學文的《奔跑的月光》、張楚的《風中事》、宋小詞的《直立行走》、李鳳群的《良霞》、遲子建的《空色林澡屋》等中篇小說；范小青的《誰在我的鏡子里》、徐則臣的《狗叫了一天》、弋舟的《隨園》等短篇小說，等等。

劉震雲《我不是潘金蓮》

首先，這些小說都敢於直面現實生活中的各種矛盾，主動觸及當下各種重大的社會問題，比如上訪截訪問題、社會道德問題、反腐倡廉問題、階層板結問題等等。劉震雲的《我不是潘金蓮》以極大的善意批評了各級官員看似嚴格執法、兢兢業業、恪盡職守地為上級負責，實則卻是不作為、亂作為的荒唐現象。一個小小的上訪事件，20年懸而不決，由螞蟻變成了大象，原因何在？表面看來，各級官員似乎也沒有什麼錯，我們甚至不能不同情他們的辛勞和嚴肅真誠的態度，然而同時，層層為上級負責也引發了我們對官場生態「平庸之惡」的關注。小說在不動聲色的白描中，將生活中的荒誕和盤托出，給人留下無限的遐想空間。

李佩甫的《生命冊》極大拓展了鄉土小說的社會文化與審美空間，它將傳統的鄉土小說變成了「城鄉間」小說。《生命冊》開篇即說：「我是一粒種子。」「我把自己移栽進了城市。」這樣的開頭便奠定了「鄉下人進城」的基調。「鄉下人進城」構成鄉土與城市的混合，從此，鄉下人註定了他們在城鄉間的生命漂移和遊走，同時也決定了這類小說在結構上的「兩地書」式樣。故事在鄉間和城市兩個空間同時展開，由敘述人「我」的敘述將兩個空間聯結起來，從而使城與鄉成為一個有機整體。敘述人吳志鵬曾經身處城鄉兩個世界，經歷並見證了當代的大部分歷史：20世紀60年代的「文革」，改革開放后的城市化進程，都給吳志鵬這顆「強行嵌進城市的一隻柳木楔子」以最沉痛的生命體驗和複雜難言的情感震撼。

相對於長篇小說的宏大繁複，中短篇小說則更加迅捷地直達現實，特別是中篇小說，顯現出相當高的藝術發現力和概括力。方方的《塗自強的個人悲傷》、石一楓的《世間已無陳金芳》，把社會轉型期的底層小人物的掙扎、突圍、困頓的現實以及社會階層板結的問題尖銳地擺了出來；劉建東的《羞恥之鄉》《丹麥奶糖》、石一楓的《地球之眼》對時代的社會道德問題、知識分子問題展開了深刻的省思；弋舟的《所有路的盡頭》《隨園》則把筆觸伸向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理想主義由充盈到失落乃至虛無的歷史過程。

《所有路的盡頭》

其次，這撥小說的「向外轉」還不僅僅是我們常說的現實主義的復歸，還有那種溫暖的浪漫主義的持守。代表作品首推遲子建的《空色林澡屋》和李鳳群的《良霞》。《空色林澡屋》延續了遲子建一貫風格，但卻抹掉了單純明凈而呈現出混沌朦朧之美。小說中的皂娘其丑無比，但心地善良，是一個頗富傳奇色彩的形象。她的第一任丈夫因嫌她醜陋而找茬兒休掉了她；第二任男人威呼郎是個貨郎，嚴格說只是她的情人；第三任男人是一個被兒子拋棄的精神病患者老曲，老曲死後則只有那隻喜歡添亂的忠誠的母狗白蹄在陪著漸趨老年的她了。年老的皂娘在叫做「空色林」的密林深處開了一個澡屋，為來往于山里山外的各色男人沖澡洗塵，外加按摩，而且只收取食物不收取錢財。那些來「空色林澡屋」洗澡的男人，有委屈的，有病入膏肓的，經過皂娘的洗禮全都神奇地得到宣洩和康復。至此，「空色林澡屋」和皂娘都獲得了神秘的象徵意蘊。敘述人所在的地質隊每個人所代表的不同時代的煩惱、屈辱，並渴望得到皂娘「空色林澡屋」一洗了之的願望也成為了一種象徵。最終嚮導關長河的失蹤，皂娘以及她的「空色林澡屋」的撲朔迷離，若有若無，「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理想的縹緲迷離輕颺與世俗的艱澀結實沉重形成反差，構成了巨大的張力，使小說具有了撼人的驚艷之美。

《良霞》則在平淡沉靜的敘述中，表現了普通人面對貧窮、疾病、苦難和厄運的從容、隱忍之美。美麗而嫻靜如水的徐良霞，在人生的美好花朵剛要綻放的時候卻遭遇了可惡的疾病，命運的軌跡瞬時改變，戀人嚇跑，哥哥婚姻受阻，家庭經濟雪上加霜，良霞幾次死裡逃生，父母身心交瘁，雙雙離良霞而去。良霞非但沒有成為哥嫂的累贅，而是那麼隱忍、坦然、從容地活著，她甚至成為全家的主心骨。當全家人，乃至全村的大部分人到城裡去打工的時候，良霞一個人自在而艱難地生存在家。她用一針一針的刺繡養活自己，用耳朵眼睛特別是鼻子照看家和村子，也觀察這世事的變遷。她為自己的生命贏得了尊嚴，她成了全家乃至全村人的「我們的姑姑」。良霞的最終死去，作家寫得那樣的從容不迫：「徐良霞安靜地平躺著……她沉著的氣質一下子把人給鎮住了，她的被遺忘的美把人給鎮住了。那不可冒犯的感覺，使人一下子想起她20歲的樣子，那時，她令女人羨慕、男人垂涎。她羞澀而驕傲，對未來充滿嚮往，誰都會相信她前程似錦。」小說就這樣以舒緩從容的慢，寫出生命自身的尊嚴和大美。

遲子建《空色林澡屋》

由此可見，這撥小說的「向外轉」絕不能作狹隘的理解。並不是一「向外轉」就會成為簡單的「問題小說」而失去內在深度和藝術水準。由於這撥小說創作的「向外轉」是文學自身發展演化的結果，因此，它不是向內向外的簡單的輪迴，而是藝術的辯證發展。於是，我們看到，這些小說不僅對現實生活中的各類問題發起正面強攻，而且在藝術上也變得圓潤成熟。小說不僅重在寫事，更重在寫人。許多作品中的人物，比如李雪蓮、塗自強、陳金芳、安小南、魏志鵬、徐良霞、馮莖衣、董仙生等，都堪稱新的典型人物。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小說一般都寫得樸實自然，不露痕迹，不故弄玄虛，而內里則處處匠心，經歷過先鋒寫作洗禮的技巧與對現實生活的描摹較為完美地結合起來。我覺得，這主要得力於這些小說對生活本身的忠實和作家感悟生活的真實——我把這叫做「在地性」。「在地性」是說作家的寫作是從生活出發，而不是從觀念出發，作家經過對活生生的生活的觀察、體悟，從而行諸筆端的行為。「在地性」就是講述故事和經驗，並自覺地向敘事靠攏。《望春風》《我不是潘金蓮》《日頭》《陌上》《閱讀與欣賞》《丹麥奶糖》《所有路的盡頭》《隨園》《世間已無陳金芳》《地球之眼》《空色林澡屋》《良霞》等小說莫不是以敘事講述故事和經驗的代表之作。早在《故鄉面和花朵》的最先鋒時期，劉震雲就在小說的最後，開始向傳統文學致敬了；《手機》之後，特別在《一句頂一萬句》《我不是潘金蓮》等作品中，劉震雲在敘事上明顯向《水滸傳》等古典小說汲取營養，並將先鋒精神滲透其中，從而達到了對先鋒與傳統的雙重超越。付秀瑩《陌上》的成功主要得力於她小說的藝術品質。付秀瑩的語感古色古香，頗得「紅樓」之神韻，那種「串門子」的結構方式，還有「詩化反諷」的文體風格，都使她的小說達到了相當的藝術高度。弋舟、劉建東、石一楓、徐則臣等實際上都是由先鋒文學淘洗之後的寫作者，但他們近年小說的「在地性」使得作品的傳統因子明顯增加，小說的寫法既平實又飛揚，小說既向外又內斂，是超越式轉型的成功代表。

關仁山《日頭》

總而言之，近五年來當代小說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向外轉」與「在地性」只是一部分小說的一種趨向。即便這樣的一種趨向，描述起來也是掛一漏萬的，好在拋出磚來，把美玉般的高見引將出來也是件好事。

本文發表於《文藝報》2017年8月28日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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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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