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和桂格燕麥的黑歷史：少年，幹了這碗輻射麥片

當1949年Fred Boyce和好幾十個男孩加入學校的科學俱樂部時，他們關心的更多是隨之而來的福利而不是科學本身。俱樂部成員可以搞到波士頓紅襪隊棒球賽的票，校外郊遊，像是米老鼠手錶這樣的小禮物和無數頓的免費早餐。不過Fernald可不是什麼普通學校，而他們在科學俱樂部搞到的免費早餐也不是普通麥片：這幫倒霉孩子被餵了摻有放射性示蹤劑的桂格燕麥片。

Fernald州立學校，原名馬薩諸塞特護學校，收容著殘疾或是被父母拋棄的孩子。學校里的條件一直是殘忍的；員工會故意剝奪孩子的餐食，強迫他們干體力活還虐待他們。Boyce，在被家人遺棄后也住在這裡，十分迫切地加入了科學俱樂部。他希望科學家們，可以從官方的角度，發現他們遭受的虐待並給其畫上句號。

「我們那時候還什麼都不懂」Boyce後來提起這場實驗時說。「我們只是以為我們是特殊的孩子。」當了解到俱樂部的本質后他深感被背叛了。

這些孩子要等到至少四十年後才知道他們的麥片被加了料。在1940年代晚期至50年代早期，Robert Harris，麻省理工的營養學教授，進行了三場實驗，牽扯到74個Fernald的孩子，年齡從10至17歲不等。作為研究的一部分，這些孩子們被餵食了添加含鈣和鐵的放射性同位素示蹤劑的麥片和牛奶；在另一場實驗中，科學家們乾脆給孩子們直接注射了放射性鈣。

Fernald孩子們接受的實驗只不過是美國原子能協會批准的幾十場輻射實驗中的一場。在1945至1962年間，超過21萬平民和士兵被暴露在輻射之下，大多數情況下他們並不知情。這種在今天的道德監察委員會和知情制度下完全無法想象的事情在原子時代初期卻是家常便飯。

John Lantos，密蘇里-堪薩斯城市醫學院的兒科專家告訴我們，這些實驗是受美國的戰後思維所影響。「科技是好東西，我們是世界老大，我們是好人，所以我們做什麼都不可能是壞事。」他說「直到70年代，塔斯柯基實驗敗露后，國會才通過聯邦法律規定了特定的監管措施。」

塔斯柯基實驗可以說是醫學虐待的標誌性例子，其中有數百名黑人梅毒患者被承諾會被治療卻從未被治療。另一場類似於Fernald的實驗中，韋洛布魯克州立學校(也是為智力殘疾孩子開設的學校)的學生被故意暴露在甲肝病毒中以便科學家開發疫苗。
所以一頓看似人畜無害的早餐是怎麼跟原子時代研究扯上關係的？那時，科學家急於進行與人體健康有關的實驗，而蓬勃發展的早餐行業代表著大把大把分分鐘可能被別人賺走的銀子。所以，桂格這樣的牌子希望能把握科技的力量。他們自二十世紀初就和另一家炙手可熱的麥片牌子——加了澱粉的小麥精華——處於白熱化的競爭中。兩家企業都希望能獨霸以冷牛奶和廣告宣傳佐餐的高糖分麥片市場。

使得桂格處境惡化的是，一系列的研究顯示基於植物的穀物食品中富含的肌醇六磷酸會抑制鐵的吸收——而他的對手用的澱粉卻沒這樣的問題。麥片產品的市場在二戰後呈爆髮式增長，那幾年，桂格的銷售額增長至了2.77億美元。那個時代的消費者眼中，營養高於一切，特別是在農業部在1943年出台第一版營養指導后，其中將燕麥稱作理想穀物。50年代的電視廣告強調了桂格的營養價值，將其作為首要賣點(這點好像現在也沒變)。

為了駁斥將桂格與競爭對手不公平比較的研究結果，桂格決定進行自己的實驗。所以桂格提供了麥片，MIT拿到了研究經費，而學校則得到了免費早餐和給學生的娛樂項目。

在三場實驗中，Fernald的孩子們吃下了包含放射性鐵示蹤劑的麥片，包含鈣示蹤劑的牛奶(研究人員通過測量放射性同位素原子的衰變以確定體內發生的化學反應，)，後來又被直接注射了放射性鈣。最初兩場實驗結果對桂格都是利好：在抑制鐵和鈣的吸收上燕麥和對手的產品沒有區別。而第三場實驗則證明了血管內吸收的鈣直接進入了骨骼，這在日後的骨質疏鬆研究中被證明至關重要。

實驗的細節在1993年被公諸於世。在世人對核武器產業的極度擔憂之下，能源部長解密了一批原子能委員會的文件。很快波士頓環球報發表了相關報道，其他出版物也開始呼籲當年的受害者站出來。一場1995年的訴訟給這個實驗的目的蓋棺定論：桂格的商業利益。「是什麼催生了這場惡毒的實驗？僅僅是有商人想知道兩種麥片哪個更好。」檢察官Michael Mattchen告訴美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