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揚：高度重視支付清算與經濟金融運行的關聯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在《支付清算髮展報告（2017）》發布研討會上的講話

支付清算系統是金融體系最為重要的基礎設施之一。在現代經濟中，大部分貨幣以銀行存款的形式存在，支付過程也越來越趨於在電子支付平台上進行，這使得支付清算系統的數據能夠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反映實體經濟的運行情況。儘管目前可得的支付清算數據仍然不夠全面，但是基於有限的數據，我們仍然可以獲得關於宏觀經濟運行與金融穩定方面的大量信息，從而便於我們更為清晰、準確地了解經濟與金融運行狀況，並為相關政策提供參考。

從支付交易的總體特徵來看，自2007年開始，支付清算系統的業務總量無論在筆數上還是在金額上都呈現迅猛增長的勢頭，其中非現金支付方式的筆數和金額從2007年的154.5億筆和593萬億元上升至2016年的1251.11億筆和3687.2萬億元，分別增加了7.1和5.21倍；支付系統業務的筆數和金額從2007年的53.9億筆和889.2萬億元上升至2016年的3687.2億筆和592.9萬億元，分別增加了70和4.8倍。

在支付清算系統的交易總量迅猛增長的同時，平均每筆支付交易的金額總體呈現下降趨勢，在2007-2016年期間，非現金支付工具的平均每筆交易金額從3.84萬元下降為2.95萬元，支付系統業務的平均每筆交易金額則從16.5萬元下降為8.6萬元。這種交易規模的下降反映了由於支付系統使用便利性的上升和使用成本的下降，越來越多的相對小金額的支付得以通過電子化平台進行，從而拉低了總體的平均交易規模。這其中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是，上述平均交易規模的變化並不是線性的，並且在不同的交易系統之間存在著很大差異。例如在2015年，支付系統業務的平均每筆交易金額從去年的11.1萬元下降為9.3萬元，但非現金支付工具的平均每筆交易金額反而從去年的2.9萬元上升到了3.7萬元。這一異常變化的原因在於，因為移動支付等新興支付方式的發展，有相當一部分5-10萬元之間的「中等」規模的支付業務從傳統的大額實時支付系統轉到更為靈活的第三方零售支付平台，使得後者的平均交易規模因此上升。這種支付業務在平台之間的轉移也反映了支付清算系統的巨大發展。

由於支付清算系統是現代社會中貨幣流通的主要載體，根據支付清算數據能夠更為準確地估算的貨幣流通速度，從而為貨幣政策提供依據。基於支付系統業務規模，的貨幣流通速度從2007年的每年周轉22次增至2016年的每年周轉33次，顯示貨幣在經濟體系的交易媒介作用更趨活躍。上面的數據也說明，高居不下的M2/GDP水平背後的原因並非某些觀點所認為的高儲蓄或銀行系統主導地位，而是經濟的金融深化過程。不過2016年在貨幣流通速度上出現了新的情況。雖然支付清算系統業務規模與M2的比值仍保持著2009年以來的遞增趨勢，但非現金支付工具業務規模與M2的比值則出現了逆轉，從2015年的24.77下降為23.78，這是自2009年以來首次出現貨幣流通速度放緩的跡象，需要加以進一步觀察。

支付清算系統運行與實體經濟之間的密切聯繫使得我們能夠基於其數據對重要宏觀經濟變數進行驗證和預測。無論是非現金支付工具或支付系統業務中都有一些指標與宏觀經濟變數之間存在著穩定的統計關係。例如，銀行卡跨行支付業務增長率與實際GDP增長率之間有著很強的相關性，可以用於預測下一季度的GDP增速。基於結合多個支付清算指標的模型，我們可以在85%的準確率上對下一季度的實際GDP增速進行預測。根據這一模型，在2017年第一季度的增長率為6.84%。

類似地，基於支付清算數據也可以對通貨膨脹水平進行驗證。我們發現，公司結算賬戶的增長率與CPI之間有著非常高的相關性，能夠解釋後者80%以上的波動。其他如銀行卡支付業務規模和行內支付系統業務規模等指標的增速也與CPI有著較強的相關性。不過進入2015年之後，基於所有支付清算指標的預測都大大低估了CPI的實際值，這說明貨幣流通的增長被大量新增的交易活動所「吸收」，從而使得前者對於總體價格水平的影響受到了很強的抑制。以此相對應的是，我們發現在控制了實際GDP增長率的滯後項后，CPI與實際GDP增速之間並無顯著的相關關係，這似乎顯示支付清算系統運行與實際經濟的關係比宏觀經濟變數名義值更為緊密，因此它也可以作為觀測金融系統與實體經濟關聯程度的一個窗口。

通過支付清算數據還可以觀察區域金融發展水平及其相互間的關係。例如根據大額實時支付系統數據，自2007年以來，資金流動總量最高的5個省市與最低的3個省市基本沒有發生變化，前者始終為北京、上海、深圳，後者則是西藏、青海、寧夏，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區域金融發展水平的固化。而在資金流動活躍的金融樞紐城市——北京、上海、深圳——之中，北京則始終居於主導地位，無論是在資金流入流出的絕對規模上，還是在與其他區域之間的資金往來密集程度上，北京都遠遠超過上海和深圳。

在區域資金流動上，有兩個現象值得關注。第一個是資金流動分散化趨勢的逆轉。從2007年開始，北京、上海和深圳作為一個整體，在資金流動中的比重在不斷下降，從而反映了金融活動的分散化趨勢。但是從2014年開始，這一趨勢被逆轉，三地作為一個整體所佔資金流動比重開始上升，尤其是北京的增長勢頭尤為迅猛，在區域資金流動中的比重由2013年的32%上升至2015年的39%。這一現象的原因和經濟效應值得我們加以思考。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指標是上海在全國資金流動中的地位。上海被定位為的國際金融中心，但是這一目標被提出之後，上海在區域資金流動中的地位不僅沒有上升，反而總體上顯著下降。2007-2014年間，其資金總體流動規模比重從18%跌至13%，區域間資金流動比重則從15%跌至11%。在2015年，這兩個比重分別回調至16%與13%，但是上升幅度不及北京。如果僅從資金流動的角度來看，北京在金融體系中的地位要遠遠高於上海。這一現象背後有著多種原因，其中最為重要的可能是金融體系的垂直管理體系，它導致資金流動的許可權始終保留在金融機構總部的層級上，從而造成了北京的特殊地位。儘管這看起來屬於管理與技術問題，但它折射出了金融體系目前的許可權分佈格局。如果這種格局沒有明顯改變，的金融市場化與區域金融發展可能會面臨更曲折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