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變與士變

民國歷史學者周蔭棠先生談辛亥革命，歸結為「士變而非民變」。在他看來，古代的改朝換代，以民變為主流，辛亥革命則不然：「清朝的滅亡，不是由於鋌而走險的民變，乃是由於激於大義、處心積慮、具有計劃的士變。」（《歷史的一個看法》）如果說這個觀點，令今人別開生面，則得歸功於他所使用的兩個久違的概念：民變與士變。

民變是一個老詞，今天雖有人在用，卻也寥寥。前年在書店邂逅李文治《晚明民變》，翻開一看，其初版猶在1949年前。那麼今人慣用什麼說法呢，正統一點，叫「農民起義」，時髦一點，叫「社會抗爭」「群體性抗爭」。說到農民起義，不妨啰嗦兩句。這是一個含混以至斷裂的概念。據楊津濤《不存在什麼「農民起義」》，農民起義的領袖，幾乎都不是農民，而是官吏、商人、軍人等（唐元鵬《古代「農民起義」領袖職業調查》以古代最著名的十二次農民起義為標本，發現三十五位主要領導人中，只有三個人——楊幺、楊秀清和蕭朝貴——勉強屬於農民，而且這三人的地位都不是老大）；農民雖然構成了起義的主體，其參與未必出於自願；從結果來看，起義並未造福於農民……相比名不副實的「農民起義」，他更願意使用「民變」之說。

相比淵源有自的民變，士變應出自周蔭棠的發明。它的立意，正針對民變而言。二者之別，不在領袖——民變同樣可能由士（知識人）所領導，如洪秀全——而在參與的主體，顧名思義，民變的主體是民，士變的主體則是士。

談及辛亥革命與士變的關係，我們的眼光不妨追溯至革命前六年。1905年，清政府宣布廢除科舉制。這在當時，可謂劃時代的大事，科舉制已經推行了千餘年，關乎一個階層的利益和榮辱，甚至關乎一個國家的政治與文化秩序。然而，它所激起的輿論效應，卻不像今人想象的那麼激烈。1906年2月12日，莫理循在《泰晤士報》撰文道：「……能夠不激起任何騷動便廢除了建立那麼久的科舉制度，就能實現無論多麼激烈的變革！」（《人的》）其實，無論朝野，多少還是有點騷動，或者說異議之聲，只不過，主流的聲音，縱使不是讚美，那也如嚴復這般，一面感慨廢科舉的衝擊力：「此事乃吾國數千年中莫大之舉動，言其重要，直無異占者之廢封建、開阡陌」，一面對其損益、利弊不置一詞：「造因如此，結果何如，非吾黨淺學微識者所敢妄道。」（《論教育與國家之關係》）這不是謹慎，而是困惑，嚴復身在局中，眼前迷霧重重，根本無法預見未來的方向。

廢科舉的殺傷力，要等到辛亥革命，才見爆發。科舉制的消逝，徹底改寫了士的政治生態，「學而優則仕」淪為明日黃花，倘若不願沉浸於哀傷的舊夢，他們必須另闢出路，大體而言，一是留學，二是投軍，三是從商，前二者的比重遠過於第三者。數年以後，正是留學生和新軍，聯袂點燃了革命的火種。後世有一種說法叫「清亡於廢科舉」，清朝之亡，自然不止廢科舉這一個原因，辛亥革命的發生，亦非以廢科舉為導火索（若是如此，歷史反射弧未免太長了），不過，它們的關係依舊親密：廢科舉之變，才是真正的士變，其結果，一是為革命輸血，二是為清朝掘墓。

說罷廢科舉，再來看辛亥革命，何以是一場士變，一目了然。以武昌首義為例。組織者包括三大革命團體：共進會、文學社，加上此前的日知會。這三者的領導人，幾乎都是士或知識人：最著名的「三武」，孫武、張振武系日本留學生，蔣翊武欲留學而不得，在上海進入公學，那是革命黨的搖籃之一；此外，曾擔任共進會會長的劉公也是留學生，相形之下，日知會的領袖劉靜庵更接近傳統的讀書人，博覽經史，哪怕困於囹圄，依然手不釋卷；就連武昌起義前夕犧牲的「三烈士」，劉復基是留學生，彭楚藩因科舉制廢除而參加新軍，大概只有一個楊洪勝，與士無關。

革命的組織者是士，參與者呢，湖北新軍與士能有什麼關係？這得從其創始人張之洞說起。張之洞練兵，與袁世凱不同。拿招兵來說。袁世凱招兵，除了身體素質，格外講究士兵的德行，故而有「會吸食洋煙者不收」「素不安分，犯有事案者不收」等標準，張之洞看重的則是文化素養：1898年，他把工程隊擴充為工程營，規定「專選二十歲以下兼能識字者方准收入」；1902年，他制定湖北練兵要義，第一條即「入營之兵必須有一半識字」；此後募兵，明確要求吸收「實能識字寫字並能略通文理之人」，譬如1905年湖北新軍在黃陂招兵，入伍的96人中，共有12個廩生，24個秀才——當然這與廢科舉有關。

招兵如此，練兵亦然。張之洞主張「於練兵之中寓普及教育之意」，故此，他先後創辦了湖北武備學堂、將弁學堂、武高等學堂、武普通中學、陸軍第三中學、陸軍國小堂等，並規定「非學堂出身者不得充統領營哨各官」，這麼一來，士兵必然踴躍從學，據說有一年湖北武備學堂招生120人，報名者超過四千。湖北陸軍特別國小堂的校門之上，曾高懸張之洞親書的對聯：「執干戈以衛社稷，說禮樂而敦詩書。」這正呈現了湖北新軍文武雙全的特色。1906年秋，清政府在河南彰德舉行秋操，主力是袁世凱的北洋軍與張之洞的湖北新軍，軍演之後，時人評價，前者「以勇氣勝」，後者「以學問勝」。

那麼，湖北新軍的人員構成，士到底佔據了多大比例呢？這實在難以考證，只能推測，我覺得不會低於三成，這裡面，大多系讀書人投筆從戎，還有一些，屬於從軍之後，到學堂深造，漸漸轉型為知識人。此外還得注意，湖北新軍，由陸軍第八鎮與獨立第二十一混成協組成，相當於一個師加一個旅，共計16104人（1907年數據），其中共進會和文學社成員超過兩千人，同情革命的超過四千人，這些革命者的頭腦與眼界，相較同儕，往往先進一步，所以在他們當中，士的比例還要大一點，也許可達到五成。基於此，稱武昌起義——辛亥革命的源頭，或者說狹義的辛亥革命——為士變，正可成立。

寫到這裡，大抵可以證成周蔭棠的觀點。不過我的目的，不止論證，更在借其論斷，辨析辛亥革命的性質與邏輯。必須承認，士變是一個十分精妙的說法，由此名目，可知這場革命，局限於士及其相關的階層，與民眾幾乎無關。試舉兩例。如曹聚仁回憶錄《我與我的世界》所述：「其後兩年，辛亥革命到來了。我們鄉僻地帶（浙江蘭溪），交通阻梗，不知秦漢，遑論魏晉，如『革命』這樣的名詞，從來沒聽到過；鄉間所說的，還是『造反』，說是有人賣『九龍票』。『九龍票』，我也一直沒見過，後來才知道這是光復會徐錫麟、秋瑾那一派所乾的……」據陳渠珍《艽野塵夢》，武昌首義爆發之時，他正駐軍西藏，聽到革命的消息，遂策動部下湘黔籍官兵115名出逃，1912年6月前後，奔至青海，遇到一位隨左宗棠出關而定居於此的七旬老人：「余詢以內地革命事，但知：『袁世凱為大元帥，孫文為先鋒，國號歸命元年。』亦道聽途說，且誤『民國』為『歸命』也。」可見辛亥革命的話語傳播，半年不達民眾。

1919年8月4日，毛澤東在《民眾的大聯合》第三節中寫道：「辛亥革命，乃留學生的發蹤指示，哥老會的搖旗吶喊，新軍和巡防營一些丘八的張弩拔劍所造成的，與我們民眾的大多數，毫沒關係。」偉大領袖之言，似可一錘定音。作為士變，無關民眾，構成了辛亥革命的一大特色——我曾總結辛亥革命的特徵：「這是一場低烈度革命，而非高烈度革命；這是一場城市革命，而非農村革命；這是一場精英革命，而非大眾革命。」——同時造就了其限度：膚淺、妥協、不徹底。以此為鑒，後來者學會了以士變引導民變，作為革命法寶。

2017年8月1日

供《經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