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小確喪時代｜ONE STORY

謝謝那些曾經擊倒我的人，躺著真舒服。

「各有各的命吧，誰知道呢。」時隔四年重逢，一如既往的喪。知了聲聲起，路邊宅院里的藤蔓翻過牆壁，撐起的竹竿上懸著嬰兒的尿布和母親的乳罩，宅門兩側的舊春聯殘破翻卷。我們像是無端闖入了一場舊時光，倉皇失措。

「從前呢，工作是為了自我實現，為了證明自己的價值，現在工作就是工作，錢賺到手，一拍兩散，沒什麼不好。」我們在小衚衕間七拐八拐，終於找到了那家老北京烤肉店，她的抱怨終於像啤酒的氣泡，拱上水面。和責備、咒罵、自暴自棄不同，其語氣之輕盈、無畏，像極了這個「小確喪」時代的貼切迴響。

伴隨村上春樹的隨筆集《蘭格漢斯島的午後》譯介入國內，配上安西水丸暖洋洋的畫風和林少華的譯筆，「小確幸」進入我們的視野。似乎就在前不久，這個詞還常被人掛在嘴邊。泡個澡、吃碗豬油拌飯、看場電影都能帶給人「微小而確定的幸福」、平淡確鑿的安穩感。在這種安穩感的指引下，人不必論及是非曲直，不必沉溺於求之不得，也不必追求高遠的志向，如一隻溫順的貓，享受現世細微的幸福即可。

或許是雞湯味太濃，或許是煙火氣太重，或許是人的安穩感太過虛無縹緲，太容易被現實戳破，「小確幸」時代匆匆而過，迎來了「小確喪」時代。

英國藝術家Gemma Correll的一組插畫作品便展現出「小確喪」的精神狀態：理想的生活是「誰也別來煩我，也不想聯繫任何人」；當你必須要打一個電話時，心裡卻念叨著「千萬別接、千萬別接」；總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卻一件事都不想做，即便做了，一件也做不好；不喜歡熱鬧，更喜歡獨自一人或者和動物在一起；和辦公室、聚會相比，床才是最安心的地方。

上世紀90年代謝飛導演的電影《本命年》中梁天的一句台詞將這種「喪感」概括得更精妙：「活著怎麼就那麼沒勁，上班沒勁，不上班也沒勁；吃飯沒勁，不吃飯也沒勁；搞對象沒勁，不搞對象也沒勁。怎麼就那麼沒勁！」這時，姜文操著一口京腔，漠然回嘴：「我打你丫一頓就有勁了！」

什麼都沒勁——乍看毫無新意，不夠正能量，甚至有點破罐破摔。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恰是對一度傳播廣泛、洗腦效果顯著的成功學和雞湯文化的反叛。你告訴我「世間自有公道，付出總有回報」，我回你「你必須非常努力，才能相信自己真的無能為力」；你說「夢想還是要有的，萬一實現了呢」，我回「比你優秀的人還在努力，你努力還有什麼用」；你說「人沒有夢想和鹹魚有什麼分別」，我回：「謝謝那些曾經擊倒我的人，躺著真舒服」。

一份不那麼喜歡的工作、一個不那麼愛的人、想上進卻無從下手、想掙脫卻無力改變的庸常生活……看起來小確喪是把小確幸建構起的安穩與期待統統搗碎，硬生生將我們拖拽進浮世塵埃，強按著我們的頭，讓我們被迫面對瑣碎與煩惱。但仔細想，小確喪和小確幸在「安穩」的層面如出一轍，後者是把握和享受生命中細碎的安穩；前者則是徹底在這種挫敗的安穩感中沉淪。和小確幸相比，小確喪似乎離命運更近了一步，頗有「欲而不得，舍而不能」的憾意。

請注意，所謂小確喪，可不是血淋淋的、實打實的悲，而是似有還無、欲說還休的喪。從小就被灌輸和教育「直面苦難、笑對人生」的我們，似乎長大后不大承接得起太過厚重沉甸的悲傷。不知是因為悲傷本身映照了我們命運的一種極端可能性，還是太過露骨地揭示了人力不及的人生境遇，無論是哪一種，都不受人待見。

人生苦短，及時行樂。諸如蔡瀾這樣年歲已長、看遍繁華，仍能返璞歸真，飲酒喝茶、種花種草、吃吃喝喝、談談女人與愛情，再悠悠說一句「沒有什麼了不起」；能如李漁在《閑情偶寄》中所言：「本性酷好之物，可以當葯。凡人一生，必有偏嗜偏好之一物。」實在是太讓人喜歡了。

應接不暇的工作、被剝奪的時間、不斷妥協和讓步的人際、成人世界繁複的遊戲規則，一句「沒有什麼了不起」，全部煙消雲散，禪意善念乍起。漸漸地，我們學會了在生活中迴避苦難的字眼，從原本難以避視的悲苦中逃生，為自己的生存與意義找一個不那麼光明正大、卻足夠心安理得的理由：行啦，你努力了，沒那麼幸運而已，何必為難自己？

想要，卻得不到，在人的慾望和現實之間，橫亘一道深谷，恰似藝術，大多源自理念與經驗之間難以彌合的溝壑。正是這個難逾越的坎，讓藝術與現實有了共同點，因而相互勾連，令人回味無窮。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那些流傳甚廣的文學或影視作品中，小確喪的主題更受歡迎——在虛擬的藝術世界中迎接失敗、失戀、痛苦、病患、死亡，總比在現實中真正經受要強百倍——既然如此，何不大大方方地做個旁觀者呢？

不管是上世紀70年代英國的朋克音樂，還是日本文化中流行的不出門不化妝不結婚，一個人倒在床上看電視看漫畫的「干物女」，都是「小確喪」的代表。前者秉持著「反叛、反叛、再反叛」的精神，對枯燥無聊、激情不再的生活宣戰；後者則抱持著「生活不易，不如懶散閑適」的態度，在激烈競爭的時代中為自己保留一份「湊活過」的權利。

這種例子其實並不罕見，我們的鄰國日本可謂是將「小確喪」發揮到極致的民族。日劇中如草蛇灰線的小確喪幾乎成為標配，讓人大呼上癮。

2002年，日本實行教育改革，引入每周五天制課程，每周余出兩天休息日，教學內容和教學時間減少，試圖打破以考試成績為衡量標準的絕對評價體系。這一年，1987年出生的一代人正在讀初三，被稱為「寬鬆世代」第一代。當這代人走出校園，一頭扎進社會，卻發現自己和前輩們迥異的個性讓他們很難承受現實的種種壓力。上學的時候，他們被教育：「因為沒有一個人是一樣的，所以大家都是最棒的。」而離開校園，卻發現等待他們的是一個優勝劣汰、競爭激烈的社會。日本電視台（NTV）於2016年4月首播的電視連續劇《寬鬆世代又如何》中，渾身喪氣、一身蕭條的「寬鬆世代」的年輕人們不斷遭遇工作、家庭、戀愛、友情的挫折，卻永遠一副無可奈何的姿態。

日劇《逃避雖可恥但有用》里的森山美栗畢業后一直仕途不順，在一段「無業游民」的日子過後，來到單身男人津崎平匡家中做家政。后因美栗的父母決定搬家，美栗必須離職，為了維持現狀，她和平匡「契約結婚」、同居，表面假裝是夫妻，其實仍是僱主和職員的關係。萬念俱灰時，美栗對自己說：「想被別人選中，想被認可說，你可以留在這裡。這是奢望嗎？人們都希望被別人需要，卻往往事與願違，一點一點放棄自己的想法，想哭的時候一笑了之。或許，人們都是這樣生活下去的。」

人們都是這樣生活下去的。你也是人。所以你也可以這樣生活下去。三段論的鐵證催眠你：放過自己，然後再放過別人；放下自己，然後再放下繁雜世事。一個「放」字，為小確喪的根本意涵做了恰到好處的註腳。

著名行為心理學家賽列格曼認為，一個人對自己的控制能力的觀念是由過去的經驗產生的，因此如果他試圖操控自己生活的努力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打擊，那麼他很有可能完全停止努力。而如果這一過程反覆發生，那麼這個人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所有的事都是無法控制的，至少是由不得我來控制的。哪怕他有朝一日恢復了對某些事的掌控，明明稍作準備就可以達到目的時，也會堅信「萬事由不得我」。賽列格曼將這種沮喪的成因稱為由先前失敗的經驗而來的「習得的無助心態」。這種心態導致這個人將自己視作「命運的人質」。

小確喪卻告訴我們，是不是命運的人質，有什麼要緊呢？反正日子照舊，沒有好事發生，也沒有壞事發生，生活不過是由一個個微小而確實的頹喪構成的，快樂稍縱即逝，身體隨時可能被掏空。又能怎樣？

如果我們跳脫出「喪」的語境，冷靜地去想現代人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心理訴求，就會發現一切並不難理解。

現代人往往什麼都抓得太緊，怕失去，怕失敗，怕錯過，怕不能重來。時間，在這個時代變快了，越來越快，快到無所適從，快到無暇自顧。一分一秒一厘，不再有日出日落萬丈霞光帶來的感動，不再沾染一丁點詩意，而是從時鐘滴滴答答的節律聲，變成龐大機器運轉的轟隆聲。我們一刻也不停，忙著結婚，忙著賺錢，忙著買房，忙著升職，忙著養家。哪一份都是生活，哪一份都不太像生活。

出於自我安慰的心理，我們反覆勸說自己，別怕，還有明天呢；別怕，還有別人呢；別怕，還有人比你更慘呢。從前總聽人說，人應該痛苦地清醒著，不應該麻木地快樂著。小確幸說，人應該清醒著快樂。小確喪卻說，人應該麻木地痛苦。麻木地痛苦比清醒地痛苦多了一層保護膜，即，我佯裝不知。不知則不痛，則不落魄，則不絕望，則無罪過。

芝加哥大學英語系教授Lauren Berlant在《殘忍的樂觀主義》（Cruel Optimism）一書中說，一切連結或向外連結的嘗試，其本質都是樂觀的。一個人、一件物件、一個群體、一種生活，我們踮起腳、伸手觸碰這些時，內心總會懷抱一份期許。眾所周知，個體是通過與外界的互動，才得以劃清自我的邊界，通過建立聯繫，才得以確認自我的位置。然而，這種向外的連結並非堅不可摧，很多時候，它是脆弱的、變動的、轉瞬即逝的，人會離開、生活會改變、想象會破滅。破滅之後，沒有了依附的人看起來是自由了，卻無法承擔自由的後果。

輾轉於喧囂塵世的孤獨的人啊，你該怎麼面對你自己？

當我們每日如西西弗斯一般，推著巨石上山，以為自己負有某種使命，可直到你的信念伴隨一切連結的割斷灰飛煙滅，你發現上山與下山沒有分別時，你該怎麼活下去？

當我們存活在一個不在乎過去，也不知曉未來的混沌時代，在物慾的糖水中越浸越甜，甜以至於膩，膩以至於不屑時，怎麼辦才好呢？

赫爾曼·黑塞在《悉達多》中給出了答案：「我無權去評判他人的生活，我只能為自己作出判斷。意義與實在並非隱藏於事物的背後，而是寓於事物自身，寓於事物的一切現象。當一個人能夠如此單純，如此覺醒，如此專註於當下，毫無疑慮地走過這個世界，生命真是一件賞心樂事。人只應服從自己內心的聲音，不屈從於任何外力的驅使，並等待覺醒那一刻的到來；這才是善的和必要的行為，其他的一切均毫無意義。」

「各有各的命吧，做一個知道自己很喪，卻依然活得來勁兒的人類，也不錯吧？」我和朋友將杯中的啤酒一飲而盡。燒烤架上的肥肉滋滋地冒著熱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