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洛克風格建築：歐洲專制主義者的最愛

儘管文藝復興運動對北歐建築的影響有限，然而，在合適的條件下，更加靈活、更具戲劇性的巴洛克風格卻在阿爾卑斯山以北地區取得了巨大成功。十七和十八世紀時期，宮廷贊助的一些建築設計顯示，儘管巴洛克式風格在羅馬正方興未艾，但在別的地方，它卻已經完全轉變為服務於專制主義統治者的工具。那些試圖獲得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空間權力的君主們喜歡採用巴洛克風格，因為它能產生有力的宣傳效果。新的空間秩序，包括城市宅邸以及鄉村廣場，支持和象徵了一種自上而下的政治體系。那時候，歐洲君主如同伊斯坦布爾、伊斯法罕和德里的君主們，都試圖迫使擁有土地的土地貴族和城市市民將權利轉讓給權力日漸集中的國家，而且往往大獲成功。

法國的亨利五世便是這些君主之一，他的第二任妻子是瑪麗·德·美第奇。在新教徒與天主教徒長時間對抗的內戰末期，亨利來到了巴黎。他宣布將在巴黎舉行一場彌撒儀式，並在戰爭勝利的前夕即1593年皈依羅馬天主教。他在1610年遇害，從而結束了自己的統治。他執政於佛朗西斯一世和亨利的孫子路易十四世的統治時期之間，是該時期最重要的法國國王。

在十六世紀，歐洲皇權極少涉及城市空間的重組。像克拉科夫這樣的城市的居民也對利用民民用建築進行集體展示不感興趣。相反，那些有經濟實力的人們努力利用房屋立面的設計來彰顯自己較為鮮明的個性。然而，這種現象卻在十八世紀的巴黎發生了變化，因為亨利通過一系列城市干預手段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城市，而這些干預手段成為了他的統治權利的象徵。他在巴黎修建了第一批廣場。這種公共空間周圍環繞著雷同的建築，就像伊斯法罕的更大規模的練兵場一樣，不過這裡換成了民用建築而已。其中，只有最早修建的廣場道芬廣場（Place Dauphine）被部分保存了下來，但建於1605-1612年的亨利四世（Place Henri IV）廣場或者說今天的孚日廣場（Place des Vosges）仍然是歐洲城市的驕傲（圖11.1）。

圖11.1 法國巴黎的亨利四世廣場（孚日廣場），建於1605-1612年

亨利最初旨在修建一個容納絲綢工人的廣場。絲綢是法國的主要進口產品之一，而他希望鼓勵當地人們生產這種珍貴商品。然而，最終在廣場周圍居住的人們大多為貴族。與廣場本身的規則形狀同樣重要的是廣場各立面的統一。事實上，也只有各立面是相似的。在這些公共面孔之後，獨立建造者有權按自己的意願進行修築。環繞一層的拱廊證明了這個廣場最初的商業目的。根據商業用途而設計的相關建築秩序和細節裝飾在這些房屋中所起的作用相對較小。房屋大多為磚砌結構，且以更貴的石材修邊。總體來說，在十七和十八世紀，古典細節在北歐沒有像在義大利那樣受到重視。相反，如同在香波城堡和哈德威克莊園一樣，在北歐建築中扮演著關鍵角色的是一種穩定而清晰的等級秩序感。這種等級秩序感體現在四座中心閣樓的高度上。閣樓分立於廣場四面，兩兩相對，比其他閣樓更高。

儘管這些立面只有極少明顯的義大利特徵，但以規則線條劃分的城市空間卻的確在一定程度上是模仿義大利先例建築進行組織的。這個建築先例便是米開朗基羅設計的遠為動態的羅馬坎皮多里奧廣場（Campidoglio）。該廣場幾乎與孚日廣場同時竣工。兩個廣場都以身著騎士裝束的統治者雕塑為中心：羅馬坎皮多里奧廣場以古羅馬帝王馬可·奧里利烏斯（Marcus Aurelius）的雕像為中心，而巴黎的孚日廣場則以亨利五世本人的雕像為中心。直到法國大革命爆發，歷任法蘭西國王都在位於其統治領域內的城市中修建了皇家廣場。這種潮流從法國傳播到了整個歐洲。這些廣場的中心如同孚日廣場的中心一樣經常被視為最早的公園。隨著從巴黎這座歐洲最大的城市直接步行至鄉村地區變得日漸困難，開闢公共空間大受歡迎。

儘管孚日廣場的大多數居民為貴族或其僕從，城市市民作為最初的目標群體確實在十七世紀獲得了大量經濟權力。他們試圖將這種經濟權力轉變為日漸增加的政治權利，且在某些方面獲得了成功。隨著法國以及其他西歐國家、其主要亞洲貿易夥伴和非洲、亞洲與美洲的新殖民帝國轉向商業經濟，貿易和手工業生產逐漸取代農業成為私人財富的主要來源。在亨利之子路易十三世的統治下以及亨利英年早逝后在瑪麗·德·美第奇的攝政統治下，這個以新教徒為主的階級逐漸獲得了堪比傳統貴族的地位。事實上，其中很多人是通過購買貴族頭銜加入貴族階級的，而出售貴族頭銜是王國政府以及巴黎周圍的鄉村宅邸的主要收入來源。購買莊園能免除繳稅義務，這也是放棄貿易所能得到的回報。此舉使得新興的富裕土地所有者們特別熱衷於炫耀自己新得的社會地位並重新規劃土地以創造財富。

這項措施導致的結果之一是，歐洲基督教地區修建了眾多精美的園林。其範例之一便是沃勒子爵城堡（Vaux-le-Vicomte）。這座城堡是為路易十四的大臣尼古拉斯·富凱（Nicolas Fouquet）修建的，建於1657-1661年（圖11.2）。建築師路易斯·勒沃（Louis Le Vau）和儒勒·哈杜安·孟薩爾（Jules Hardouin-Mansart）設計了這座城堡（在法語中指鄉村別墅）。查爾斯·勒·布朗（Charles Le Brun）參與了城堡的裝飾，而景觀設計師安德烈·勒·諾特（Andre Le Notre）則設計了園林。如同香波城堡一樣，子爵城堡保留了典型中世紀城堡的精華，修建了一條護城河。除了強調城堡的古典細節外，該城堡的特別之處還在於對其周邊景觀進行了大規模重新規劃。這裡淋漓盡致地表現了有關自然和神聖秩序的關係的文藝復興觀點，遠不只是像伊朗薩非王朝和印度莫卧兒帝國一樣，修建園林是出於對打獵和園林的熱愛。這裡展現的規則同時也代表了大部分十七世紀法國哲學觀點的理性。這種哲學觀點鼓勵人們對自然法則進行學術性研究。需要注意的是這種對理性的強調與同些年間義大利人和西班牙人對情感的強調的不同，以及關注重心從神聖和精神世界到世俗和政治領域的轉移。

圖11.2 法國沃勒子爵城堡中由路易斯·勒沃和儒勒·哈杜安·孟薩爾設計的城堡以及安德烈·勒·諾特設計的園林，建於1657-1661年

子爵城堡展現的工藝衍生於對法國的政權鞏固和經濟發展發揮著關鍵作用的技術。比如，防禦工事的設計對有序的新空間規劃和該過程中採用的技術具有重要影響。十七世紀時，隨著只效忠國王的常備軍取代貴族封地，法國的舊防禦工事被拆除。然而，邊境卻在不斷修築新防禦工事。景觀與這些新要塞之間的聯繫對當代人來說非常明顯，更不用提工人，他們中有很多同時參與了要塞和園林的修建。園林中苗床的設計受到了織物設計的極影響。苗床相對較小，裡面密種修剪后的植物，被稱為苗圃。當時的另一個重要大臣讓·巴普蒂斯特·柯爾貝爾（Jean Baptiste Colbert）大肆宣揚要將法國建設成一個面向本國貴族以及外國市場的奢侈品中心。此前，法國貴族和國際市場均受到荷蘭、西班牙和義大利潮流的影響。法國的出口類奢侈品製造業成為了國家經濟發展的關鍵。當時，原材料長距離運輸的費用仍然高昂，但法國織錦類產品的市場很快就一直擴展到了美洲地區。

子爵城堡是法國園林傳統的誕生地。在這種傳統中，將自然視為幾何抽象物的理性觀點凌駕於對自然尤其是水源進行控制的更加普遍的權力表達方式之上。這種園林在今天看來是人造的，但十七世紀的法國人認為它反映了潛在且神聖的自然秩序。廣闊的子爵城堡園林中這種融合了軍事工程、以業主為主導的樣板製作以及對水進行控制的設計是由一個平民構想的，但將這種綜合設計與歐洲最為強大的君主聯繫在一起則促進了整片歐洲大陸上的君主和貴族對它的接受。1661年，路易十四獨立掌權。他的母親即奧地利的安娜之前一直攝政。當富凱在子爵城堡邀請所有宮廷官員為路易十四舉行慶祝會時，路易發現了這個有助於他實現雄心壯志的合適舞台的用處。不久之後，富凱因挪用公款被捕。路易抓獲了富凱聚集在此的藝術家和建築師並將他們帶到了凡爾賽。

在路易十四的漫長統治期間，法國超越了義大利和西班牙成為了歐洲的財富和時尚中心，修建了歐洲最豪華的宮殿。路易十四稱自己為太陽王，並極其堅定地宣稱「我就是國家」。在路易的統治下，法國的中央行政機構甚至最終蔓延到了極小的村莊。最初，路易斯像他的祖輩一樣從巴黎進行統治。然而，他在那裡感受到了貴族和城市中產階級的威脅。前者曾在他年少時期對其母親的攝政統治進行過反抗，後者具有的特權也難以控制。他將父親位於凡爾賽郊區的狩獵小屋改建成了歐洲歷史上最大最豪華的宮殿，以此來鞏固自己的權力（圖11.3）。

圖11.3 法國凡爾賽宮中由路易斯·勒沃和儒勒·哈杜安·孟薩爾設計的宮殿以及安德烈·勒·諾特設計的園林，始建於1661年

凡爾賽宮甚至比子爵城堡還要大。共有三條街道彙集在凡爾賽宮前面的庭院中。宮殿的施工極其緩慢，因為在原來的小屋之外陸續增加了大量建築（這種三叉線的母題後來在城市和園林的設計中被廣泛模仿）。路易的寢宮位於該立面的正中心。其後，在園林立面的中心矗立著鏡廳（Hall of Mirrors），其內飾是當時歐洲最奢華的。從這裡，人們可以俯瞰多個漂亮的園林，像在子爵城堡一樣，園林一直延伸到地平線上。除了宮殿本身外，路易還修建了馬廄、餐廳以及供日益增多的政府職員居住的多座建築。這種對展示統治者的重視在伊朗和印度促生了眾多有趣的類似建築。在印度，沙賈汗同樣將自己比作太陽。但凡爾賽宮是一座完全封閉的連續性系列建築，其形式給人一種更為明顯的壯觀感，尤其是以鳥瞰圖形式呈現時。在當時的歐洲，鳥瞰圖是描繪此類莊園時最受歡迎的工具。

在鏡廳，勒·布朗以一長列窗戶構建了一組鏡面牆（圖11.4）。這項施工的技術難度高，造價高昂。鏡子是在一座新建的法國工廠里生產的，而工廠則是為了與威尼斯玻璃製品競爭而建的。鏡廳中的高空照明設施照亮了勒·布朗的頂面牆繪，上面描述的是法國最近一次戰勝荷蘭的戰爭場面。該宮殿的主要特徵是空間的巨大規模以及材料的多樣性，而不像貝爾尼尼和波洛米尼的作品那樣，其重點在於空間戲劇性。然而，鏡子當然也創造了一種幻想效果，並在之後的一百多年裡在歐洲被屢屢模仿。該房間經過特別設計，以震撼競爭對手派送的使臣。路易曾在漂亮的鏡廳中接待過他們。

圖11.4 凡爾賽宮的鏡廳，由儒勒·哈杜安·孟薩爾和查爾斯·勒·布朗設計，建於1678-1684年

凡爾賽宮與巴黎的短距離增加了路易控制這座宮殿及其居民的能力。這些人幾乎包括整個法國貴族階層。路易幾乎使他們變成宮廷的人質，迫使他們住在宮殿里而不是各自的莊園里。在這裡，如同路易的眾多外國訪客一樣，他們時刻見證著眾多壯觀的儀式。這些儀式提升了路易的威望，並以此也提升了法國政府的威望。在措辭謹慎的法國宮廷慶典中，儀式遠比隱私重要。國王從早晨睡醒直至夜間休息，一直位於公眾的視線中。他對那些服務於他的貴族時刻保持警惕，使得他們沒有時間或空間去謀划叛亂。法國劇作家莫里哀（Moliere）這樣描寫了朝臣的責任：

國王們最喜歡恭順，厭惡反對意見。除非是他們希望的樣子，事情總是做得不對的。耽誤他們娛樂便是對他們的觸犯。他們喜歡及時行樂，不願等待。最出人意料的事情往往也是最受他們喜歡的。他們希望我們給予自己的方便，我們絕對不能考慮。我們唯一能做的事情便是取悅他們。無論他們何時發出命令，我們都有責任儘快滿足他們。我們的行動最好足夠快。即便我們很可惜地沒能完成任務，我們至少還可以快速地順從他們。

凡賽爾宮的入口處包括早期宮殿的核心，但從未達成絕對一致性。然而，園林的入口卻並非如此。在這裡，勒沃在儒勒·哈杜安·孟薩爾和查爾斯·勒·布朗的協助下構想了一種引人注目的設計。這種設計影響了鏡廳的十七個開間以及更多其它空間。這座巨大的宮殿還為重要的皇族成員提供了套房，其中包括王后、國王的兒子、孫子以及其情婦生下的合法兒女。此外，宮殿還為朝臣提供了更加簡樸的住宅。

凡爾賽宮的園林比子爵城堡的園林廣闊得多。如果說貝絲從哈德威克莊園的長廊上向外觀看象徵著她對周邊領地的控制，阿巴斯國王從阿里卡普宮可觀看國王廣場上舉行的各種活動，那麼路易十四在俯瞰這片結合了理想結構和現代工程學的領地時，其目光所及的範圍到底有多廣呢？這片領土體現了一種控制權，而哈德威克莊園沒有體現出來這種權力。這座巴洛克式園林在文藝復興式園林的直接掩飾下展現了建造者和維護者的權力。園林的基本特徵一眼即可看見。宮殿附近有很多花圃。寬闊的小路將花圃隔離，並提供了一處散步的地方。在眾多花圃之間還修建了一個小而淺的水池，也被稱為水盆（bassins）。水池中央建了一座噴泉。較大的水景距離宮殿較遠，其兩側是樹林。樹林里點綴著多個洞窟、亭台和更多的噴泉。最大的水景是一直延伸到地平線的大運河（Grand Canal）。

園林的規模和技術很容易給參觀者留下深刻印象。他們中既有外交人員和朝臣，也有負責修建和維護園林的工人。就像宮殿本身，園林為舉行宮廷儀式提供了足夠的背景空間，包括歡迎來訪使臣的複雜慶典。雕塑是展現園林意義的關鍵元素，它們使園林看起來像是古典男神和女神以及朝臣居住的地方。路易和太陽神阿波羅之間的比擬尤其重要，阿波羅噴泉是園林的重要特徵之一。眾多噴泉和多個水池也不是純粹的裝飾。它們展示了國王控制自然以及法國的能力。比如，大運河代表法國正在擴張的制海權，包括其佔有的新國際貿易和軍事地位。國王和他的園林設計師勒·諾特在這片土地上應用的規則甚至擴展到了周邊森林。這些森林經過了精心規劃、栽種和維護，是用於打獵的場地。裡面還修建了筆直的道路，並分散地修建了隱秘的休息地，以供散步的朝臣使用。

凡賽爾宮是歐洲歷史上修建的最大最壯觀的宮殿。它是路易對歐洲最富裕最強大的國家進行君主專制統治的工具和代表。路易通過修建這座宮殿，控制了貴族的獨立性，佔用了資產階級的新象徵，還以鞏固自己權利的方式展示了自己對法國和他國觀眾的權威。不足為怪的是，這種以高雅藝術為掩飾對原始力量進行展示的方式引起了其它君主的興趣。1703年，俄羅斯沙皇彼得大帝興建了聖彼得堡城。彼得大帝修建將要取代莫斯科的新都城有幾大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試圖使俄羅斯從外觀和現實上都實現現代化。

早在十五世紀，義大利建築師和工程師就旅行到了莫斯科，並帶來了新建築和軍事技術。在文藝復興時期，技術轉移方便了對重要的當地建築傳統進行更加複雜的詮釋。這是一種具有影響力的前殖民建築範例，引進者在其中具有文化主導性。暴君沙皇伊凡在1555-1561年間修建了瓦西里升天大教堂（Saint Basil ）教堂，以慶祝自己攻打韃靼人取得的最新勝利（圖11.5）。該教堂是由珀斯特尼克·雅科夫列夫（Postnik Yakovlev）設計的，象徵著伊凡的雄心，那就是莫斯科將在耶路撒冷和伊斯坦布爾被穆斯林侵佔后成為新的耶路撒冷。因為這座俄羅斯東正教教堂承認伊斯坦布爾的東正教主教而不是羅馬的教皇，所以俄羅斯人沒有理由去努力接受古代或現代古典形式。因此，儘管義大利技術在修建這座教堂時發揮了重要作用，但聖瓦西里教堂的複雜而多彩的九個穹頂卻展現了繁複精美的拜占庭圖像。今天，世界各地的教堂中仍在採用暗指俄羅斯東正教的更加簡單的蔥形圓頂。

圖11.5 俄羅斯莫斯科的聖瓦西里大教堂，由珀斯特尼克·雅科夫列夫設計，建於1555-1561年

彼得大帝的新城市與歐洲城市有著更加直接的關係，主要原因是沙皇現正在努力加入歐洲，而不是媲美拜占庭帝國或中東過去的輝煌。到1700年，他在技術和貿易方面已經遠遠落後於法國、德國、荷蘭和英國，這與一百多年前其祖輩所面臨的情形不同。值得一提的是，他採用了一種突出其個人權威的建築辭彙表，犧牲了留在莫斯科的貴族的利益。同樣重要的是，彼得大帝在他和政敵即俄羅斯東正教教堂的統治者們之間保持著實際距離。比如，在莫斯科，如同在克拉科夫一樣，主要教堂都隱藏在被稱為克里姆林宮的帝國宮殿的宮牆內。但在聖彼得堡卻並非如此。

彼得大帝將這座新城市直接修建在波羅的海地區。這是他最新從瑞典手中奪得的領地。因此，聖彼得堡比遠在幾百英里之外的東南地區的莫斯科能與歐洲其他國家保持更緊密的聯繫。彼得大帝從頭開始修建了一座現代歐洲城市。這座城市有力地打破了俄羅斯作為歐洲大陸上最偏遠、經濟最落後國家的總體形象。如同那些同樣胸懷修建新城市的偉大抱負的創建者一樣，彼得大帝希望將自己的子民塑造成現代人。

十七世紀的羅馬和凡爾賽都為聖彼得堡的主要街道的三叉線母題提供了先例（圖11.6）。彼得大帝最初採用的網格平面圖很快被南部的快速發展打破，尤其是涅瓦大街（Nevsky Prospect）沿線地區的發展。涅瓦大街成為了該城最重要的街道。在亨利五世逝世一百多年後，城市和政治秩序再次體現在這裡修建的多個相似立面上。

圖11.6 俄羅斯聖彼得堡的平面圖，始建於1703年，製圖於1776年

聖彼得堡最初的城市中心是彼得保羅要塞。該要塞始建於1706年，以防禦瑞典人的潛在侵犯。它的星狀外形在體現當代技術發展水平的防禦工事方面樹立了良好榜樣。到十六世紀時，這座中世紀城市被大炮摧毀。文藝復興式和巴洛克式城市的特徵包括矮坡牆。矮坡牆的周邊是開闊的空地，而空地的邊緣則挖掘溝渠。如同早期的聖彼得堡城，這座要塞是由大量徵用勞工修建的（換句話說，是由奴隸修建的）。這展示了彼得大帝的權力，同時也反應了俄羅斯遠離市場經濟的事實，而市場經濟當時正在促進歐洲和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發展。許多人在修建該要塞過程中死於極其惡劣的工作條件。

要塞內坐落著稍後於1712-1732年間修建的聖彼得保羅教堂（圖11.7）。該教堂由多梅尼克·特雷齊尼（Domenico Trezzini）設計。它也是這座城市裡的第一座石砌建築。彼得大帝引進了技術專家、工匠以及如特雷齊尼這樣的專業人員。聖彼得堡因其平面圖與勒·諾特設計的園林的平面圖相仿而被貼上了現代標籤。正如此，這座教堂的建築風格暗示了彼得大帝對俄羅斯傳統的反感。自中世紀時期基督教傳入俄羅斯后，俄羅斯東正教教堂就採用了中心式布局，並至少修建五個穹頂，然而聖彼得保羅教堂卻採用了一種古典立面，一個巨大的尖頂和巴西利卡式平面布局。尖塔至今仍是該城最顯著的地標。即便按照荷蘭和英國的建築標準來看，這座教堂也是一座極高的城市地標建築。在荷蘭和英國，教堂尖頂仍然聳立於城市天際。

圖11.7 俄羅斯的聖彼得保羅教堂和彼得保羅要塞，由多梅尼克·特雷齊尼設計，建於1712-1732年。

聖彼得堡的第一批宮殿都很龐大且以木材構建。所有這些宮殿後來都被燒毀了，通常是被大火吞噬。冬宮（Winter Palace）（夏天時，宮廷人員遷往鄉村地區）是主要皇宮，由彼得的女兒伊麗莎白女皇建於1754-1764年間。伊麗莎白女皇獨掌政權后完成了其父親始建的聖彼得堡城（圖11.8）。她的建築師巴爾托洛梅奧·拉斯特利（Bartolomeo Rastreli）雖然是義大利後裔，但卻在凡爾賽和俄羅斯長大。他的父親曾作為雕塑家在凡爾賽工作過。冬宮是歐洲最大的城市宮殿，但卻是用磚覆灰泥修建的，其造價遠低於凡賽爾宮。灰泥最開始被塗上沙色，因此看起來像石材。冬宮的修建資金來源於酒和鹽的稅收。

圖11.8 俄羅斯聖彼得堡的冬宮，建於1754-1764年

儘管冬宮的內部經歷了大量改建，其面向涅瓦河的立面卻幾乎保留了伊麗莎白女皇時代的模樣。這個三層樓高的立面的整個長度上按規律豎立著一排附牆柱。其中一些附牆柱支撐三角楣。中間的三個開間頂上是一個三角楣。這些開間的裝飾並不比這個長條結構兩端的九個開間長的長廊的裝飾多，。事實上，冬宮的大部分建築特色並非來自古典柱式，而來自於精美的窗戶細節處理。其窗戶的裝飾性漩渦和螺旋常常脫離古羅馬建築先例。

在整個十八世紀前半期，凡爾賽宮仍是歐洲宮殿的範例。從歐洲北部的斯德哥爾摩到歐洲南部的那不勒斯，一直到東部的聖彼得堡，帝王、王國和更小的王公都修建了大規模的巴洛克式宮殿。特別是中歐，那裡修建了大量此類宮殿。神聖羅馬帝國的政權在三十年戰爭結束後於1648年瓦解，導致今天的德國地區分裂成許多很小但卻繁榮的王國。表現這種穩定性的方式之一便是修建流行的新宮殿。

其中一些宮殿是為主教修建的。他作為王公和宗教領袖統治一些主教教區、大主教區和位於該帝國的天主教地區的數量更少的女修道院城鎮。有時候，他還與女修道院院長進行共同統治。他們的頭銜通常由叔叔傳給侄子或由姑姑傳給侄女。維爾茨堡的連續多任王公教皇修建了極其壯觀的新中歐宮殿。非常現代的藝術和建築支持到十八世紀時已日漸落後的政治體系，但效果可能不是那麼明顯。

之前，在維爾茨堡這片小型南部德國領地上，其王公主教選擇在城市的最高點修建易於防禦的宮殿，就像波蘭國王在克拉科夫或齋蒲爾王公在安布爾修建宮殿一樣。如今，他們選擇了緊鄰城牆內面的地方。約翰·巴爾薩塔（Johann Balthasar）曾在這裡於1720-1744年修建了宮殿。這座宮殿為王公教主提供了一處規模適宜的大型宅邸。它同時還是一座綜合建築，既可作為現代辦公樓，也做作為包括僕人和管理者的宮廷成員的住宅。

面向入口庭園的石砌立面，甚至是更加隨意的園林立面，都與圍牆內的結構毫不相關。從園林立面看過去，很容易辨認出主接待室的橢圓形特徵。人們穿過幾乎有點陰暗的柱林可前往大型台階。諾依曼（Neumann ）曾經前往巴黎和維也納這兩座當時最為重要的歐洲建築中心城市，以與優秀同行討論該台階的設計。他修建了一個木桁架。該桁架跨越了在當時而言非常巨大的凈跨距。但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都幾乎沒有人注意這一點。眾多中世紀和現代建築具有的清晰連接結構並非巴洛克建築師的關注點。相反，整個不可見的桁架只是一個達到目標的手段。在我們看來，隱藏的整個桁架實際上被畫家喬凡尼·巴蒂斯塔·提埃坡羅（Giambattista Tiepolo）的作品完全取代了。提埃坡羅是受邀而來的威尼斯畫家，他創作了這幅漂亮的頂面繪畫（圖11.9）。

圖11.9 德國維爾茨堡的宅邸的樓梯間，由約翰·巴爾塔薩·諾依曼（Johann Balthasar Neumann）設計

沿台階往上走的時候，人們的注意力還會被從庭院窗戶射進來並照亮了吊頂的光線吸引。如果這種設計沒有產生如此美麗的效果，那麼它將王公教主美化成整個已知世界的統治者的目的會顯得滑稽可笑。此時，歐洲人已經在非洲、美洲和亞洲大部分地區建立了殖民地，但位於幾百英里之外的內陸且沒有海軍的維爾茨堡在這些遙遠的殖民領地上絕對沒有起到任何作用。事實上，王公教皇只有幾十萬臣民。他們居住在只有幾百平方英里的土地上。我們在這裡看到的不是現實的體現，而是委託人明顯不能實現抱負的表達。這座宮殿的規模及其裝飾的奢華與這位王公教主的極其有限的權力毫不相關。然而，它們有效地展現了他超凡的品味。他邀請了一名歐洲最有天賦的建築師和一名最有天賦的畫家來讚美這種虛構的權力。這種虛幻性質是通過讓雕像越出頂面界限的方式突出的。

這裡對繪畫和建築的融合能與貝爾尼尼在科爾納羅小禮拜堂對繪畫和及雕塑的融合比擬。然而，建成建築的的輕鬆感和虛幻感卻是全新的。在這裡，諾依曼的白色牆面和提埃坡羅的粉彩取代了科爾納羅小禮拜堂的彩色理石和凡爾賽宮的金箔。然而，彩色理石和金箔卻能在白色和金色相間的凱瑟薩爾（Kaisersaal ）或者說皇帝廳以及小禮拜堂看到，不過顏色較淺。它們是典型的洛可可式特徵，也具有諾依曼通常用以取代正確的古典裝飾細節的風格化自然形式。這種極具裝飾性的風格大多用於內飾，流行於十八世紀初期路易十四去世后法國興起的一個反對君主專制統治的階層。這種風格最初更加明顯的與娛樂而不是政治相關，應用在巴黎一些比凡爾賽宮更具隱蔽性的建築中。然而在維爾茨堡，這種洛可可式過分裝飾卻被應用在了真正的巴洛克式建築規模中。

專制統治對巴洛克藝術和建築的認同增加了巴洛克風格對十七和十八世紀的歐洲統治者的吸引力。他們在巴洛克風格中發現了一種令人驚訝的的權力形象。這種形象極少像在他們的宮殿裝飾和園林規劃中所表現出來的那樣完整。巴洛克風格在北歐和中歐比在義大利更加嚴謹，通常意在征服人們並讓他們留下深刻印象。然而，將巴洛克形式與皇家和天主教權力關聯卻限制了其吸引力，使得它們不受那些重視擺脫那種控制的相對自由的人們的喜愛。不論是文藝復興式、巴洛克式還是洛可可式，也不論是世俗的還是神聖的，這種建築風格都是一種創造性成果，能夠改善到十八世紀中期時往往看似落後的政治和宗教機構和體驗。然而，儘管事實上許多建築師和時尚導向者在兩百多年裡譴責這種成果的不合理性，這些成果仍然保留了下來，並受到了公眾的歡迎。對公眾而言，這些成果仍然代表真正的奢華。對很多人來說，巴洛克風格的工藝和壯麗是完全可與其創造初衷脫離的。至今，它們的魅力仍在延續，這可從蘇聯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到嚴重毀壞的東宮的如實修復看出來，還可從顯示世界各地的外交部和總統府中外交官坐在洛可可式座椅上所拍的新聞圖片上看出來。

本文摘自《1400年以來的建築》一書第十一章，原題為「北歐巴洛克式建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