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手札】張翼《散文詩文體獨立的文化價值與意義》（三）

二、文體身份的確認有利於創作的繁榮與理論的構建

二十世紀初，當世界性的啟蒙主義和浪漫思潮湧入時，也推進了語言和文體的解放，翻開了現代文學的篇章。散文詩作為自由無拘的詩體被引進、推廣，在白話文運動中作為新詩的同盟軍促進了詩體的解放。徐玉諾、焦菊隱、於賡虞、高長虹等許多作家都曾創作過散文詩。散文詩的草創時期周無、郭沫若、田漢、李思純、穆木天等作家也曾對這個新文體作過理論的探討、闡釋。20年代刊發了不少研究散文詩的文章，特別是《文學旬刊》在1921年曾連續發表了YL（劉延陵）、西諦（鄭振鐸）、王平陵、滕固關於散文詩理論的討論文章，闡述了散文詩的文體起源、文體特徵等諸多問題，為其文體獨立奠定理論基礎。理論的初步建立及時指導並促進了創作的進行，迎來了散文詩創作的第一個高峰，不但作者眾多，且題材與藝術手法也多樣化。隨後國內形勢發生重大變化，五四啟蒙的任務尚未完成，啟蒙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文學思潮就開始衰弱。哲學家李哲厚認為由於救亡的緊迫性，社會革命取代了文化啟蒙：「救亡的局勢、國家的利益、人民的飢餓痛苦，壓倒了一切，壓倒了知識者或知識群對自由、平等、民主、民權和各種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壓倒了對個體尊嚴、個人權利的注視和尊重。」三十年代左翼文學正式引進和接受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個人的權利、個性的自由、個體的獨立尊嚴等都變得渺小而不切實際。散文詩其追求自由、舒展、靈性的內在抒情傾向和審美追求在啟蒙初期與「人本的」和「自由的」理念契合，到了「革命」和「救亡」時期，其人本主義的立場則與革命文學的國家立場發生衝突，其擅於表現主體內心隱秘的真實感情的藝術內容和自由的個人抒情理念都與時代的主旋律格格不入。魯迅為《野草》英文譯本寫序時就表示由於時局的變化：「後來，我不再作這樣的東西了。日在變化的時代，己不許這樣的文章，甚而至於這樣的感想存在。」當「文學的革命」轉為「革命的文學」，嚴峻的社會現實迫使他必須肩住黑暗的閘門，引領更多的人前進，創作風格明朗，語言犀利諷刺，寓意明晰形象，更富戰鬥精神的雜文成為魯迅後來更適合的文體選擇。

散文詩作為歐洲浪漫運動的產物和現代主義的先驅，其文體個性是內向、主觀、抒情的，完全遵照抒情主體內心的情思流動，是靈魂自省式的沉思和辯駁。波德萊爾的《巴黎的憂鬱》帶著高遠的美學追求，是對心靈多向度地極致呈現，是對審美空間的現代性開拓，實際上已掀開了現代藝術的新篇章，是現代主義文學的發櫱之作。啟蒙時期，散文詩還能憑藉自由的文體樣式適應文體解放的時代籲請而得到提倡，倚重形式上的創新，有著不必押韻、分行等便利，而忽略了其作為現代人深沉感應社會人生和自我意識的文體有著內在組織結構和深層的美學追求。散文詩的特質適合個體真實、內在情感的自然抒發和人性體驗的深層揭示，而不適用以預設的思想觀念來建構和統領文本。革命文學階段，散文詩表現出明顯的不適應，其文體個性和美學追求使它在書寫國家、救亡、抗日等宏大主題時力不從心，由於其內在精神整體上在革命文學中缺席，自然失去了關注度。儘管也有散文詩作者將主旋律匯聚於筆端，如林英強的《射擊手歌》、阿壠的《總方向》、莫洛《播種者》、王統照的《如此江山》，然而其文體在書寫階級、鬥爭、革命等題材方面存在著「先天不足」。散文詩更適合表現個體對社會的主體性對抗，對生存意義的追問，對世界的深度思考與反省，當它從個人走向社會，著力去表現民族、戰爭、人民、階級等集體性的情感時，從主體的內在表現轉為對客觀生活的描述時，顯得「捉襟見肘」。這不是說散文詩不能表現這些主題，麗尼的《鷹之歌》、唐弢的《黎明之前》、巴金的《日》，屠格涅夫的《門檻》、高爾基的《海燕》，這些也是散文詩的精品，只是這種文體不擅於承載某種說教或宏大意義的說理，除非對革命的呼喚，對黑暗的控訴，對英雄的讚美能真正內化為心靈的本真追求，並把自然的情感內容升華為藝術的情感和結構。將個體抒情與時代抒情自然結合，個人體驗與社會經驗完好融合，通過撥動個人心弦的緊張、焦慮來彈響時代的旋律，而這要時間長久的積累和藝術的淬鍊，但血與火的時代卻等不及了，倉促之中，它需要能馬上產生社會轟動效應的作品！啟蒙時期，散文詩能僅憑體式和美學上的創新而獲得重視，在特殊年代，其表達的特性使它無法如報告文學、街頭詩等文體那般以高昂的熱情快速投身到民族解放事業中去，這是其在現代文學史中被冷落的深層原因。

散文詩的主體精神是與現代主義表現隱秘、動蕩的情思相契合，因與30年代后社會主題的疏離使其無法成為主流話語的載體，顯示了時代發展對文體的選擇、融構、變易，同時也顯現文體對時代的選擇與文體自身的局限。另一角度審視，這也正是散文詩文體個性所在，有個性才能增強文體的辨識度，彰顯文體存在的意義。文體個性並不影響文體身份的獨立，這期間仍有不少傑出的散文詩集誕生，如麗尼的《黃昏之獻》、何其芳的《畫夢錄》、陸蠡的《海星》、王統照的《繁辭集》、陳敬容的《星雨集》、田一文的《跫音》、唐弢的《落帆集》等，只是這些傷感的浪漫主義和充滿暗示的象徵主義作品未能進入主流媒體的視野。在國家存亡的危機時刻，在民族解放的事業中，需要「時代鼓手」來喚起同仇敵愾的民族義憤，呼籲能立竿見影產生戰鬥效應的作品。不僅散文詩如此，其他的文體創作概莫能外。李金髮代表的現代詩派，施蟄存代表的新感覺派小說，沈從文代表的浪漫主義小說，穆旦代表的現代主義詩歌等，在當時語境下也都歸於寂滅。時代會選擇文體、作家、流派，但隨著社會變遷，具有審美質素的作品又會重回公眾視野。文體與時代的關係是歷史性的，是不斷變化發展的，這是歷史文體學研究的理論基石。若將散文詩放在較長的歷史譜系中考察，即可看到文體舊與新、常與變、繼承與揚棄的複雜變化。

張翼 女，1975年生，福建福州人，福建警察學院基礎部副教授，文學博士，研究方向：現當代文學、公安寫作。

散文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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