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悼王富仁：「知我者」走了，我還活著

有古語說「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也常聽人說千古知音最難覓，人生難得一知己，而對那些執著的生命體驗者而言，堅挺在歷史和現實面前，所有的人生感嘆都非輕鬆，都負有生命之重。

錢理群一直說王富仁是「知我者」，語出沉重。他們都是漢語學術界舉足輕重的學者，於社會大變遷中相識相知。

在風雲突變的1976年，逝世四十年的魯迅走向了「神壇」，人物形象隨即經歷了跌宕起伏的轉變，但原來被神化的魯迅也好，後來被虛化的魯迅也罷，都非魯迅本身。那時起，錢理群便和這位「知我者」共同致力於「回到魯迅」，揭下魯迅被附加的符號，回歸到一個純粹的思想家和文學家身上，繼而堅守他，還有他的文化精神。

他們的堅守受到過質疑，但並不孤獨，一路走來，在思想上「彼此攙扶」。只是到了2017年5月2日，攙扶者突然少了一位。這一天，王富仁因病去世，享年76歲。

王富仁（1941—2017），山東高唐縣人，1984年畢業於北師大獲文學博士學位，是現代文學專業的第一位博士。他的博士論文《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將魯迅從革命敘事中拉回思想和文學領域，影響了接下來四十年的魯迅研究。生前在北師大、汕頭大學等高校執教。

錢理群，1939年生於重慶，祖籍浙江杭州，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主要從事現代文學研究，魯迅、周作人研究與現代知識分子精神史研究，被認為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最有影響力的人文學者之一。他以對20世紀思想、文學和社會的精深研究而得到思想界的尊重。

「富仁走了，我還活著……活著就是為了最後完成和完善自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堅守魯迅的精神與文化。現在，這又成了『倖存者的責任』。我還會這樣繼續走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錢理群先生用了兩天來撰文回憶他們的過往，從學術評價體制、教育改革到魯迅研究，有共同影響過潮流的努力，有各自面臨過的艱難，但幾十年裡始終雙方知心、相互支撐。現在，王富仁走了，於錢理群而言是一位「知我者」走了。

撰文| 錢理群

相識相知 「回到魯迅」

我們生活在一個分裂的時代，人與人之間進行思想的交流與討論越來越困難，可以毫不提防、毫無顧忌地傾心交談的朋友越來越少。我因此經常吟誦古人的兩句詩，並以此命名我的兩本書：「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但「知我者」還是有的，富仁即是其中重要的一位。我和他，交往並不密切，特別是他遠去汕頭以後，兩個人的獨立性都很強；但我們卻彼此心相通，互為知己。可以說發生什麼事，富仁會如何反應，不用問我都可以想見；富仁對我也是如此。記得去年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我到醫院去看他，一坐下來，就談開了，談得很隨意，也很盡興，心裡說不出的暢快。最後告別，真有些依依不捨。

我和富仁是同代人，不僅是因為我們年齡相當，我只比他大兩歲，更因為我們都是文革結束后第一屆研究所，可以說我們是同時出現，更以相近的姿態，展現在魯迅研究和現代文學研究學術界的。富仁的博士論文《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一炮打響，迅速得到學術界的承認，在我們這一代魯迅研究者看來，是一個標誌性的事件，富仁也就成為新一代魯迅研究、現代文學研究者中的一個標幟性人物。

舊版新版

《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

作者：王富仁

版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

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

富仁這篇博士論文的主要追求，如衝破將魯迅研究與現代文學研究納入政治革命的既定研究模式，努力揭示作為思想家與文學家統一的魯迅的獨特性，即「回到魯迅」，同時又更關注魯迅思想的獨立創造性，並以魯迅思想作為新時期思想啟蒙運動的重要資源的高度自覺：這些，都是八十年代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中青年魯迅研究者的共同追求，實際上形成了魯迅研究、現代文學研究的新學派。

這樣，我們的學術研究從一開始就成為八十年代思想解放、思想啟蒙運動的有機組成部分，富仁和我們的研究成果，一經發表，立即在社會上，特別是青年一代中，得到熱烈的迴響，其影響遠遠超過了學術界。

那時候，富仁在北師大講魯迅，我在北大講魯迅，還有很多朋友在其他高校講魯迅，我們都是把自己的教師使命、也是研究者的使命，定位為「作溝通魯迅與當代青年的橋樑」，於是就有了我後來在回憶中所說的「『我——學生——魯迅』之間的精神的共鳴，生命的交融，那樣的心心相印的課堂氣氛，只有那個時代才會有，此後就很難重現了。」

這或許有八十年代的特定時代的特殊性，確實很難重現；但在我看來，其內在的精神，即學術研究的生命特質，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以及研究成果的接受者讀者之間的「生命的交融」，是具有普遍性的，至少是構成了學術研究的一個派別，我稱為「生命學派」的基本特徵。而富仁正是這一學派的開創者、最重要的代表之一。

魯迅中年照。

學研維艱「魯迅運交華蓋，突然變得不合時宜。」

但我們的成長也並非一帆風順。富仁的博士論文具有顯然的挑戰性，在得到廣泛好評的同時，也引起一些學術同行的反感，他們就藉助於政治的力量，對富仁進行「革命大批判」。而我們當時都認為，對富仁的批判，實際上是對我們這一代人的批判。富仁在生前最後一次接受採訪時說，他因此捲入了政治鬥爭的漩渦之中，這是他所不願意的（如北大中文系的《唁電》所說，富仁是魯迅說的「精神界的戰士」，與實際政治鬥爭既有聯繫，又是有一定距離的），但這也是他參與開創的生命學派的學者的共同宿命：他們的研究所具有的現實感與批判性，註定了只能作為「異類」存在，並不斷被「特別關照」。

而且到了九十年代，我們這樣的具有濃郁的啟蒙主義色彩的研究，就遇到了更大的挑戰。這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決定的。首先是我們自己的反省與反思。這是對八十年代啟蒙主義思潮，也包括五四啟蒙主義的反思，同時也提出了重新研究魯迅與五四啟蒙主義的複雜關係（其內在相通與超越）的全新課題。而我們更要面對的現實卻是：「魯迅運交華蓋，突然變得不合時宜」。

我在2005年的一篇公開演講里，有這樣的描述：「風行一時的新保守主義者反省激進主義，把『五四』視為導致文化大革命的罪惡源頭，魯迅的啟蒙主義變成專制主義的代名詞。悄然興起的國學風裡，民族主義者，還有新儒學的大師們，鼓吹新的中心論，自然以魯迅為斷裂傳統的罪魁禍首。號稱後起之秀的具有特色的後現代主義者，視理性為罪惡，以知識為權力的同謀，用世俗消解理想，告別魯迅就是必然的結論。

《文化的守夜人——魯迅》

作者：王富仁

版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3月

用后殖民主義的眼光看魯迅那一代人，他們改造國民性的思想，魯迅對阿Q的批判不過是西方霸權主義的文化擴張的附和。自由主義鼓吹『寬容』，炫耀『紳士風度』，對『不寬容』的『心胸狹隘』的魯迅，自然不能寬容，他被宣判為極權統治的合謀。還有自稱『新生代』的作家，也迫不急待地要『搬開』魯迅這塊『老骨頭』，以開創『文學的新紀元』」。

堅守界限「都在否定啟蒙主義，你我即使明知其有問題也得堅持啊！」

我總結說：「這是一個饒有興味的思想文化現象：在90年代的文壇學界，輪番走過各式各樣的『主義』的鼓吹者，而且幾乎是毫無例外地要以『批判魯迅』為自己開路」（《「魯迅」的「現在價值」》，收《現代文學史論》）。面對遠比八十年代單純的啟蒙主義要複雜得多的九十年代的政治、思想、文化生態，我感到了極度的困惑：一方面，我自身思想的發展由八十年代的單一啟蒙主義進入「對歷史、現實和自身的全面反思、反省」的懷疑主義。

《現代文學史論》

作者：錢理群

版本：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9月

收入《「魯迅」的「現在價值」》一文，錢理群提出上世紀末的文壇和學界都以「批判魯迅」為自己開路。

因此，對啟蒙主義也有許多質疑；另一方面，我又必須與那些從形形色色的其他思潮出發，對魯迅和啟蒙主義全盤否定的虛無主義思潮劃清界限。

雖然我最終在魯迅這裡吸取了資源，強調「雙重懷疑」：「對啟蒙主義的懷疑，以及對『啟蒙主義懷疑』的懷疑」；但我還是陷入了猶豫不決的困境。這時候，是富仁以他所特有的堅定給了我當頭棒喝。記得是1994年，我和富仁一起應邀到韓國進行學術交流，我一路都講一個題目：《知識者的「想」「說」「寫」的困惑》，這是我這一時期的懷疑主義思想的代表作。富仁聽了以後，在我們兩人單獨相處時，即毫不含糊地、誠懇地對我說：「你的質疑固然有道理，你也沒有根本否定啟蒙主義；但現在大家都在否定啟蒙主義，你我兩人即使明知其有問題也得堅持啊！」

《一路走來·錢理群自述》

作者：錢理群

版本：河南文藝出版社2016年7月

錢理群在《1981—2015年紀事》一篇講訴了他和王富仁在韓國進行學術交流時的交談。

我聽了大為感動，這是提醒，更是相互激勵。無論如何，在當代，必須堅持啟蒙主義，即使只剩下富仁和我，我們都要堅守：這是時代、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就在這剎那間，我覺得自己與富仁真正相識相知了，富仁這番「掏心窩子的話」從此成為我生命中的永恆記憶。

異化壓力 突圍束縛，「全靠魯迅對我們的影響和啟示」

而且我們還要共同面對學院學術的壓力。九十年代以來，大學里的學術在「重建學術規範」的旗幟下，日趨專業化與技術化。這本身自有其必然性和積極意義，但這樣的學院規範發展到極端以後，就對富仁和我這樣的多少保留民間野性的學者，形成一種「理所當然」的否定：我們有主觀生命投入的研究，被視為對「學術客觀性」的冒犯；我們學術論述中很少引述西方時髦理論，以證明其正確性，我們自身的學術價值也變得可疑。

富仁和我，就這樣成了學院派學者中的「不守規矩者」和「異己者」。坦白地說，我們自己對此雖感不快卻並不在意（富仁性格比我剛烈，抗壓力更強）；真正讓我們感到糾結的，是當我們都當上教授、研究所導師，事實上被學院承認和接受以後，卻感到了學院體制的束縛。

我在1997年寫的《我想罵人》的文章里就這樣寫道：「我擔心與世隔絕的寧靜、有必要與無必要的種種學術規範會窒息了我的生命活力與學術創造力和想象力，導致自我生命與學術的平庸與萎縮；我還憂慮於寧靜生活的惰性會磨鈍了我的思想與學術的鋒芒，使我最終喪失了視為生命的知識分子的批判功能；我更警戒、恐懼於學者的地位與權威會使我自覺、不自覺地落入權力的網路，成為知識的壓迫者與政治壓迫的合謀與附庸」。

應該說，這樣的收編與自身異化的危險，在九十年代中後期就已經是知識分子面臨的最大陷阱；富仁和我是較早意識到這樣的危險，並自覺試圖掙脫而出的學者，這全靠魯迅對我們的影響和啟示。

我在文章最後就是這樣說的：「我內心深處，時時響起一種生命的呼喚：像魯迅那樣，衝出這寧靜的院牆，『站在沙漠上，看看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即使被沙礫打得遍身粗糙，頭破血流』也在所不惜」。這是一個自我選擇的重大調整：從單純的學院學者，轉而追求「學者與精神界戰士」的結合，也就是立足於學術研究（富仁和我都始終強調，我們都屬於學院知識分子），加強對現實的介入，因而強化學術研究的批判力度，同時追求更接近知識分子本性的「獨立、自由、批判、創造」的精神境界。

教育是本 「老錢你再不講話，我可要對北大發起申討了！」

就在這轉變的關鍵時刻，富仁又對我推了一把。那是在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之際，魯迅曾經指出的「北大失精神」的現象再度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與議論。如我在富仁推動下寫出的《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紀念》一文里所指出的，校方宣布以「為市場服務，培養出市場所需要的人才」為北大辦學基本方針，「經營之道取代辦學之道的結果，是教學質量與科研水平大幅度滑坡，導致教育精神價值失落」。

但我在看出問題之後，對要不要站出來公開進行批判，卻多有猶豫，這是我性格中的優柔寡斷的弱點所致。是富仁及時點醒了我：在一次私下聚會裡，富仁嚴肅地對我說：「北大越來越不像話，對全國高校影響很壞。老錢你再不講話，我可要對北大發起申討了！」

這一當面「將軍」，就促使我毅然決然地挺身而出，寫出了一系列包括前文在內的反省北大與教育的文章。這是第一次學術之外的發言，引起了思想文化教育界，以及社會上的出乎意料的反響。富仁也果然寫了批判北大和大學教育體制的文章，我在相關文章里還特地作了引述。

而很快就有了新的共同行動。這就是1998——1999年間，我和富仁都介入了中國小語文教育改革，同時受聘為教育部普通教育司主持的九年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改革工作小組顧問。我和富仁介入中國小語文教育改革，是我們對大學教育的關注的自然延伸：我們都認為，教育問題是改革的最基本的問題。

這也涉及我們對五四啟蒙傳統的理解：後來我曾寫有專門的研究文章，強調在五四時期「中學國文教育改革，就成為五四文學革命的有機組成部分」，而白話文成為中國小語文教材的主體，正是五四文學革命、啟蒙運動最具實質性與決定性的成果。

《語文教育門外談》

作者：錢理群

版本：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7月

因此，富仁與我在九十年代對於中國小語文教育改革的參與，可以說是八十年代的思想啟蒙的延續與新的推動，是「接著『五四』往下講，往下做」。我提出的「以『立人』為中心」的教育新理念，其出發點顯然是魯迅的「立人」思想。應該說，我對中國小語文教育的參與多少有些倉促，而富仁則有較多的準備，理論思考和創造更是他的強項；因此，我在寫《以「立人」為中心》時就借鑒了他的研究成果，多有引述。這一回，算是我們的並肩作戰吧。

但我很快又得罪了中國小語文教育界的權威，在九十年代末遭遇了富仁八十年代的被討伐的命運。富仁對此作出了強烈反應：據說在圍剿我的高潮時，富仁特地在課堂上講我對中國小教育的參與，說到激動處甚至流下了眼淚。

以後，富仁一直在密切關注事態的發展，我至今仍記得，在一個凌晨，我突然接到富仁的電話，他用略帶沙啞的嗓音對我說：老錢，最近形勢緊張，你千萬不要再說話了。我猜想，他大概為此一夜沒有睡好，因此感動不已：真是患難得知己啊！最後，我被迫退出了體制內的語文教育改革，但仍然堅持體制外的參與；而富仁則繼續留在體制內堅守，寫了不少文章，在中國小語文教育界產生了很大影響。201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富仁和我，以及福建師範大學孫紹振教授的文章合集《解讀語文》，也是一個紀念。

《解讀語文》

作者：錢理群孫紹振王富仁

版本：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

民族學術 「知識分子的精神歸宿，只能是自己民族的學術」

富仁同時在不斷開拓他的研究天地。2005年發表《「新國學」論綱》，提出了開展「新國學」研究的新設想。開始時我並不理解，許多朋友也有保留。但我沉下心來，仔細讀了富仁的文章，就懂得了他的意思，發現原先自己和朋友們對富仁多有誤解，就寫下了《學術生態的建設及其他——讀王富仁<新國學>論綱》的長文對富仁的「新國學」表示了「理解的同情」。我在文章里指出，富仁的「新國學」是「中華民族學術」的同義語。

他給自己規定的任務，是將國學（民族學術）內部，長期被視為勢不兩立的各個派別，例如：古代文化（「舊文化」）與現當代文化（「新文化」），漢族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學院文化與社會文化、革命文化，聯繫為一個更大的統一體，建立自我和自我對立面共享的價值與意義，構造一個有機融合、相互溝通互助的「學術共同體」，並成為知識分子「同存共棲」的精神歸宿。

富仁為此而確立了兩個原則：「一是任何一種思想、文化、學術派別在擁有自己的價值的同時，也存在自己的限度」；「一是任何思想、學術、文化派別都需要在和異己的思想、文化、學術派別的質疑、批判、競爭中求得發展」。

在理清了富仁的基本思路的基礎上，我作了三點肯定性的評價：一是指出富仁的「新國學」概念具有「內在的現實批判性」，即是反對以任何形態出現的「獨尊」，將「社會實踐完全納入」單一的某種思想、文化、學術觀念之中；另一是警惕「知識分子的精神弱點」即所謂「霸氣和國師情結」。這都具有現實針對性，更有長遠的警示性。其二，富仁強調：知識分子的精神歸宿只能是自己民族的學術，「這裡表露出來的學術責任感、使命感，以致神聖感，是動人的」，「現在恐怕已經很少有人這樣看待學術，這樣痴迷於學術，將自己的全部生命意義與價值投入其間了」。

最後，我也為富仁的「強調全局的宏觀的把握，著重於理論概括和整體歸納」的研究方法作了辯解。我指出，「以史料見長的學者與以理論見長的學者，是應該互補的」，「絕不能人為地將有不同的學術修養、追求，採取不同的研究方法的學者分裂開來」。在我看來，富仁這樣的注重「學術的整體性和獨立性」，善於理論建構的學者，也許是發展到今天的現代文學研究、魯迅研究所更為稀缺，彌足珍貴的。文章最後，我對富仁對「新國學」的闡釋也提出了一點不滿足，希望富仁對「『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國學』，對以『新國學』命名的『中華民族學術』和『全球（東方世界和西方世界）學術』的關係，有一個更為系統、深入的闡釋」。

精神守夜 「對魯迅的意義不是過度闡釋，而是遠遠不夠」

在此後的十幾年，富仁和我都步入了老年。我發現，富仁的研究與寫作，越來越具有「文化守夜人」的意味——這是富仁提出的概念，他曾寫有《文化的守夜人——魯迅》一書，現在他自己也在為中華民族文化（「新國學」）守夜，為魯迅文化守夜：在不斷發表關於「新國學」的長篇力作的同時，還寫出了《需要魯迅》這樣的專著：他也在「接著魯迅往下做」。我自己在把研究的重心轉向更具歷史與現實批判性的當代政治、思想文化研究的同時，也在更自覺地堅守魯迅思想文化陣地。

《需要魯迅》

作者：王富仁

版本：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6月

就像我在《魯迅與當代》「後記」里所說，幾十年來，富仁和我，以及我們的相知者，「從來不為（魯迅的）批判者的高論、喧囂所動，依然我行我素，以魯迅的韌性精神，到處講魯迅，一有機會就講魯迅，樂此而不疲」。

我們如此執著、固執地堅守，許多人是不理解的，我們經常遇到「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的質疑。但我們自己是有充分理由的。富仁在他最後的講話《魯迅改變了我一生》里，談到在所謂新世紀，魯迅研究再也不能給研究者帶來名和利，而成了一種「社會承擔」。想走、該走的都走了，紛紛另求出路；留下的，就都是與魯迅有著生命的血肉聯繫的，就像富仁所說，「魯迅給了我生命，我的生命就是要維護魯迅文化的價值。維護住魯迅，就有我自己的存在價值。維護不住魯迅，我王富仁就是一個毫無價值的人」。

而這樣的生命共同體的體認，絕非盲信，而是理性的選擇，並且有著深厚的歷史內容。所謂「魯迅給了我生命」，就是說魯迅使我們成了「獨立知識分子」：「儘管我很弱小，但我在精神上並不萎靡。我站著走到死，我不會跪著爬著上前走一步。這是一個最根本的東西，是魯迅給了我一種內在的精神力量」。

更重要的是，我們對魯迅文化自身的價值和力量，始終充滿信心；在我們看來，對魯迅的意義，根本不存在許多人非難的「過度闡釋」的問題，而是認識遠遠不夠的問題。富仁在《需要魯迅》里說：「我可以斷言，在今後二十年內，不論在，還是在世界上，魯迅將贏得更多的同情和理解。他的價值和意義，也將表現得更加鮮明和充分」，這是代表我們的共識的。隨著社會的發展，會得到更多人的認同：今天，許多人在面對和思考當下現實時，都越來越意識到，的問題，不僅有體制的根源，也還有國民性改造的問題。這就意味著魯迅的命題正在成為改革必須面對的一個核心性的問題，今天還需要新的思想啟蒙。

講座中的王富仁。

富仁說，「我們現在這個時期是一個魯迅精神和魯迅作品獲得人的理解和同情最多、也最深刻的一個時期，並且這個趨勢還在繼續發展著」。他是有充分理由作出這樣的判斷和預言的。因此，我們這些魯迅精神和文化的堅守者，既不斷受到質疑，但在根本上又不是孤獨的。而且我們又是彼此攙扶的。現在，富仁走了，我還活著。我早就說過，活著就是為了最後完成和完善自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堅守魯迅的精神與文化。現在，這又成了「倖存者的責任」。我還會這樣繼續走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