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騷亂：民主遭遇了什麼危機？

吳太白，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博士在讀，南都觀察特約作者

弗吉尼亞州夏羅茨維爾市(Charlottesville)由右翼團體主導的示威騷亂已經過去近一個月。騷亂爆發時，美國內外的媒體都在討論右翼團體的捲土重來，譴責川普的推波助瀾，並重申博愛多元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媒體還停留於紛紛擾擾的討論，而民間已有以眼還眼的行動，於是又有上萬人聚集波士頓。這場左翼主導的示威同樣來勢洶洶，最後以警方拘捕27名抗議者而告終。

▲ 8月12日，夏羅茨維爾市，一輛汽車衝進反對「右翼集會」的隊列中，一名女性遇害。 © RYAN M. KELLY

這愈演愈烈的喧囂，究竟從何處來，到何處去？白人至上主義死灰復燃，意識形態日趨兩極，川普是其原因還是結果？假若去年11月川普敗選，希拉里上台，我們還會不會看到這些衝突和對抗？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不得不暫時離題，回到起點，從民主的本質說起。

民主到底是什麼？是一個人人平等的政治理想，還是經濟繁榮的某種政治保障？拋開我們賦予民主的美好期待，從程序上說，民主歸根結底就是集體決策。它允許普通人以不同的方式，要麼直選，要麼代議，參與到決策的制定當中。大到選擇一國總統，小到維護街道花園，我們發表意見，做出選擇，並服從集體決定，是為民主。

這種現代民主的雛形誕生在十八十九世紀的早期歐洲。最初是貴族向皇室要求話語權，進而是資本主義的中產精英在街角咖啡店裡坐而論道，再到勞動者，再到有色人種，最後到女性，話語權一點點蔓延，決策權一步步放開，民主在長達一二百年的歷史中慢慢落地生根。

這個過程並不容易。要使集體決策成為可能，民主要求參與者之間存在最大公約數。首先，人們要尊重決策的規則，既然商定了一人一票，就不能踐踏他人的投票權。其次，人們要服從決策的結果。既然投票結果是A，那選擇BCD的人也要服從集體決定。這兩條常識太簡單了，以至於往往被大家當作理所當然。

可是，越理所當然的東西，越有可能被遺忘。於是，前者有二戰前的德國，納粹黨手持人民的選票踏上權力寶座，轉眼即「代表民意」廢除民主選舉。後者有泰國的紅黃鬥爭，凡是紅衫軍所擁護的，就是黃衫軍要打倒的。凡被一方投票上台，另一方必拖其下馬。在這些特定的情況下，民主搖搖欲墜，社會分崩離析。

▲ 1934年的紐約，麥迪遜廣場花園一處，約有2000人聚集於此，他們是美國納粹組織「新德國之友」（Friends of New Germany）的成員。 © GETTY IMAGES

那麼，民主如何才能平穩運行呢？縱觀發達民主政體的早期歷史，在內外形勢相對穩定的情況下，共同利益、共享價值和忠誠反對(loyal opposition)對民主體制的穩固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要讓人們願意坐下來用投票解決問題，至少要保證人們有一點可以協商的共同利益的存在，而不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否則投票無法解決問題。要使人們願意接受不符合自己意願的集體決定，至少要保證人們共同信仰一些更大的價值體系。

ABCD的選項最好只是技術細節上的差異，背後的價值追求是大體一致的。雖然民主為反對黨賦予了合法性，但執政黨和反對黨對政治系統本身是認可的，對民主體制是不質疑的。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兩黨分坐女王兩側，共同宣誓效忠女王和帝國的福祉。反對黨「以女王的名義而反對」(Her Majesty』s Opposition)，再激烈的黨派鬥爭也無法撼動這個系統和系統背後的價值觀，是為忠誠反對。

要達成以上要求絕非易事。民主並不是在真善美中降臨人世的。為了確保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的存在，現代民主或多或少都建立在鎮壓異己的血腥歷史之上。

被視為古典民主之光的古希臘廣場政治(Greek Polis)驅逐了窮人、奴隸和女性，因為雅典精英認為他們的物質需求和軟弱性無法使他們成為合格的參政者。而邁克爾·曼在《民主的黑暗面》一書中也充分論述了民族矛盾和種族清洗在美國民主化進程中的特殊意義。

▲ 1920年一個夜晚，美國3K黨在芝加哥集會。3K黨是美國歷史上和現代三個不同時期奉行白人至上主義運動和基督教恐怖主義的民間仇恨團體，也是美國種族主義的代表性組織。該組織常使用恐怖主義方式來達成自己的目的。 © Library of Congress

在跌宕而血腥的「抗議—鎮壓—再抗議」的歷史中，人們逐步妥協並達成共識。最終，不論膚色、種族、階層、性別，每個公民都被美國夢所容納，共同維護山巔之城的榮光。在共同價值和共同利益得以穩固后，美國民主才成為今天的「理所當然」。

然而，理所當然的事情又開始起了變化。建國初期，美國夢向每個人許諾了自由平等和成功的可能。與此同時，政黨和各類聯邦形式的公民組織深耕於民間，他們登門拜訪，層層遞進，帶動各個社區和階層的普通人參政議政。

從托克維爾到斯考切波等學者均對這種跨階層和跨族裔的聯邦組織尤為推崇，因為他們打破了地區和族裔的分隔，將原本孤立的個體團結在一個共同身份之下——美國人，美國夢，一起努力，等待收穫。雖然階級矛盾和種族矛盾依然存在，但人們首先自我認同為美國人，存在共同的利益，追求共同的目標，並相信付出必有收穫。

但是，自六十年代以來，美國政治的風氣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尤其體現為聯邦公民組織的衰落和身份政治的崛起。斯考切波[1]將新興的公民團體稱為「郵件群組織」(mailing-list organizations)，因為這些團體不再保持深入社區的傳統，而是集中在華盛頓等遊說重地，平時通過群發郵件向成員募捐；成員也不必參與見面會，座談會，更不必親自行動，只需要閱讀郵件，按時交錢，就可以買到「參政服務」。這樣的團體顯然更受中產階級的歡迎——我們沒時間，但有錢。而對於不富裕，文化水平也相對較低的底層大眾來說，他們離真正的政治參與卻越來越遠。

於是，越來越多迎合中產階級審美的政治團體日益活躍，他們關心動物權益，海洋安全，溫室效應，也關心人權，自由，同性戀婚姻等命題。毋庸置疑，這些命題都是相當重要且迫切的命題。然而，人們沒注意到的是，還有一些想發聲卻沒有渠道發聲的群體，正淹沒在百花齊放的盛景里。例如，大多數人沒意識到，美國白人勞工的死亡率正在上升——死於吸毒、犯罪和自殺。這是近十年來，所有發達國家的所有族裔里，唯一一個死亡率不降反升的人群。而他們沒有代言人。

▲ 美國俚語中，將貧窮的白人稱為「White Trash（白色垃圾）」，暗示較低的社會階層和不體面的生活方式。在使用這個詞的時候，人們往往特指一些生活在社會邊緣，被主流社會視為危險分子的人。他們常和犯罪沾邊，行為不可預測，對權威、法律和道德缺乏尊重。圖為一俄亥俄州一白人家庭正在將他們的家當往拖車裡搬運。 © Matt Eich / the Atlantic

除了參政渠道被堵塞之外，身份政治的興盛也對局面推波助瀾。在身份政治主導的語境中，女性、少數群體、移民是政治動員的核心。傳統自由主義者所關心的言論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讓位於政治正確、社會多元和身份認同。事實上這二者並不矛盾，只是先後之分。

自由主義者為少數群體爭取到的公正和社會進步大家有目共睹。然而，過度強調少數群體的身份標籤使新自由主義者蛻變為學者馬克·里拉所批評的「身份自由主義」[2]。他們將特殊性的身份至於最前，放棄了總體性的共同身份和共同議題。

於是，在政治動員中，民主黨明確面向黑人、穆斯林、女性、LBGT和移民。而共和黨的支持者多為白人、福音教徒、保守人士和本土勞工，近來自認為利益受損的華人也開始大力支持共和黨。這涇渭分明的站隊已經預兆著矛盾的累積。

事實上，政治家應該以國家整體為分析單位，以全體公民的福祉為奮鬥目標。如果在政治修辭中刻意將人群分為幾類，加大甚至製造群體之間的零和博弈和利益矛盾，並明確表態只為某類人群代言——那其他群體怎麼辦？是不是幾乎喪失了共同話題？是否還存在共同利益？如果被一方選上台的政黨只服務於這一方，那另一方如何做到「忠誠反對」？如何甘願服從集體決定？

在這種恐慌和憤恨下，走下坡路的白人勞工認為，民主黨不僅不會對他們施以援手，還會主張大赦非法移民，讓工作機會向少數群體傾斜，從而使白人勞工的困境愈加艱難。對福音教徒來說，當性少數群體可以探討「廁所該不該跨性別」時，而因信仰反對LGBT的保守派則會被大眾唾棄。對華人來說，他們曾是民主黨的票倉，但這次支持川普的華人選民大漲11個百分點。雖然同為「少數族裔」(minority group)，但華人向來被劃歸為優勢群體，民主黨的政策有時便以犧牲華裔為代價來向黑人和拉美裔傾斜——從平權法案的實施效果來看，華人與黑人的SAT錄取分數可相差270分。近年民主黨提出的亞裔細分法案更讓華裔產生了巨大的不公正感。

▲ 2016年8月，集會者反對「亞裔細分法案」。 © SVCA

於是，由於缺少共同利益和共同議題，一部分人眼裡的政治正確成為另一部分人心中的政治不公。美國逐漸陷入不同群體之間的對峙——自由主義精英和普通工人階級互不理解，既得利益者和受剝奪者彼此仇恨。資本家踐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在全球化的加持下不斷獲取更大的利潤，而勞工階級不僅分不到蛋糕，還時刻面臨被解僱的風險。

與此同時，身份自由主義者拋棄了作為公民的整體認同，將黑人、華人、移民、教徒的身份放在最前。而決策者不是化解矛盾和培養認同，卻是通過政策製造零和博弈，不斷擴大群體對立，最終，你輸我贏，不同群體間失去了身為美國公民的共同議題，也失去了統一的美國夢。利益矛盾和身份認同的矛盾趁著2016年大選的時機徹底爆發，將川普送上總統之位，也將暗流洶湧的群體矛盾放到台前。

▲ 「弗州騷亂」后，川普在公開發言中稱「兩方都有責任」。隨後的《紐約客》、《經濟學人》雜誌封面中，將川普和3K黨元素置於一起；《時代》則回顧了美國的「仇恨史」，封面為星條旗包裹著一個納粹手勢的人。

事到如今，我回想起哈貝馬斯和阿倫特曾經強調過，公共空間中最重要的是共同議題和共同利益，這是維持對話、形成共識的基礎；回想起「我沒有敵人」的紳士和剋制，這是好好說話、理性交流的前提和保障；也回想起美國建國之初人民對美國夢的嚮往，那是同一個身份之下的共同追求。因此，當我們談論左右衝突時，當我們談論意識形態兩極化時，我們不僅在講微觀的群體矛盾，我們也在講民主嵌入的社會結構，講公眾參與背後的價值基礎和政治信仰。

培養共同議題，創造共同利益，學習好好說話，形成價值共識。這是美國，也是很多國家正在面臨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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