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治理的挑戰與中國擔當

原標題:全球經濟治理的挑戰與擔當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迄今已近十載，然而世界經濟復甦依然在困頓中緩慢前行，加之由此派生的種種問題接踵而來，各國的宏觀經濟政策並沒有起到應有的效果，使得全球經濟治理陷入更多困惑而難以抉擇。

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面臨的多重挑戰

世界經濟潛在增長率長期低迷。全球經濟增長是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首要命題。然而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的實際增長率始終沒有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危機爆發九年以來，全球GDP平均增速僅3.5%，低於危機前5年1.6個百分點。全球貿易持續下滑，連續五年低於世界經濟增速。2015年全球貿易總額下降幅度近14%，2016年態勢延續，全球貿易創2009年以來最低水平。同時，G20成員平均每月新採取的貿易限制措施數量達到2009年以來最高，而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仍處在孕育階段，其作為潛在經濟增長的動能並沒有及時到位。此外，發達國家面臨去槓桿、老齡化、宗教和民粹主義等一系列問題，都使得全球經濟潛在增長率預期下降。

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更加碎片化，現有的全球治理還遠不到位。首先，在貿易體制建設上，多哈回合的停滯導致以WTO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受阻，而區域或雙邊協定卻層出不窮，進一步導致國際規則碎片化。其次，2008年金融危機突發，使得全球治理領域的思想交鋒和規則競爭明顯加強，全球治理思想出現混亂且日漸分化。例如，反映在發展的「搭便車」問題上，歡迎世界人民搭便車而個別國家對此更多的則是不滿。再次，近年來，服務貿易、電子商務以及投資與貿易的關係變化等，已經深刻改變了國際貿易的內涵，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內容也更加精細專業化。此外，金融危機后，各國都更願意從直接見效入手，專註於解決國內問題，並在全球範圍內進行收縮，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更加失序，全球化在全球範圍內遭遇重大挫折，現有的全球治理還遠不到位。

現有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與全球經濟格局不匹配。當前，新興經濟體正集體迅速崛起，但是在現有的國際經濟體系中卻缺少話語權，而發達國家經濟相對實力下降，但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仍處於主導地位。自2002年以來，以為代表的發展家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從33%增加到61.4%，然而發達國家正在逐年下降，失去了對全球經濟的帶動地位。上述國際經濟力量對比所發生的重大變化，理應反映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改革中，然而現實卻不盡然。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這種滯后性也致使全球經濟改革受阻。

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面臨的風險

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所面臨的諸多挑戰要求其必須進行相應的變革。整體而言，面臨著兩種風險，一種是變革的風險，一種是不變革的風險。

改革意味著壓力。伴隨經濟的崛起，一些發達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人民幣匯率、市場開放等問題上對的要求越來越高，一些發展家對的期待也越來越多。因此，從全球經濟治理的外圍漸趨核心，承擔越來越多的國際責任成為必然之勢。但由於全球公共產品提供是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成本，這一過程也意味著必須為國際規則載體和平台運行擔負更多成本和智力支持。而仍是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世界最大發展家的國情並沒有發生根本變化。這種外界認知與實際情況的落差給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帶來複雜影響。

頂層設計是改革的第二重壓力。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核心圈的職能之一是設計規則，涉及對提升全球治理的議題設置，推動全球經濟治理務實機制的建設，聚集全球治理支持的國際力量等問題的創新型統籌思路與方案，特別是對於理念的糅合。雖然這既不能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家之言便可決定，但全球化生產協作的深度，決定了經濟政策的協同與調節必須非常謹慎，機制設計如有不慎，可能會使乃至全球經濟付出沉重代價。

以除舊布新為特徵的改革蘊含著雙刃劍的原始要義。通過主導全球經濟治理體制的規則和議程設定，能夠將符合自己利益的內容納入到多邊貿易規則中來，國際秩序的建立背後實為國家利益和價值觀。由於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利益訴求差異較大，且發達國家作為舊有體系的受益者同時也是堅定的捍衛者，新興經濟體在推進除舊布新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中將必然引發兩大陣營長期的摩擦與博弈，因此這不論對於發達國家還是發展家而言，都將是風險與收益並存。

不變革的風險在於，前述挑戰將繼續深入影響一些國家的政治架構和政治生態，減損國際社會對全球化的民意支持，削弱國際組織的權威性，衝擊國際體系的穩定性，使得國際組織的治理能力下降。

全球經濟治理的擔當

已經意識到其作為新型大國對國際事務的巨大影響，並以勇於擔當又不失謙和的態度為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提供方案，努力推動全球化和開放共享，而絕非「國強必霸」。

改革國內經濟治理模式，提升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綜合國力。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將取決於國內的治理。借鑒2008年金融危機的教訓以及經濟治理模式的經驗，未來的經濟治理模式將繼續沿著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和提高社會福利水平的方向發展，以進一步增強經濟發展模式對於新興世界的吸引力，提升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軟實力。首先，政府要轉變行政職能，從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向市場注入更多活力;其次，政府要強化監督職能，摒除市場上出現的不正當競爭問題，維護良好的市場競爭環境;再次，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增強國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堅實推進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擴大國內消費市場，真正提高普通勞動者的生活水平。

維護現有多邊和區域貿易談判成果。堅定維護WTO多邊貿易體制，反對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推動貿易和投資開放。通過積极參与和主導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經貿合作實踐，逐步培育均衡、普惠、共贏的多邊貿易體制，構建和積累區域範圍內跨國貿易合作的有效治理機制和治理經驗，推進WTO框架下全球貿易規則和貿易政策的合理化，努力推進構建多邊共贏的全球貿易治理框架。在多邊貿易框架之外，在區域經濟合作層面謀划布局。發起「一帶一路」倡議，積极參与東亞「10+3」自由貿易區和APEC合作新機制的區域經濟整合，都可以作為更好參與區域經濟治理的戰略實踐平台和試驗基地，推進自由貿易區戰略的升級和優化，加快推進區域經濟集團的內部整合進程，提升利益捆綁程度。

充分參與並完善G20全球治理機制。G20機制是目前大國協調全球經濟治理的主要平台，甚至越來越被國際社會視為未來全球經濟治理的指導委員會，因為該機制適應國際經濟權力結構的變遷，承認新興國家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地位，採用相對較低的國際交易成本和論壇式的制度安排滿足了大多數成員的制度偏好。G20是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的重要舞台和實踐平台，但是由於G20並沒有常設秘書處，其所達成的許多決定和共識仍需要通過有關國際組織和大國去推行和落實。由於大國對G20利益取向的差異，發達國家同新興市場國家治理議題和方案的競爭將長期存在，同時在發達國家和發展家內部也存在競合關係。因此，建立長期穩定健康的新型大國關係，發展和加強中美戰略互信、中俄戰略互補、中歐戰略互動，成為當前經濟外交的重心和關鍵。

探討構建以「金磚國家」機製為核心的多層次、規範化合作機制。構建新興國家間合作機制是推動全球經濟治理機制變革的重要途徑，新興國家之間的合作雖然已經出現了擴大與深化的趨勢，但還受自身經濟對發達國家的依賴度高、相似度高，制度性合作機制缺乏等因素制約，合作深度有限。應繼續推動「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化，同時發揮「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在帶動新興國家間合作中的龍頭作用。應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推動「金磚國家」深化合作，在條件成熟的領域積極推動合作制度化，擴大貨幣互換與本幣結算，落實「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和應急外匯儲備庫，減少對美元依賴，支持共同發展，抵禦外部風險，共同倡議和推動國際經濟機構改革。通過融合創建將「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建成新興國家間合作的核心機制，聯合其他新興國家使之成為與G8並駕齊驅的新型全球經濟治理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