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稿件 | 波普爾的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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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爾以其證偽主義（又稱批判理性主義），尤其對馬克思的批判，聞名於世；也正因對馬克思的批判，其理論在至今頗有影響，從其著作版本、版次、印數之多，可見一斑。而今仍如易傑雄教授在《歷史決定論的貧困》序言所說，國內「能從學理上作深入分析的還不多，能將其放到他思想體系中作全面、深入、細緻剖析的專著更是少見。」[1]故本文以其對馬克思的誤判為軸，將其理論分為政治哲學、歷史哲學和科學哲學三部分，對應其三本代表，依次展現並反駁，從而彌此缺憾，以正視聽。

一、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1945年，波普爾出版《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兩卷本，奠定其政治哲學。其依據豐富的文本和事例，深入而細緻地批判了馬克思，成為當時在哲學上批判馬克思的新高點。馬克思被其視為開放社會的敵人，而其被譽為開放社會之父，從此聲名鵲起。

此書中，波普爾對馬克思的批判雖有很多角度和觀點，但都認為馬克思簡化、歪曲歷史，理論與現實不符——

（一）經濟決定論

他以此指認馬克思，已暗指這是一種歷史決定論，為後來在歷史哲學中的批判埋下伏筆。他說：

試想某一天，如果我們的經濟體系（包括全部的機器設備和社會組織）被毀滅了，但是科學技術方面的知識卻還能保存下來。在這個例子中，它要獲得重建（在一種較小的範圍內，經過無數人餓死之後），可想而知用不了多少時間。然而，試想有關這些事物的一切知識都消失了，而這些物質的東西卻保存著。這好比是一個野蠻部落佔據了一個高度工業化卻又廢棄了的國家所發生的情形。它很快就會導致文明的物質遺迹的完全消失。[2]

所以他說：「經濟條件和觀念之間存在一種互動，但後者並不是簡單地單方依賴與前者……那些構成我們知識的『觀念』——比生產的較為複雜的物質手段更基本。」[3]國內上過高中的應該都知道，這前半句話正是馬克思的觀點。恩格斯1890年9月21—22日致約瑟夫·布洛赫的信中，已再三申明：「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裡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4]馬克思何曾認為「一切政治、一切法律和行政的制度，以及一切政治鬥爭，從不具有基本的重要性。政治都是無能的。它們從不能根本改變經濟現實」[5]？

而後半句，豈能以假設的特殊性，否定現實的普遍性？波普爾只在價值上證明，知識可能比物質更基礎；並不能在時間上證明，物質源於知識。何況，馬克思所謂的經濟基礎，並不只是物質條件，而是生產力，即《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說的「共同生活方式本身」[6]，這當然包括知識。

（二）階級鬥爭

「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7]他否定《共產黨宣言》這一論斷：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如中世紀王權與教權之爭，不是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爭；若在概念上拓寬「階級」，縮小「歷史」，最終會使馬克思的理論變為瑣碎的同義反覆。[8]

他讀過諸多馬克思的著述，難道不知此宣言主要目的是政治宣傳，而非學術研究？不知馬克思在後來著述中，沒有再強調這句話或相似的話？《德意志意識形態》已指出，由於原始部落人口與需求的增長，及其與外界交往（如戰爭、交易）擴大，才從部落所有制變為奴隸制；[9]而奴隸與奴隸主是人類史上第一對階級關係，階級並非人類與生俱來的。階級是一種社會矛盾，而非全部社會矛盾，更不可能只有鬥爭的一面，宣言所說的「鬥爭」應為「矛盾」。

同樣，宣言說共產黨人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10]，「暴力推翻」和「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也是宣傳策略。宣言已解釋：「共產主義的特徵並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11]馬克思明說：「暴力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種經濟力。」[12]「助產婆」和「經濟力」，顯然是手段，是必要而非必須的，手段的選擇取決與主客觀條件。所以馬克思在與《世界報》記者談及英法革命方式時說：「凡是利用和平宣傳能更快更可靠地達到這一目的的地方，舉行起義就是不明智的……用什麼方式來達到結局，應當由這個國家的工人階級自己選擇。」[13]恩格斯在馬克思《1848年至 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導言中則說：「如果你們破壞帝國憲法，那末社會民主黨也就會不再受自己承擔的義務的約束」[14]。即使波普爾所謂的激進派，列寧曾在十月革命前提出過和平奪權的四月提綱；新建立前，共產黨也和國民黨分別兩次合作、談判。他指責馬克思對暴力態度模稜兩可以及激進派和溫和派相關問題，[15]並非馬克思理論的問題。

（三）資本主義

「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16]波普爾引用馬克思的話后，接著解釋：「從這一基本論斷來看，可以勿需置疑，馬克思《資本論》的教導的核心是，改造資本主義是不可能的，並預言它將被暴力推翻」[17]。他認為，他所讚揚的所謂干預資本主義，已代替了馬克思當時的自由資本主義，即資本主義因被改造而沒有滅亡，所以馬克思預測錯誤。[18]

馬克思說的是資本主義最終不可改造，而非在過程中完全不可改造。自由資本主義被取代，證明馬克思預測正確；干預資本主義，表明資本主義借鑒、靠近社會主義，而遠離其本質，即走向滅亡，後來的福利資本主義更是如此。波普爾說：「我提到過到道德實證主義（尤其是黑格爾的道德實證主義），這是一種只有現存的標準、沒有道德標準的理論」[19]；他卻以資本主義一時的倖存，作為資本主義不會滅亡的依據，不正是道德實證主義？

（四）社會主義

他指出：「不能把俄國革命與馬克思所預言的社會革命等同起來；實際上，俄國革命無論如何與它沒有相似性。」[20]「因為依照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革命應該是工業化的最終結果，而不是相反；它應該首先出現高度工業化的國家發生，只是很久以後才會在俄國發生。」[21]

馬克思並不否認歷史的偶然性、特殊性和多樣性。他在1877年11月給《祖國紀事》雜誌編輯部的信中說，把他「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註定要走這條道路，——以便最後都達到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人類最全面的發展的這樣一種經濟形態」，會給他「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他「過多的侮辱」，並以《資本論》中羅馬平民為例解釋，羅馬無產者變為遊民而非工人，隨之發展的不是資本主義而是奴隸制。[22]馬克思在給查蘇利奇回信的初稿中認為，俄國有可能通過「卡夫丁峽谷」，即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卻佔有其一切積極成果。[23]歷史上，其實也多有相似：遠比中世紀歐洲發達的，始終沒有率先發展處資本主義；而美國的建立和發達，直接跨越了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春秋列國「變法」，即先改變上層建築，從而建立經濟意義上的封建社會；為何落後國家不能建立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築，再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俄國革命即使是考茨基所謂的「早產兒」，起初未必健康，但不一定夭折。

二、歷史決定論的貧困

1957年，波普爾出版《歷史決定論的貧困》這本小冊子，奠定其歷史哲學。此書雖百餘頁，卻因結構清晰，論述精簡，影響甚至大於《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直接提及馬克思的內容雖不多，卻更系統、根本地否定馬克思的理論。其書名模仿馬克思諷刺蒲魯東《貧困的哲學》所作的《哲學的貧困》，暗諷馬克思。[24]

序言開頭，波普爾就自豪地宣布：「我已證明，由於純粹的邏輯理由，我們不可能預測歷史的未來進程。」[25]他接著說：「我以為下列的說法是令人信服的：如果有不斷增長的人類知識這回事，那麼我們今天就不可能預先知道我們明天才會知道的事。」[26]可接下來將看到，他的證明大多並非純粹的邏輯；相反，純粹邏輯已證偽了他的論斷：斷言人類不能預測歷史的未來，不也是一種預測？非決定論，不是一種反向的決定論？說「今天不能預知明天的事」，意味著今天能知道「明天將知道今天不知道的事」，這不也時知識，也是預知？[27]

他對歷史決定論的批判，可歸為理論和實踐兩方面——

（一）規律和趨勢

理論方面，波普爾嚴格區分「規律」和「趨勢」。他認為，斷定有趨勢存在，是單稱判斷，而非全稱判斷，即不是普遍規律。他舉例說：「假設人們預測股票行市三天看漲，然後看跌。顯然與市場有聯繫的每個人都會在第三天拋售股票，這造成了當天股票行市下跌，從而否證了這個預測。」[28]由於預測會影響被預測的對象，觀察同樣如此，所以研究總是有不準確性。但區別在於，自然科學中，研究者與對象都屬於同一物質世界，所以海森堡測不準原理是一種規律，其誤差可忽略不計；而社會科學沒有這種同一性，誤差的實際意義較大。[29]此外，由於對象的唯一性，社會科學不能用一般概念表述規律，歷史決定論更不能：「我們不能提出普遍規律，不能用普通名詞來描述這種因果聯繫。因為它可能是獨一無二的社會現象」。[30]

其例證虛妄。行情預測，並非每個參與者都能知道；即便知道，未必每個參與者都會拋售；多數人拋售，也未必導致股市下跌。相反，波普爾卻預測了在其假設條件下，股市必定下跌。

其標準錯亂。首先，既然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在研究與對象上有根本差異，社會科學沒有普遍規律，他憑什麼以自然科學的因果性、準確性，評判社會科學？從而反向得出了許多社會科學的規律，如歷史不可預測、社會沒有規律？其次，不論自然界還是社會，都不是封閉的、理想的數理邏輯。概率的意義在量子力學之前已顯現，概率也是一種規律。[31]比如，經典力學在其理論有效範圍內，實際效果也非全稱判斷，在整個自然界中更不是全稱判斷，但能因此說其不是普遍規律？同樣，決定論的因果也未必是線性的，也可以是阿爾都塞主張的多元決定論。[32]再者，準確性本身並不准確，不是客觀的量，而是價值判斷。[33]太陽到人眼的距離沒有精確到1米之內，桌子寬度的設計沒有精確到0.001毫米，誰更精確？這取決於目的、效用等諸多因素。這就是為何測不準原理的誤差可忽略，而社會科學的誤差卻顯得較大。

（二）整體主義與漸進主義

實踐方面，他認為歷史決定論必定需要整體主義。「歷史決定論堅持認為，社會的新則完全相反，如同生物學的新一樣，是一種內在的新。它是真正的新，不能歸結為排列的新。」[34]「例如在一個工廠，一個村莊或一個地區進行的社會主義試驗，是無濟於事的；這種孤立的『魯濱遜式的試驗』不能使我們了解「大社會」的現代社會生活。」[35]他反對整體主義：[36]方法上，研究對象總是世界的一部分，即使最小的整體也必須有選擇的描述，故不能研究整體，更無所謂對整體控制、改造；整體主義需要知識服務權力，權力集中，知識也需集中，但人們腦中的知識難以集中。效果上，難以將特定結果歸於特定措施，因為一個時期內做的事太多。為保證計劃進行，容易導致極權主義和反智主義：權力覆蓋社會，囊括一切關係；思想難以統一，不如消除個人的差異，毀壞精神的獨立性和知識的豐富性；很多人因長期感到不便而抱怨、反對，這勢必被壓制。他主張與之相反的漸進主義，與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遙相呼應：「只有少數的社會建構是人們有意識地設計出來的，而絕大多數的社會建構只是『生長』出來的，是人類活動的未經設計的結果。」[37]因此，他反對將歷史比作河流，認為研究者不能弄清其流向，更不能順流而下或載沉載浮，只能著眼當下。[38]

國內上過高中的也該知道，馬克思怎會否認改變現有結構、序列，可以發生質變？正如調整生產關係，不僅可使其適應生產力，還可促進生產力。正如新經濟政策和改革開放，而這更像漸進主義，列寧所謂寧可少些，但要好些，鄧小平所謂摸著石頭過河。固然，馬克思要整體改變社會，難道是一下全部實現共產主義？是要讓國家權力囊括一切社會關係？這種整體其實是格式塔意義上的整體，波普爾已理解這種意義，即對象以結構這一整體顯現，其意義大於各部分相加；[39]可他仍未理解，漸進主義猶如各部分，其意義在整體主義之中，卻不能累積出整體主義的意義。

隨福柯所謂的治理術和科技的進步，知識已不是個人的思想，而是資本和權力，日益集中，卻很難說不斷增長，而是在偏好與值錢的辯證中優勝劣汰——這基於自由市場，正是漸進主義。整體主義的計劃若如他和哈耶克的主張，是民主和法治的產物，多數人怎會抱怨、反對？即便反對，也不能隨意廢止。干預資本主義，如羅斯福新政和法治國建設，是他讚揚的，「就連拿破崙都知道，要建立一個自由市場社會，得先制訂一部法典……沒有法律，自由市場是不可能存在的」[40]，所以他覺得戈爾巴喬夫先設立股票交易所而非建設法治，荒誕而可笑。他並不排除革命，哪怕是暴力的：「暴力的使用只有在專制的條件下才是正當的，專制使改革沒有暴力就不行」[41]。這難道是漸進主義嗎？河流恰是歷史恰當的比喻：河流有軌跡，但仍在開放中變化。只看各個水分子，當然看不出流向；把握主流，置身其中，卻都能知其流向。

譯者與讀者應注意他的區分：「如果參照各種社會學說和學派與他們所處的特定歷史時期中普遍存在的預測和旨趣之間的聯繫（這種方法有時稱為「歷史主義」，而不應把它同我所說的「歷史決定論」相混淆）。」[42]顯然，馬克思的理論是歷史主義(historism)，而非歷史決定論(historicism)。他若沒讀過列寧在《國家與革命》[43]、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44]中說的，難道沒讀過恩格斯1881年2月1日致卡爾·考茨基的信[45]和1893年5月11日對法國《費加羅報》記者的談話[46]？他也承認「馬克思的信仰基本上是一種開放社會的信仰」[47]，卻仍將其視為親自然主義的歷史決定論。

三、猜想與反駁

1963年，波普爾出版《猜想與反駁》，將其之前諸多觀點、方法融匯於此，完成了其科學哲學。培根與笛卡爾分別以觀察和理性，作為研究的出發點和標準，波普爾對此批判。[48]他認為，出發點應為設想（假設、猜想），然後劃分科學與非科學：「衡量一種理論的科學地位的標準是它的可證偽性或可反駁性或可檢驗性。」[49]只要科學設想未被證偽，就暫且當真。比如，只要找不到一隻其他顏色的天鵝，「所有天鵝都是白的」的命題就是真的，不能用不斷找到更多白天鵝來證明此命題為真。但這是特例，一般情況下，「少數偶然的與理論矛盾的基礎陳述不會促使我們把理論作為已被證偽的而擯棄。只有我們發現一個反駁理論的可複製的效應時，我們才認為它已被證偽。」[50]在他看來，哲學若不走他的路，根本仍是形而上學。「真正的哲學問題總是根植於哲學以外的那些迫切問題」[51]，哲學將隨這些問題的解決而爛掉。於是，他認為馬克思的理論陷入了兩難：若是科學，已被證偽；若不可證偽，則非科學。他更自豪地宣布，解決了休謨關於歸納的難題。[52]

其實，他對科學的理解深受培根影響。培根知道「人類理解力不是乾燥的光，而是受到意志和各種情緒的灌侵」[53]，卻認為「人類理解力的最大障礙和擾亂卻還是來自感官的遲鈍性、不稱職以及欺騙性」[54]，害怕「人類思想又成為文字的奴隸」[55]。因此，只有「單純經驗」一條路可走，主要不是靠「偶遇」，而是「實驗」。[56]歷史被他轉變：science偏離了拉丁文詞源scientia的原意，從所知之識的「知識」（拉丁文動詞scio意為我知道），變成了這種經驗客觀的「科學」。休謨雖以此經驗符合論，判斷真假，卻只限於理性；情感、意志和行為無所謂符合，就無所謂真假。[57]這些非理性還有理由違反理性，甚至「理性是而且應當是情感的奴隸」[58]。波普爾在批判了休謨關於習慣的理論后，就宣布反駁了其心理學，比培根有過之無不及：不但將這些非理性的東西排除於科學之外，還要讓其在理性的統攝下，卻不對此加以論證，因為無真假等於無意義。他關於證偽的觀點並不新鮮，他雖未承認，實際卻是基於牛頓研究哲學的第四條規則[59]。

然而，這種客觀充滿了非客觀。所謂事實，「是從事態中推論出來的；事態是被肯定之物的命題內容，人們曾經對這些被肯定之物的真理要求提出疑問，並進行了討論。」[60]所謂真，若其有根有據，「那麼理由根據就不是真的，然而也不是假的。」[61]真假不是從某些命題中看出的，而是在行動中，「行動才是語言遊戲的根基。」[62]維特根斯坦哲學的終點，恰是馬克思哲學的起點。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所寫：「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礎。」[63]《德意志意識形態》仍與此一致：「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64]這裡的「人」，如其《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65]所寫，不是生物學等自然意義上的人，「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所以「人仍舊在形成中。」[66]

或許波普爾又預知未來了，他補充這句以防上述反駁：「科學陳述的客觀性就在於它們能被主體間相互檢驗。」[67]這卻帶給他更嚴厲的反駁：不論是自然界的全稱判斷，還是其所謂都是單稱判斷的歷史現象，都有絕對的經驗客觀性，這意味著必需一個同樣絕對的主體作為觀測者。這個前提先於科學，不可證偽，他卻用來作為上述科學的兩個標準。「被反駁」和「被檢驗」也非一回事，前者未必需要經驗，卻必需語言。可他從未證明有這樣的主體，更沒有論證不同主體如何接受同一範疇，如天鵝的顏色，哪些矛盾對理論而言是少數偶然的，哪些是可複製從而證偽理論的，他壓根沒證明主體間性。

他以不可證偽作為可證偽的基礎，按其觀點，不是科學，而是形而上學。他反對辯證法卻不能反駁，以致誤「認為馬克思的辯證法和黑格爾的辯證法一樣，是一種極其危險的糊塗物；尤其是因為對馬克思歷史主義的批判涵蓋了它的辯證法中應該被嚴肅對待的一切，因而可以在這裡避免對馬克思的辯證法作分析。」[68]這都表明，他在範疇、方法上也是形而上學的。難怪他無視馬克思的早期，猶如無視維特根斯坦的後期。難怪他沒意識到，不被證偽是暫時的，被證偽同樣也是暫時的。如維特根斯坦所言，邏輯與經驗就像河床與河流，不是各自獨存的，而是互動共存的，命題隨時間從流動變得僵化，或僵化變得流動，「同樣的命題有時可以當做受經驗檢驗的東西，而有時則可以看做是檢驗的規則。」[69]難怪他沒意識到，他說馬克思是本質主義，[70]受「本質」與「表象」二分的影響卻傾向於「本質」與物質的同一，[71]其實在說自己。他認為哲學只有科學化和形而上學兩條路，不只是價值，在總體上已成形而上學。這種「科學的觀點暗指另一種觀點，意識的觀點，但卻沒有提到它，意識的觀點認為，一個世界首先在我周圍展現和開始為我存在。重返事物（此處漏印『本』）身，就是重返認識始終在談論的在認識之前的這個世界」[72]。

在這種科學和形而上學之外，哲學還有其他路。海德格爾還在追問時，[73]馬克思已走出很遠。馬克思所自稱的「科學」，是德文Wissenschaft，沒有培根之後的science那樣強烈的經驗客觀性，故與之不同，還包括體系化的知識，如所謂的社科。馬克思的理論至今無法用經驗證偽，因如前所述，經驗總在邏輯和語言中，無法基於後者卻否定後者，正如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已證，「誰產生了第一個人和整個自然界」是荒謬的問題。[74]所以薩特指出：「只要社會關係的變化和技術的進步還未把人從匱乏這個桎梏中解放出來，馬克思的的命題在我看來就是一種不可超越的證明。」[75]

結語

綜上可見，波普爾的理論總體上不成立。其理論恰非科學，而是形而上學；方法上是典型的科學主義，結果上卻產生了諸多與新自由主義相悖的價值，如其生命最後的兩年還在批判電視加速道德沒落。[76]其哲學在當時已是世界大潮中的一葉孤舟，卻因意識形態和科技的影響，這條船上擠滿了信眾，他們相信腳下是顛撲不破的真理。但他的理論並非一無是處，正如他並未全盤否定馬克思：他承認，社科回到馬克思之前是不可想象的，不只是他研究柏拉圖、黑格爾時，所有現代研究者都受惠於馬克思；他讚揚馬克思敏銳的才智，開放的思想，真誠、務實的態度，尤其崇高的理想和道德。[77]他直到晚年還說，若社會主義能與個人自由結合，他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78]

波普爾對馬克思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源於前引易傑雄教授所說，意識形態壟斷了馬克思理論的解釋權，抽掉了其中作為靈魂的實踐性，成了唯物質、客觀主義。薩特強烈批判這種歪曲：「理論和實踐分離的結果，是把實踐變成一種無原則的經驗論，把理論變成一種純粹的、固定不變的知識……布達佩斯的捷運在拉科西的頭腦中是實在的；如果布達佩斯的土地不能建造捷運，那麼這土地就是反革命的。」[79]因此，不僅需要完善和發展馬克思的理論，還需先明確：馬克思的理論不是波普爾意義上的科學，更不是歷史決定論，而如恩格斯所說：「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80]馬克思的理論，如法的作用，重要的不只是預測，還有指導、評價等作用，如其《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的名言：「問題在於改變世界。」[81]

作為20世紀最為重要的哲學家之一，海德格爾令人難以捉摸，其思想複雜而浩瀚。《人， 詩意地棲居：超譯海德格爾》一書是從海德格爾大量著作中精選160餘條語段翻譯整理而來。分為「存在的真理」「思想的任務」「語言是存在的家」「人，詩意地棲居」和「技術和人的命運」五個部分，另附三篇重要論文。大致勾勒出海氏思想的輪廓與話題中心，有助於讀者更好地接近原著，進入海德格爾極富魅力的邈無涯際的精神王國。

【目錄】

001一 存在的真理

023二 思想的任務

067三 語言是存在的家

095四 人，詩意地棲居

141五 技術和人的命運

175六 尼采對藝術的五點論述

185七 世界圖畫的時代

205八 誰是尼採的扎拉圖斯特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