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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公映前兩天,大陸最後一位「慰安婦」原告去世

2017年1月12日海南,黃有良老人生前近照。蘇智良 供圖

就在2017年世界第五個「慰安婦」紀念日(8月14日)前夕,大陸最後一位起訴日本政府的「慰安婦」倖存者黃有良老人,於8月12日晚在海南陵水家中去世,享年90歲。

據上海師範大學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的資料,日軍佔領海南陵水后將黃有良抓進了藤橋慰安所,只有15歲的黃有良淪為日軍性奴隸。2001年,黃有良等「慰安婦」倖存者向東京地方法院起訴日本政府,至2010年三審結束,原告敗訴。

上海師範大學教授、「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告訴澎湃新聞記者,自1995年起,大陸24位日軍「慰安婦」倖存者發起4個控告日本政府的起訴案,原告方全部敗訴。隨著黃有良老人的離世,大陸所有「慰安婦」原告均已逝世。

黃有良老人(右一)再次來到當年的慰安所遺址前,向大家講述受害的故事。 蘇智良供圖

蘇智良和黃有良老人有過多次接觸,從2000年到2014年,他曾多次到陵水探望老人。老人也曾到東京、上海作證控訴日軍暴行。

2000年時,蘇智良與妻子陳麗菲陪同黃有良老人去尋找慰安所的遺址,正遇上該房屋遭遇火災。當時老人在慰安所遺址前百感交集,「她認為應燒掉,因為那是痛苦的記憶。」這座藤橋慰安所改變了黃有良的人生軌跡,從此苦難纏繞70餘年。

2000年,蘇智良、陳麗菲、西野瑠美子等陪同黃有良老人去尋找慰安所的遺址,正遇上該房屋遭遇火災,黃有良老人在藤橋慰安所遺址前留影,百感交集。蘇智良供圖

蘇智良與陳麗菲還為老人做口述史。在口述整理中,黃有良老人回憶,藤橋慰安所旁邊就是日軍據點,在那些暗無天日的日子裡:「門口都有哨兵把守,不准我們隨便走動。白天我們做雜工,掃地,洗衣服;夜間就有日本兵來找……不聽話會被打。我很怕,被逼著,叫幹什麼就只好乾什麼……有時(日本兵)強迫(我)做各種樣子……」

兩年後,黃有良家裡以父親「去世」為名,哀求日軍放黃有良回家一次,從此逃出苦海。可噩夢並沒有結束。

村裡老一輩的鄉鄰們都知道黃有良兒時被日軍擄掠遭受凌辱的這一段歷史,因此老人有過非常痛苦的經歷:她只能找了一個得過麻瘋病的男人做丈夫,丈夫還會看不起她,甚至打罵她,小孩有時也會說母親。

黃有良老人曾親口說:「由於我有這段經歷,村裡人,特別是小一輩的,不清楚,背後議論……罵我是給日本人睡覺的……丈夫要當幹部,小孩入團入黨,都不可以。」

「我是一個苦命的人。」她如此總結自己的命運。

但當問及是否願意去日本起訴時,老人家很堅定:「我願意到日本,當他們的面,控訴他們。要他們賠禮道歉。我不怕。」

2001年11月28日,東京,黃有良大娘出席聽證會。蘇智良供圖

2001年7月16日,黃有良與陳亞扁、林亞金等海南「慰安婦」倖存者在東京地方法院起訴日本政府。蘇智良告訴澎湃新聞記者,黃有良多次到東京,向法官和社會人士講述日軍性奴隸制度暴行。2006年8月30日,東京地方法院一審駁回。此後,黃有良等上訴東京高等法院,2009年3月26日,原告們又遭到二審駁回。黃有良等不屈不撓,再次向日本最高法院上訴。2010年3月2日 終審判決,判決原告敗訴,但法院承認了日軍暴行和黃有良等受害的事實。

也是在8月14日,首部獲得公映許可的「慰安婦」題材紀錄電影《二十二》正式公映。

在《二十二》之前,還有一部《三十二》。2012年,導演郭柯在偶然中得知了「慰安婦」倖存者韋紹蘭老人的故事,感動下將她的故事拍成了紀錄短片《三十二》。取名《三十二》,是因為當時大陸還有32名倖存的「慰安婦」。

然而到了2014年,卻只剩下22位倖存「慰安婦」。短短一年多時間裡的「消逝」讓人感慨,郭柯團隊決定將大陸所有剩餘「慰安婦」倖存者完整記錄下來。他們走了5個省,29個地區,說是「與時間賽跑」一點也不誇張。

在兩次拍攝中,蘇智良都是影片顧問。「她(黃有良)也是《二十二》的主角之一。」蘇智良告訴澎湃新聞記者,目前登記在冊的大陸「慰安婦」倖存者從200多人銳減到了14人,「這14位倖存者分佈在海南、廣西、湖南、湖北、浙江和山西。她們是我們民族的前輩,平均已超過90歲了,身心遭受極大的創傷。我們應向韓國學習,盡全力關愛她們,幫助她們。幫助她們就是幫助我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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