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知識】朱元璋的反腐奇招

明初，朱元璋在法外之法的《大誥》中賦予耆民豪傑可直接將污吏貪官「綁縛赴京治罪」之權，若各級官吏敢有阻攔者，全家族誅。朱元璋期待的綁縛進京制度的效果是「不一年之間，貪官污吏盡化為賢矣」，但顯然並非如此。「惡人以為不然，仍蹈前非」，「凶頑之人，不善之心猶未向化」。更有甚者還出現民眾藉機公報私仇，將胥吏豪強綁縛勒索財物。

到洪武十九年（1386年）初，朱元璋只發現常熟農人陳壽六謹遵聖意，所以在《大誥》續編中特將陳壽六隆重推介成全國優秀典型。常熟農民陳壽六因受縣吏顧瑛欺壓迫害，與弟弟和外甥三人一併擒拿縣吏，攜帶《大誥》赴京面奏。陳壽六的做法顯然不符合法定程序，他既不是年高耆老，也不是豪傑，而且沒有鄰人做證。此案竟然由朱元璋親審，並未通過通政司，頗為奇怪。作為獎賞，朱元璋「賞鈔二十錠，三人衣服各二件」，並免其雜役三年，還要求將其事迹榜諭市村；為防止官吏打擊報復，特申明敢有羅織生事擾害者族誅，捏詞誣陷者族誅。最後竟知照下面官吏，「陳壽六倘有過失，不許擅勾，以狀來聞，然後京師差人宣至，朕親問其由」。即陳壽六違法，可不受一般審判程序管束，由朱元璋自己審理。

陳壽六作為標杆榜樣，當然被朱元璋大書特書，但如若都像陳壽六那樣，皇帝如何應對帝國其他事務？到明仁宗掌朝時，朝廷徹底放棄了綁縛之策，只許諸人首告，但須經有司拿問解京治罪。朱元璋的整治歸整治，基層萬般行政事務不能靠群眾自立，也不能讓皇帝親力親為，明代「三班六房」的胥吏和衙役承擔了大量基層千頭萬緒的行政事務。

以消除「天下積年民害」運動為中心的洪武十九年（1386年）整治，正是以《大誥》續編為最高指示開展的，僅松江府就革除小牢子、野牢子等900餘名，削減幅度高達四分之三，藉此整頓的全國吏員至少有一半。但本該由吏員承擔的行政事務不會因為吏員的縮減而減少，況且，僅僅靠懲罰性制度創新來解決官場吏治的弊端，效果十分有限。朱元璋自己都疑問：「朕欲除貪贓官吏，奈何朝殺暮犯？」明代沒有被殺滅的胥吏威風，到了清代愈演愈烈，自清代中期以後，即便規定了員額制，但胥吏「乃或貼寫或挂名，大邑每至二三千人，次者六七百人，至少亦不下三四百人」。如果按照當時1700個縣來算，胥吏數目之大難以想象，故又有「州縣與胥吏共天下」之說，以致出現「任爾官清似水，怎敵吏胥如油」的現象。無怪乎到了明清更替之際，顧炎武感嘆「今奪百官之權而一切歸之吏胥，是所謂百官者虛名，而柄國者吏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