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職教育發展模式變遷的理論視角與解釋框架

內容提要：文章吸收社會科學領域的三大理論基礎：現代化理論、新制度主義理論、人力資本理論，在分別對高職教育發展變遷以不同理論視角闡釋的基礎上，利用社會、經濟、文化三要素具有的超越歷史、地域和時代的普遍解釋力，提出內在動力：高職教育在服務社會中發生模式演變、適應發展；高職教育在適應本國實際中形成模式特色、互進發展；高職教育與社會經濟互動中尋求變革。構建了能夠說明高等職業教育發展模式變遷的整體性分析框架。

作為一種高等教育類型，高等職業教育發展問題歷來是教育理論研究的基本內容之一。但很長時期以來，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研究更多的是從一個國家教育系統內部分析高職教育定位、功能、運行等，或是介紹國外經驗並加以比較借鑒。在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高等職業教育有其自身的發展演進規律，同時由於各民族國家政治經濟環境不同，高職教育在各國的實踐中形成了迥異的發展路徑和模式。正是這些發展規律左右著當前高職教育的實踐發展，並影響著各國高職教育發展道路的選擇。本文嘗試藉助與高等職業教育發展模式相關的理論基礎，即現代化理論、新制度主義理論、人力資本理論等成果，以此來構建高等職業教育發展模式變遷的科學分析框架。

一、三種相關理論對高職教育發展變遷的解釋

(一)教育現代化理論：在傳統與現代的對抗中理解高職教育發展進程

教育現代化研究揭示的教育發展歷程：教育從最先的傳授生產生存技能的和諧教育，到學校出現后異化為傳授古籍經典成為統治階級和特權的工具，這是教育發展的第一個轉折；產業革命運動從根本上轉變了人類的生產方式，科技成為生產發展的動力，重視教育發展、培養科技人才就成為新教育改革的方向，促使教育從以往為封建制度和有閑階層服務的貴族學術堡壘中走出來，走向與生產和社會發展相結合，為社會發展服務，是教育發展歷史的第二個轉折。

教育現代化代表了從傳統教育向現代教育的轉變運動。這一運動最根本的特徵或發展規律表現在：推動教育從貴族的學術堡壘中走出，走向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為經濟發展服務，為社會發展服務。因此，教育現代化的啟動力量和演進力量正是與生產勞動結合緊密、以服務社會經濟發展為宗旨的科技教育，具體來說這種教育就是職業技術教育。一切離開發展職業技術教育的教育現代化是不可能實現的。因此，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的指向在於服務社會，與生產勞動緊密結合，適應與推動社會經濟發展，離開了這一宗旨就是偏離了職業教育的本性。在教育現代化進程中，職業教育作為與社會生產結合最為緊密的教育類型，逐漸得到彰顯，從旁落於民間的學徒制傳授生產技藝走向學校教壇，並逐步形成從中等到高等的職業教育體系。從民間學徒制、工廠學徒制的業餘性教育到現代學校制度中職業學校的創立，再到工業教育的興起和高等職業教育的產生，是教育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革命性轉變。因為，現代教育發展的本質就是使教育與生產和社會發展結合得更為緊密，結合得水平更高，更好契合於人類社會發展。[1]某種意義上來說，高等職業教育本身就是一種現代教育類型，它的產生和發展就是教育現代性的增長。

教育現代化理論表明，教育現代化發展或是教育現代性的增長，意味著一種與舊教育不同的現代教育的產生，必將受到傳統教育的激烈反抗。大工業生產的本性就決定了它必然向那種培養少數有閑階級的古典教育挑戰，要求教育為現代生產服務，培養工業化需要的有技術的生產者和科學家，提出改革教育，創辦新教育，建立新學校的任務。儘管由於早期工業生產水平低，需要的僅是初級教育水平的技術工人和少量的科學家，職業教育形式簡單，教育機構也不多，然而它卻是一種最基本的現代教育要素，它的出現是教育發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引發了新舊教育之間的殊死對抗。這種對抗影響和左右著一個國家的教育發展道路選擇，一方面，現代化的發展急速地摧毀著文化傳統的固有體系，把不適應現代社會的傳統剝離開來；另一方面，文化傳統的某些內容(特別是觀念層面的內容)又決定了現代化進程中的問題與改革路徑。「造成兩者對立的原因，是它們總體上代表著不同的時代。」[2]在教育傳統與現代的對抗中理解高職教育發展進程和考察高職教育的模式演變，為研究打開了新的視野。

(二)新制度主義理論：在社會文化背景中解釋不同國家高職發展路徑

新制度主義並非源自特定學科，而是一個跨學科的思潮。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制度主義已經變成超越單一學科，遍及政治、經濟、社會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的分析範式。由於理論研究的進展，若干有影響學術論著的出版推進了制度理論在特定研究領域的應用，如馬奇和奧爾森(March & Olsen)把制度理論用於政治研究，而諾斯(North)、迪馬奇奧和鮑威爾(DiMaggio & Powell)、斯科特(Scott)以及布林頓和尼(Brinton & Nee)則把這一視角分別用於對經濟變化和發展、組織理論和制度的社會學研究中。

新制度主義對制度的理解是多維的。新制度主義認為制度由規制、規範和文化認知構成，由這些要素所構成的規制(法規)性制度、規範性制度和認知的和文化的制度都可能共存於組織的環境中。[3]新制度主義更關注塑造特定認知圖式的整個文化意義系統，特定認知解釋過程在本質上是由外部的文化意義系統所塑造的。制度不僅包括正式制度，也包括習慣習俗等組成的非正式制度。二者的相互作用關係體現在：正式制度佔主導地位，具有強制力，而非正式制度雖然不具有強制力，但作為一種文化、觀念或傳統，在深層次上制約著正式制度。能夠得到社會認可的正式制度能夠比較順利地推行，而與社會文化背景相衝突的正式制度則難以推行。

新制度主義認為制度包括文化、行為規範和各種法規制度，把文化與價值觀念等因素引入了研究對象的範疇，並賦予其制度含義，「這種界定打破了制度與文化概念之間的界限。」[4]。文化被作為社會發展與教育制度之間溝通理解的橋樑。[5]在新制度主義視野下，不同國家高等職業教育制度及發展模式具有其不同的文化基礎，並且對社會文化、觀念、規範等歷史形成的規則存在「路徑依賴」。

文化傳統作為一個民族獨特的認識和把握世界的方式。有著自己固定的行為規範和思維方式，一個國家的歷史沿革、文化傳統對高職教育發展道路與發展模式的選擇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每個國家都在各自社會文化背景中尋求高職教育發展的最佳路徑，以期能夠優化國家的整體教育結構、最大限度地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不同的高職教育制度與發展模式在這一過程中形成。因此，歷史起點、民族文化、社會觀念成為理解不同國家高職教育發展模式的關鍵背景，也成為解釋不同國家高職教育發展模式形成的關鍵因素。

(三)人力資本理論：在經濟發展進程中分析高職教育發展問題

人力資本理論提出教育和職業技術培訓等人力資源的投資，是發展家個人財富收入和財產分配的主要決定因素，與個人經濟成功之間存在著緊密而有規則的聯繫，發展家要實現工業化和經濟快速發展，關鍵因素不在於物質資本的形成，而在於人的生產技能的提高，在於對教育的投資和人的質量的提高。196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衣索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召開非洲國家教育部長會議，討論該地區教育與經濟發展問題，會後作為非洲教育問題專家、英國的經濟學家巴洛夫發表了一系列評論文章，如《非洲的大災難》、《非洲需要什麼樣的學校》等，他以發展經濟學和人力資本理論為基礎，提出了一套非洲國家促進經濟發展的戰略。巴洛夫主張在發展家通過重點投資職業學校教育和在普通學校課程中滲入職業教育內容的戰略來發展經濟。巴洛夫的觀點得到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世界銀行在內的一些國際機構的支持，成了當時發展家教育與經濟發展的指導理論。[6]世界銀行贊同巴洛夫為代表的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主張，改變以往一味投資於發展家經濟部門以促使其實現現代化的做法，開始更多地投資於發展家的教育，尤其是職業教育；發達國家大力發展了高等職業技術學校。

正是基於人力資本理論，人們普遍認為勞動者的保健、教育和技能的改善可以顯著地提高生產率；高職教育發展與勞動就業、產業發展等問題關係密切，與各國經濟發展相適應是各國職業教育模式運行的目標；高等職業教育具有的經濟功能是各國政府熱衷投資於此種教育的重要驅動力。以人力資本理論為依據，高職教育與社會經濟的互動發展，並在此過程中發生形態的演變，經濟功能是各國發展高職教育的驅動力，在不同經濟發展階段，國家對於職業教育發展的重點不同。

二、構建高職教育發展模式變遷的分析框架

現代化理論、新制度主義理論和人力資本理論作為本研究的理論基礎，從不同的角度闡釋了本研究所提出的問題。現代化理論揭示了這樣一個規律：人類社會發展是一個具有方向性的從傳統到現代的發展歷程，而教育與社會生產相結合，是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利器，現代高等職業教育產生和發展的根本動力就是服務於社會生產。新制度主義理論提醒我們，非正式制度如社會文化等國情因素對一國高職教育制度與發展模式形成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人力資本理論啟示了高等職業教育作為一種人力資本投資，在與區域經濟發展、國家發展和個人發展的適應與互動中實現其價值。

基於以上三大理論的解釋，我們可以對高等職業教育發展模式進行這樣的框架性描述：高等職業教育是在服務社會這一核心動力的統領下，以本國實際和具體國情為適應對象而來組織教育，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並有效地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這一分析模式圍繞三個核心問題：1.高職教育如何在服務社會、滿足社會需求中發展，並隨社會發展演變而改變模式？2.高職教育如何在契合一國具體國情下得以組織和形成特色模式？3.高職教育如何與社會經濟發展互動並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

(一)內在動力：高職教育在服務社會中發生模式演變

塗爾干在《教育思想的演進》中提出教育的「內在發展邏輯」這一概念，用來表達教育制度中具有一種自發的機制，不受人的限制。他認為，「無論在什麼時代，教育的器官都密切聯繫著社會體中的其他制度、習俗和信仰，以及重大的思想運動」[7]，正是基於這種內在發展邏輯的選擇，而使教育具有了發展的內在力量，能夠趨向特定的方向相對自主的演進。作為高等教育重要類型的高等職業教育，其發展是在外部系統和內部系統的共同作用下朝向一定的方向和目的性的演進，不斷回歸高職教育服務於社會經濟發展的本性。那麼決定高等職業教育發展方向的這種「內在發展邏輯」究竟是什麼？德國學者格奧格(W.Ceorg)認為，職業教育的發展是一個複雜的歷史過程，有著獨特的「發展邏輯」。[8]探尋高職教育的發展邏輯，是理解各國職業教育系統的一把鑰匙。高等職業教育的「發展邏輯」，實際上就是高等職業教育服務社會的本性。服務社會，滿足社會需求，促進社會發展，不僅是高職教育產生與發展的根本動力，也是其根本目的。高等職業教育本身就是社會整體在發展進程中的一部分，其深深紮根於社會發展之中，其產生和發展的源頭就是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滿足社會需求是職業教育發展的根本原因和動力。

就「服務社會」的具體內容而言，是一個歷史性的概念，在每一個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表現。那麼，在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體現了什麼樣的社會需求？高等職業教育如何通過演變模式而更好地滿足這些社會需求？這是高等職業教育服務社會命題之下的基本問題。高等職業教育自從誕生以來就以服務社會為根本，並深深地滲透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的各個領域。高職教育通過承擔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文化傳承四大職能，為社會培養或訓練所需的高級技師技能人才來滿足社會需求，並通過產學研合作開展應用性科技研發直接服務於社會經濟發展。高職教育發展的歷史進程充分體現了服務社會的精神：隨著人類生產力和生產技術的發展，職業技術教育從民間的學徒制走向正規學校教育，從傳授生存技能的低等、中等教育走向傳授現代科技應用技術的高等職業教育，職業教育從原先純粹技藝傳授變為教學、技術推廣與應用性研發的綜合體。

(二)適應發展：高職教育在適應本國實際中形成模式特色

高等職業教育本身發展遵循上述脈絡，但具體到不同國家的實踐，又存在發展水平、發展先後、發展路徑、實踐模式上的巨大差異，如何解釋這種差異性？進一步需要解釋，這種差異性如何形成，為何職教模式的移植和借鑒難以實現？克拉克·科爾在其《高等教育不能迴避歷史：21世紀的問題》一書中曾說過，「高等教育的歷史，很多是由內部邏輯和外部壓力的對抗譜寫成的」。[9]因此，在分析一個國家高等職業教育發展進程時，不可只就教育談教育，應將教育發展置於整個社會背景下去考察，否則很難解釋在有些國家教育現代化走向成功而在另一些國家則未能成功。

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職業教育模式的形成，都與其獨特的發展環境，有著極為複雜和密切的聯繫。英國比較教育學家薩德勒於1900年發表了《我們從對別國教育制度研究中究竟能學到什麼有實際價值的東西？》認為，「校外的事情甚至比校內的事情更加重要，校外的事情制約並說明校內的事情」，必須重視教育的文化背景，只有充分理解教育發展的各種因素，才能真正借鑒有意義的、對本國有用的東西。本研究運用因素分析方法，對各國高等職業教育制度間的差異進行比較和因素分析，找到一種決定教育發展的內在力量。首先，高等職業教育根植於各國民族文化之中。比較教育學家坎德爾認為，探究一國民族特性與教育的關係乃了解本國教育制度的意義的唯一法門，民族性是作為一個國家所享有的教育類型的決定因素，而這種民族性最核心的就是民族文化傳統。其次，一國教育基礎，如基礎教育的普及程度、教育體系結構、教育體制等也影響到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的重點和路徑，也影響到高職教育在整個教育體系中的地位、作用，及其與其他類型和層次教育的關係。

(三)互進發展：高職教育與社會經濟互動中尋求模式變革

高等職業教育是現代大工業生產的產物，其發展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是一種互動演進的發展關係。社會和經濟發展在不斷演進，高等職業教育發展模式也在不斷變革，以最佳的形式作用於社會發展。在高職教育與社會經濟的互進發展的框架思路具體體現為，一是高職教育是社會發展的基礎，只有在作用社會發展中，才能與社會的發展一起得到發展，同時社會也應大力發展教育才能得到教育的積極作用；二是高職教育不是自然而然對社會發生作用的，它是民族現代教育意識提高的過程，是本民族在艱苦探索過程中對現代教育發展規律的把握和對教育作用形式的認識。三是高職教育與社會發展的作用形式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與時俱進的過程，新的社會發展要求高職教育發展模式轉變來適應和推動社會的發展。

高等職業教育發展是經濟社會現代化的必然結果，其發展程度與現代化水平密切相關，政治環境、經濟環境、文化環境和社會環境等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不同的社會模式，從而需要不同的職業教育模式與之相適應。對這些指標的篩選，國內學者作了有價值的探討，如石偉平提出的一個三維模型分析框架[10]，即以產業結構(製造業——第三產業、高新產業)，經濟發展模式(計劃模式——市場模式)，勞動力制度(福利高低、工資高低、就業高低)三個維度來判斷各國高職教育發展的外部環境，進而理解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的時空差異。

通過以上分析，高職教育研究必須綜合考慮社會發展需要、經濟技術發展、民族文化傳統等多方面因素，對各國職業教育發展歷程與模式進行動態考察，進而選擇適應於本國社會需要的發展模式。當我們運用這一框架解釋當代高職教育發展模式變遷時，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服務社會的形式、與一國文化的適應，還是與經濟發展的互動都已經超越民族國家和特定地域的局限，國際化趨勢日益明顯，在各國之間的互相影響下出現了日益明顯的趨同模式。如何在國際化的立體背景下，綜合考慮、深入分析不同要素影響高職教育發展的途徑、機制和結果，是挑戰高職教育研究者智慧與能力的新課題。

【作者簡介：朱雪梅，女，博士，廣東輕工職業技術學院高職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員、副所長，主要從事高等職業教育理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