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變親歷記

△高雄市228紀念碑

從1945年10月台灣光復到1947年「二·二八」事變的一年四個月期間，台灣省人民出現過擁護國民黨政府和蔣介石的兩次高潮。第一次是1945年10月25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兼台灣省警備司令陳儀代表政府在台北市公會堂（以後改稱中山堂）接受日本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兼台灣總督安藤利吉的投降，從這一天起被日本侵佔50年之久的台灣和澎湖列島等正式宣告光復，重歸的版圖。當時全省中華兒女歡樂無比，極大多數人把光復的功勞歸之於蔣委員長，奉為神明。第二次在1946年10月10日，這是台灣省光復后的第一個國慶節，蔣介石和宋美齡從南京飛抵台北，出席在台北體育場舉行的慶祝國慶的大會，體育場內人山人海，爭睹蔣介石夫婦的風采。在一片歡呼聲中蔣介石登上主座。當時，我是台灣省郵務工會理事長，也參加了盛會，所站位置與主席台相隔不遠。那時，蔣介石在美國支持下發動的全國性新內戰已經開始，他自信「5個月內打垮共軍」，顯出一副躊躇滿志的樣子。但他萬萬沒有想到，在4個月後，台灣出現「二·二八」事變。

△1947年2月28日，聚集在台灣省專賣局北分局的群眾

1947年2月28日這一天，我正在台北。我的宿舍在東門町，27日晚上發生慘案的地點在西門町，東西相隔較遠，所以我對昨晚發生的事件全不知曉。我到工會上下班是習慣步行的。工會在原日本總督府西邊的台灣省郵電管理局樓下，從宿舍到工會辦公室大約要走半小時，這條路上向來行人不多，可是這天早上行人突然多起來了，尤其是走到台北市植物園、博物館附近，只見人們急匆匆向市中心走去。我剛跨進工會辦公室，一位台灣省籍的工會理事就跟著進屋，告訴我：昨晚警察打死賣香煙的女攤販，群眾要求西門町警察局交出兇手，警察局卻把兇手從後門放走了，群眾的義憤很大。當年的西門町是一個熱鬧地區，有電影院，有用竹籬圍起來的地方戲劇場，賣蛇羹和點心的攤頭一個挨著一個，是遊人眾多的地方，這個地區出了事，就很快傳播開來。接著又有人來報訊，市中心的專賣局被群眾砸了，門前的一輛汽車被燒了。這天上午，台灣省郵電管理局的本省職工情緒已經沸騰起來，誰都坐不住，進進出出忙個不停。我到台北郵局看了一下，也是這般情況。到了下午，傳來種種消息，表明27日晚上警察打死女攤販一事成為導火線，已把台北人民反對光復以來國民黨政府官員的貪污腐化，以權謀私，橫徵暴斂，敲詐勒索，橫行霸道，欺壓群眾的怒火點燃起來，一個反抗國民黨暴政的群眾自發的鬥爭爆發了。當時我估計事態的發展不至於會擴大到全省，所以仍遵照台灣省郵務工會理事會的決定，於3月2日率領一個代表團乘火車前往高雄，參加3月5日舉行的高雄郵務工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不料到達高雄的第二天，這裡的群眾運動也起來了。國民黨高雄市黨部害怕了，將原定在3月5日舉行的高雄郵務工會代表大會取消。很快，「二·二八」運動已波及到台中、台南、嘉義等地區，交通阻斷，我們回不去台北了，只好留在高雄，從而目睹了高雄人民武裝起義的一些場面。

△台灣省專賣局台北分局前被焚毀的汽車

高雄郵電工人為了保護我們的安全，將我們送到了「收容廳」。收容廳是一間寬大的木板房，門口站著幾個學生，有一人背著舊式的步槍，桌上放著一把日本軍刀，裡面席地而坐的有一百多人。後來才知道這一百多人是武裝起義群眾準備用輪船送回上海的對象。武裝起義的群眾與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的軍隊的巷戰是在3月4日半夜開始的，到天明前結束。開始聽到一陣陣美式衝鋒槍的槍聲，以後逐漸稀少，有斷斷續續的零星的槍聲，人多槍少的武裝起義被鎮壓下去了。3月5日，天剛亮，國民黨軍衝進收容廳，一看我們都是外省人，就大肆搶劫。我身上的台幣、自來水筆和腳上的皮鞋都給搶走了。國民黨軍士兵唯恐沒有搜盡財物，在門口放了一塊被單，架起機關槍對著收容廳的門口，命令我們逐個走出去，把手上戴的手錶和口袋裡的東西扔在被單上。我隨著眾人光著腳在細雨中走向街頭，每條街上家家戶戶的門有的緊閉，有的敞開，不見有人出入，街上橫七豎八的屍體躺在血泊里，偶爾還聽到遠處衝鋒槍的聲音。3月8日，國民黨軍21師師長劉雨卿率部在基隆登陸；10日，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宣布戒嚴，國民黨軍在全省範圍內的武裝鎮壓開始，大批無辜群眾慘遭殺戮。3月18日，交通恢復，我們回到台北。在白色恐怖下，工會活動已經停頓。台灣省郵電管理局局長陳壽年把在「二·二八」事變前允諾的改善職工的各項待遇全部取消了，但由於國民黨軍的鎮壓清鄉，城市和農村的物資交流隔斷，物價上漲，本省郵電職工同其他各業職工一樣過著更加艱難的生活。我代表工會向陳壽年交涉應當照舊發給米貼，陳壽年譏諷我說，你還沒有吃夠苦頭，怎麼還為本省人說話。我回答他說，我是台灣六千多郵電職工選出的工會理事長，怎麼能不替大家辦事。陳壽年理虧詞窮，不得不照發米貼。於是到工會來的會員逐漸多起來，各種活動開始恢復。首先恢復台灣省郵工補習學校的活動。我兼任這個學校的校長，聘請的兩位女教員都是中共上海地下黨派來的（均於1950年10月在台北被國民黨殺害），由工會合法掩護她們在學校宣傳革命思想，培養積極分子。因她們都不會講閩南話、客家話和日語，所以從1946年9月開學以來，她們的主要工作放在與學員交朋友，了解學員和相互學習語言，溝通思想方面。可是，經過「二·二八」事變，廣大郵電職工和全省人民一樣擦亮了眼睛，蔣委員長在他們心目中的神明形象頓時消失乾淨，對國民黨以人民為敵的暴政，十分痛恨。這為我們傳播革命思想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條件。

「二·二八」事變后不久，美國政府派魏德邁到，他此行還要來台灣，這使當時的台灣黨政官員手忙腳亂起來，唯恐泄漏「二·二八」事變的真相。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新聞處處長、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宣傳部長林紫貴召開了一個緊急會議，通知我參加，討論了如何回答魏德邁關於「二·二八」事件和由誰出面與魏談的問題。研究結果，決定由新聞處起草答案，由台灣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曾任駐舊金山領事）和台灣省郵務工會理事長陸象賢（因在美國，工會的影響大）作為民意代表出面與魏德邁談。孰知魏德邁在台灣看了看基隆軍港后當天就飛回南京，他根本沒有把「二·二八」事變當作一回事，使當時的台灣省當局白忙了一場。

首發於《團結報》「文史e家」微信號

好文推薦：點擊文字，立即查閱

你可以試試長按下面這張圖片↓↓↓

歡迎關注「文史e家」（wenshiyijia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