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後思量總可憐 | 紀念程千帆先生逝世17周年

編者按

2000年6月3日10時45分，程千帆先生在南京逝世，享年88歲。一晃17年過去了，程先生的教育理念和治學方法，仍在惠澤一代又一代的學人。

今天分享的這篇文章，原為《程千帆沈祖棻學記》的書評，部分內容曾刊於《讀書》2001年第5期。現經作者授權，刊發全文。謹以此文紀念程千帆先生逝世十七周年，兼懷沈祖棻先生逝世四十周年。

▲程千帆先生（1913.9.21-2000.6.3）

「過後思量總可憐」是程千帆先生在他的《兩宋文學史·後記》中吟出的兩句詩的第二句，前一句是「昭華到眼輕消遣」。六年前，我讀到這兩句詩的時候，以為這不過是一位老學者自謙的慨嘆，並未對它予以必要的關注。六年之後，當我捧讀《程千帆沈祖棻學記》（下簡稱《學記》）掩卷沉思的時候，不由自主地又想起了這兩句詩。這時，我才意識到，這似乎是隨意吟出的兩句詩中，蘊藏著一位雖歷經磨難而不改其痴心的學者的高貴心靈；展示了一位雖「九死」而「未悔」的士人的完美人格。這部《學記》則為這「看似尋常卻奇絕」的兩句詩做出了具體而親切的箋釋，從而展示出了它作為學術史與心靈史的雙重價值。

說它是一部學術史，是因為程千帆先生在當代是一位「承前啟後」（傅璇琮先生語）的人物，沈祖棻先生是現、當代最優秀的詞家，對程先生的學術思想和沈先生的創作特色進行深入研究，必將對當代學術發展和創作發展大有裨益。《學記》中不僅收集了他們自述學術、創作路數、歷程、思想的文章，而且還搜集了一批較有見解的研究他們的學術、創作思想、方法的文章，把這兩類文章對照起來讀，將幫助我們便捷的了解兩位先生的學術精思、創作特色。另外，如果我們將《學記》與他們的學術、創作成果參照起來對讀，《學記》還將告訴我們，在兩位先生的學術與創作中，還有不少有待開掘的寶藏，要者，即我們前面所說，《學記》還是一部心靈史：從學記所搜集的傳記、回憶、題詠、談話記錄及友朋書札中更清楚地了解到兩位先生艱難的人生之旅，從而觸摸到他們高貴心靈，並由此親切地感受到他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心史。

作為學者，兩位先生經歷了令人羨慕的幸運：他們均出生於書香世家，他們均有幸師從名宿，他們有緣與一批志趣相同的朋友相處、共事，他們均在他們所摯愛的事業上取得了高峰的成就，而且澤及後學，桃李成蔭。

或許是這些幸運障了我們的眼，近年來我多次從報刊上讀到介紹兩位先生的文章，不管從什麼角度切入，也不論運用了什麼史料，但這些文章有一個很大的相似之處，即對兩位先生「文章知己千秋願，患難夫妻四十年」傳奇佳話做了過多的演繹。讀著這些文章，我也隨著這些文章的作者們一起感動、欽羨兩位先生這一學苑佳話，兩位先生攜手走過四十年的風風雨雨，並在極為艱難困苦的環境在他們所從事的領域內取得了高度的成就，的確是人間的「至真、至美、至善」（友人、同門李兆汝語）。然而透過紙本上的記錄去了解兩位先生所經歷的苦難或許有基於感同的心情，但由於經歷的闕失必然缺乏身受的具體。所以，我們，我、我的朋友，甚或還有那些文章的作者們，對程先生這兩句悼亡詞的理解也許多了一些浪漫，少了一些深層的心靈和鳴。而收入這部《學記》中的資料將使我們了解到，在兩位先生看似浪漫、溫馨的人生之旅中，原來包含了那麼多的坎坷與不幸：這中間不僅兩顆詩心互相碰撞發出的美麗的火光，還有一位老人在風雨中為另一位老人求葯的凄涼；這中間不僅有「猶喜齊眉逾花甲，鳳雛引吭欲成歌」的和美，還有「傷春傷別幼婦詞，燈前紅袖寫烏絲」的相思；這中間不僅有「待將悲秋思舊賦，寄與耕田識字夫」的堅韌，還有「歷盡新婚垂老別」「八口曾為巧婦炊」的辛勞……誦讀這些熔鑄了兩位先生靈魂的詩句的時候，我們可能會從詩歌幽遠的意境中粗窺兩位先生人生旅程的大略，但稽核收入《學記》中的一些文章，這些出自兩位先生友人之手，蘸著血、含著淚寫出的文章之中，我們才知道，所謂相濡以沫，不僅是一種平淡的浪漫，還有一種面對磨難的艱苦應對與無私付出。

如果說上述不幸尚局限在平常的生活範圍之內，那麼，作為學者，兩位先生還經歷了比肉體磨難更為痛苦的心靈折磨，那就是社會轉型之際必然會產生的種種「怪胎」對兩位先生學術生命無情的扼殺。如果說1949年以前因為整個民族都經受著不幸，兩位先生在輾轉流離中才無可用、襟抱難展還能為我們所理解的話，讓我們無法接受的是，在所謂寰宇清晏之後，自覺學習了唯物辯證法的程先生又為什麼被剝奪了二十年的工作權利？為什麼在沈先生不幸罹難之後，竟得不到一篇哪怕只三言兩語的悼詞？無知者是可笑的，但有「智」的無知者則令人心悸！這些「有智」的無知者為兩位先生製造的磨難的具體內容不必一一重複，下面這則「廢報紙」的笑話已很可以說明問題了。

▲1978年6月，程千帆在武大寓所隔壁療養院門口

程先生被禮聘到南京大學之後，武漢大學有些人很驚奇，在一次教育部的會議上，武漢大學當時的一位負責人遇到南京大學與會的領導，便向他打聽程先生到南京大學后的待遇情況，得到的答案是：每月先付一百元，問題解決后該怎麼補就怎麼補。此公好奇，問：「這錢從哪兒出呢？他的（『右派』）問題不是還沒有解決嗎？」南京大學這位領導很幽默地說：南京大學那麼大，每個月的報紙除了黨委和圖書館各留下一份存檔之外，其餘的賣一賣就夠給程先生開工資了。不久，這樣一條小道消息就從武漢傳到南京，傳到了程先生的耳中：程千帆跑到南京大學后慘得不得了，靠賣廢報紙過日子（《桑榆憶往·勞生志略》）。即便是那樣一個年代，能夠在武漢大學擔任負責職務的人，不可能沒有一定的知識、沒有一定的經驗，一個有一定程度知識、一定程度經驗的人不可能聽不出答問者基於諷刺的幽默，但，那個流言又怎麼解釋呢？除了魯迅先生所說「惡意的中傷」之外，還有別的解釋嗎？程先生已離開這種人管轄的範圍之後尚且如此，在「洗澡」「反右」「文革」中又會是什麼情形？這則產生於特定歷史時代的世說掌故，就在今天，聽到它，哈哈一笑之餘，仔細琢磨其中的滋味，你難道不會感到一陣心悸？

「國家不幸詩家幸，語到滄桑句更工。」用這兩句詩來概括兩位先生在文學創作與研究方面取得的高峰成就與他們所經受的磨難之間的關係是再準確不過了。以詞名世的沈先生晚年鍾情於詩歌創作並且同樣取得了高度成就，著名的《早早詩》曾得到當代方家的高度評價，或有以史詩目之者，是其一斑，在《涉江詩》中，類似的詩作並不少見，我們來看下面這組《優詔》：

優詔從容下九天，養生喜得病來便。

山林稍恨喧如市，詩酒何能散似仙。

久客自傷歸老日，閉門終負著書年，

午窗乍靜渾無事，贏得虛堂一晌眠。

作賦傳經事已陳，文章新變疾飈輪。

拋殘舊業猶分俸，賣盡藏書豈為貧？

自甘聖朝無棄物，畢生心力誤詞人。

從來雨露多沾溉，盛世欣容作逸民。

乍一看，詩中似多了一些牢騷，其實，與其說是牢騷，毋寧說是迷茫。詩題與李商隱《錦瑟》詩相似，並無深意。前一首敘事：一個年老的婦人，一個多病的教授，奉命自願退休，賣盡藏書之後便無所事事了，很想安靜的呆一會兒，可是本是偏僻山林深處的居住地因時因事竟也喧嘩如市，欲靜不得，到了中午時分，好不容易安靜下來，可是自己卻又因憂世傷時懷鄉的壓抑中在窗邊睡著了。對於一個教授來說，這種無所事事的尷尬比「青蠅飛蔽碗，雄虺卧當門」的困頓更為痛苦吧？經過前面的鋪陳，后一首很自然的轉入抒情，自己也有揚雄作賦、劉向傳經那樣的經歷，但這些已成陳跡、已成往事，自己似乎已跟隨不上飛速發展的形式了，這是一層迷茫。又一層，聖朝無棄物，為什麼畢生精力沉醉於詞學的我在聖朝里竟然只能做一個愧領俸錢的逸民呢？詩人的迷茫誰能回答？沒有人！這樣的迷茫，在經歷過「洗澡」「反右」與「文革」的高級知識分子群落中並不鮮見，博洽如陳寅恪先生，不是也非常無奈地向他的助手請教「何謂『反動』」 （見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嗎？陳寅恪先生尚且如此，遑論他人！儘管兩人表達迷茫方式大不相同，相同的是，他們首先著眼的不是譴責而是自省，這正是程、沈二先生這一代知識分子的可貴之處，也是這一代知識分子的共同之處！

學者的使命在於挑戰無知，兩位先生一生致力於學術，由此可以把兩位先生的一生概括為與無知鬥爭的一生，所以，兩位先生註定要承擔起來自無知，特別是那些「有智」的無知者所製造的苦難，兩位先生始終以微笑面對著這些苦難並勇敢承擔起了這些苦難，令人欣慰的是，當年的「扶床女孫」，《早早詩》的小主人公張春曉，如今已長大成人並開始了古典文學的學習與研究。她為沈先生編輯了全集，她為該集所寫的序言就題為《微笑地承受苦難》，這不能不讓我想起魯迅先生所說的「的脊樑」。

《學記》中選錄了先生的朋友寫給先生的信札，這些信札中，他們之間真誠的無拘束的討論學術、人生、時事，他們均已不再是當年的風流少年，但他們筆下卻透露著濃厚的青春氣息。他們有喜：為國家之喜而喜，為學術之喜而喜，為朋友之喜而喜；他們有憂：為國家之憂而憂，為學術之憂而憂，為朋友之憂而憂。面對錢鍾書先生的幽默，面對繆鉞先生的商榷，面對林庚、周一良先生的嘉許，面對黃焯先生的憂鬱……我們不能想起李贄所說的「童心」。

▲1984年12月，程千帆指導的第一個古代文學博士莫礪鋒的答辯會在南京大學舉行。前排左起：管雄、傅璇琮、霍松林、錢仲聯、徐中玉、舒蕪、程千帆、周勛初。

程先生的「童心」在這部學記中也有所突顯，這就是收入該書中的兩篇《全清詞》序言。據悉，這兩篇序言，特別是錢仲聯先生的序言，曾惹得一位學術主管官員很不高興，並致信時為《全清詞》主編的程先生說：「……《全清詞》不需要序言……」但《全清詞》這樣浩大的國家工程，怎麼能沒有一篇旨在向社會、向後人交代緣由、因果、旨趣、成就的序言呢？在這種大是大非面前，在「遵命」與「循理」之間，程先生選擇了後者。這是程先生始終堅持以「一顆對待社會的真心」去面對社會、面對學術的一個明證。

先生所以能夠以一生生命，不斷地在學術領域進行開拓，並始終堅持一顆「童心」面對一切的深層原因在《學記》中也有所詮釋。三十年代，先生得到了官費留美的機會，然而，先生放棄了，因為他與沈先生相愛了，就是在今天，能在愛情與留美之間選擇前者也是不易的，何況是三十年代？1949年兩位先生完全可以遠走他鄉，但兩位先生沒有走，他們選擇了留下，因為正如程先生寧願放棄前程選擇愛情一樣，他和沈先生割捨不掉他們摯愛的祖國！然而，祖國卻沒有理解他們的選擇，苦難接踵而來，但兩位先生從來不因他們的選擇而後悔，這是多麼高貴的情懷。這種情懷在兩位先生的創作中反映的是最充分的。此點先被兩位先生的老師汪東拈出，後有兩位先生的朋友舒蕪為之箋釋（見《學記》第420-425、437-440頁）。身為書生，他們的愛國不像政治家們的愛國那樣有那麼多可歌可泣的事情，讓史家去大書特書，但他們的愛國不是空洞無物的，相反，兩位先生對國家和人民的愛非常具體的表達在他們的尋常百姓生活之中。

一個身處逆境的人，如果能得到處在順境中的人的幫助，那種發自內心的感激是無法用語言表達的，所謂千金酬知已，受助者總想以自己自大限度的力量給施助者一些回報。在沈先生的詩作中我們看到一組題為《有所贈而不呈》的詩，從程先生的箋釋中我們知道：這首詩是贈給當年主持武漢大學中文系黨總支工作的徐鴻女士的，程先生說她「處左傾浪潮中猶能執行政策，……在當時為難能也」。其中第一首說：「玄亭曾載酒，下士陪講筵。性拙疏新貴，情高重不才。論交終自遠，問病感常來。閑廢門羅雀，多君踏砌苔。」由衷感激之忱溢於言表。然而直到沈先生去世之後，徐女士才看到這組詩，其間原因，除了「論交終自遠」這一層外，我想，這是沈先生想堅守傳統文人「窮則獨善其身」的心靈高貴也是其中一層原因吧！也許是「承平」日久的原因，近來在一些「大散文」中，論及傳統文人的「心靈高貴」，作者們似多有不屑。其實，如果我們能一種「了解之同情」（陳寅恪語），設身處地為當事人想一想，就會發現，身處困厄時還能真正做到這四個字並不容易。然而程沈兩先生卻做到了。程沈兩先生所以始終能「微笑地承受苦難」的基礎正在於此，而舒蕪先生所說的沈先生的「愛國是很高的境界」（見《學記》第420-425頁）的基石也正在於此。

▲1977年6月23日，程千帆與沈祖棻在上海留下最後一張合影

《學記》中收入了兩位先生自述學術次第的文章，還有當代學林研究、論述兩位先生學術、創作成就的論文、題詠，這是全書最令人景仰的部分，從這部分內容里，我們可以初窺兩位先生學術的門徑：取法於傳統，並且總是積極地去接受外來的思想方法，不停地追求對自我的超越，無論什麼情況下，即便是流放之中，即便是在痛失愛侶、蝸居陋室的時候，都不曾放棄自己的追求，反覆的嘗試著新方法，不停地向自己還未嘗試過的領域挺進、開拓。程先生一生曾三次編選宋詩，當我們把《宋詩選》《古詩今選（宋詩部分）》《宋詩精選》三書對讀，我們會發現先生每一次都對自己有所超越。先生也以此為慰，在晚年回憶時曾說：把《宋詩選》和《宋詩精選》對比，可以看出我的進步（見《桑榆憶往·勞生志略》）。這種以科學的態度，以獻身的精神，在惡劣的環境中，為推動學術發展而不停追求對自我超越是兩位先生愛國的第一方面的體現。

《學記》中收放了一批兩位先生的學生回憶他們當年隨兩位先生學習的往事的文章，這是全書最感人的部分，也是程沈兩先生的愛國的又一方面的集中表現。從這些文章中我們看到，在六十餘年的教學生涯中，先生不僅無私地把知識傳授給學生，而且還時時關注著學生的人格建構。我們發現先生並不是通過大道理而是通過一些微小的事情，通過揭櫫蘊藏在這些微小事情中的精義去感染弟子的靈魂。從把家藏古硯贈給王淡芳到不厭其煩地為陸耀東摘抄學術資料；從對莫礪鋒報考自己的研究所不事先來拜謁的肯定到「化俗為雅」地解決與張伯偉分攤稿費這類令師徒均傷腦筋的麻煩事。及至不顧年老體弱、工作繁忙抽時間給國小生回信，退而不休，在病榻上審閱已經當了教授的學生交來的論文。筆者有幸，得以拜識先生的幾位弟子，在受教諸先生的同時，我具體地感受程先生作為老師的這些美德均被諸位弟子很好的繼承了下來。先生所以會如此教育學生並取得成功是有其原因的。在《學記》收入的文章中，程先生每次言及他自己的老師，總是飽含著深情地回憶當年，老師們對他的教誨，多次表達薪盡火傳的意念和決心，晚年，又想方設法，整理、梓布了老師們的遺作。這種在具體行動中表現出來的對老師的敬、對學生的愛，歸根到底，難道不是對國家與人民的愛嗎？

然而兩位先生對國家的關注還不僅局限在師友的範圍之內。我不想重複已為很多人稱道的少女時的沈先生吟眸中的顰鼓春愁及其中所包藏的憂世情懷，我想說的是程先生的兩件軼事。改革開放之後，西風進一步東漸，大學校園裡也有了舞廳，有一天，程先生在南大的校門口看到一則舞廳廣告，上面說對女生可以八折優惠，對此程先生很氣憤，立即致信南大黨委，指出這種廣告是對女學生人格的侮辱。南大黨委接到程先生的信后，認為程先生的意見值得重視，馬上派人將廣告撕了下來。又一件事：程先生看到南大的一些學生經常用獎學金請客，心中很憂慮，就又一次致信南大黨委，剖析其間利害，這封信得到南大黨委的高度重視，並在南京的高校範圍內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反響，引發了學生們如何用好旨在助學的獎學金的思考。從這兩封信可以看出，先生不僅把關愛投諸在親人、友人、學生身上，而且推廣到整個社會。如果沒有一種基於愛國的責任感與使命感，程先生是否還會管這些看似閑事實則關乎國家民族未來的大事呢？

我們發現，《學記》中文章作者，除去先生夫婦及先生的學生，餘下的作者的名字開列在這一起，簡直就是一份簡易的當代學術史大綱。再看看這些先生的文章，或批評、或商榷、或劬勉、或回憶，沒有一篇不是真摯動人，特別是顧學頡先生、金克木先生、黃焯先生、楊公驥先生的文章，簡直讓我們感到，這文章是用血、用淚澆鑄出來的。為什麼會這樣？明白了，所謂惺惺相惜，程沈兩位先生的人生歷程不就是他們的遭際嗎？程沈兩先生的心路歷程不就是他們的心路歷程嗎？他們誰沒有經歷過兩先生所經歷過的苦難？讀完《學記》中顧學頡先生的文章，你能不感到心痛嗎？可就是在這樣的困厄之中，他們完成了他們的等身著作！他們誰身上沒有發生過一兩件與程先生致信南大黨委相似的軼事呢？前不久仙游的金克木先生，晚年花大量精力寫作旨在進行社會批評的雜文的原因與程先生兩次致信南大黨委的初衷難道沒有異曲同工之妙嗎？所以，我們說這本《學記》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兩位先生那一代知識分子的心史。

一部優秀的學術史不僅要準確地描述出某一學科的既有成果中已具備了什麼，還應提示後人，在已進行的工作中還欠缺什麼，從學術史研究對於學術發展所起作用來說，後者顯然更為重要。如果我們把《學記》與兩位先生的學術創作成果對讀，《學記》在告訴人們對程、沈兩先生的研究中已具備了什麼的同時也提示著我們這一研究中還「欠缺什麼」。而後者往往易被讀者忽視。

把文獻學與文藝學結合起來，是程先生最為人稱道的方法，也是他的學術在晚年達到高峰成就的重要原因，但現在人們對此的理解顯然出現了偏差，有些學者誤認為在每一篇文章中都要突顯這兩方面的功夫，其實不然，程先生的本意是說作為學者必需得兩條退走路，要有這兩方面的基本功，但在具體學術操作中，可能此問題主要用文獻考據解決，彼問題主要用理論推闡解決，不能方法一律，更不可膠柱鼓瑟。《學記》所錄文章對此問題雖已關注，但似還不足引起重視。

▲1992年9月，程千帆在八十壽辰慶祝會後，與周勛初及博士生合影

《被開拓的詩世界》一書的出版后廣受好評，據筆者統計，目前已見諸報刊稱好此書的書評有十篇之多，日本學者加藤國安先生評論此書是「此書是去年（按指1990年）出版的最好的杜詩專著」。已刊書評中對此書各方面的成就論述詳瞻，但單單缺一篇討論本書方法論方面重大意義的文章。如果我們注意到這本書的十一篇文章雖各有側重，也不是一氣呵成，但這十一篇文章事實是可以當成一個整體來閱讀和學習的，本書的方法論價值就突顯出來了。我們認為，這十一篇文章中的第一篇《杜詩集大成說》是全書的核心、靈魂，它通過對「集大成」和「詩聖」這兩個杜詩學史上的重要概念的哲學與美學內涵的尋繹，指出了這樣的事實：杜詩集大成的文學史意義在於它的「啟后」而不是前人論述較多的「承前」，正是這種「啟后」使杜甫成為詩上的「詩聖」。以下十篇文章均從不同角度，或較為緊密、或稍有遊離地在為這個核心觀點服務，從而成就了本書。從這裡，我們不難看出，對既有學術史上的重要概念進行深度的批評，提出別見新解，並圍繞於此結合作品進行研究，也許是在學術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後人要超越前人的一個重要方法。朱自清先生在談到文學批評史的寫作時認為：必需先對基本概念進行研究，把一些重要的概念搞清楚之後，再去寫整部的文學批評史（見《朱自清全集》第三卷），所以朱先生沒有留下大部頭的批評史著，但他的《詩言志辨》的的確確是文學批評研究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我不知程先生是否受到朱先生的啟發，但讀程先生的論著，我明顯感到，程先生在尋找論文切入點時，除了進行任何學術研究「開步走」所必需的清理文獻工作之外，在文獻清理過程中，融入了較多的批評意識，通過這種批評發現問題，結合既有理論和新發見的材料去解決問題，論證自己的所見，這已是帶有方法論特色的工作了，如《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引言》程先生指出，既有文獻與成果中，對科舉本身進行了關注，而這種制度引發的社會風尚則沒有得到相應的關注，而既有成果中，對科舉制度所引發的社會風尚的研究還存在著不少空白點……從而產生了這部重要的論文，並由此引發了諸如傅璇琮等先生對科舉制度的研究，在《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出版之後幾年裡，陸續出版了不少關於唐宋乃至整封建社會科舉制度與文化的研究著。

如前所述，今天，想在古典文學領域內找到一個前人從沒有涉足過的課題幾乎是不可能的，但學術還要發展，怎樣才能發展呢，唯一的出路，只能像牛頓所說的那樣：勇敢的站到前人的肩上去，程先生在論著中所展示的方法顯然是一種指引我們站到前人肩上去的良方，但，在《學記》中還沒有專文對此點進行比較深入、系統的論述。

此外，我以為兩位先生在創作與科研方面的成就還需進一步研究的地方也還是有的，如程先生如何調何了傳統方法與現代意識之間的關係；論述沈先生的創作與學術，《學記》中的文章多著力於創作對她的學術的影響，但事實上，事物之間的影響是雙向的，沈先生的學術對她的創作有沒有影響又是怎樣的影響？在既有成果之中，對兩位先生是否有誤解乃至曲解的地方呢……總之，我們認為，兩位先生的創作、科研是一座儲寶甚豐的寶山，雖然我們已意識到此點並開始了採掘，但這僅是一個開始遠未結束。這部《學記》的又一可貴在於，它不僅為我們標識出了我們起點的坐標，而且為我們指明了今後努力的方向，這是我們說《學記》還具有學術史價值的又一層原因。

我們應該感謝蔣天樞先生編輯了《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我們應該感謝郭良夫先生編輯了《完美的人格》，我們應該感謝劉乃和先生編輯了《勵耘書屋問學記》，我們應該感謝程千帆先生編輯了《量守廬學記》……這些介乎「史」與「說」之間的學記，使我們比較親切的、具體的而不是枯燥的、粗略地知道，在學術史上曾經有過像陳寅恪、陳垣、黃侃、朱自清這樣一批學者，是他們在極其艱難的環境中完成了學術由古代向現代的轉型從而推動了中學術的現代發展。現在我們要感謝鞏本棟先生，這本《學記》是在他的的主持下編成的，它不僅為我們展示了程、沈兩位先生在風雨攜手的四十年裡，是怎樣創製了一部又一部的學術佳構以及這些佳構的文化內蘊。而且透過《學記》中所記載的兩位先生艱難的人生歷程，讓我們了解到程先生他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心史，從而讓我們更深入地認識到的學術是怎樣的歷史環境中，經歷了怎樣的曲折才從現代過渡到當代的軌跡。

作者附識：此文核心內容於曾在2001年五月《讀書》上刊發。本文初稿、二稿曾得到礪鋒師的指導，三稿的部分史料搜尋途徑亦得先生提示，現在的這份修訂稿是中和二稿與三稿而成。既刪除了二稿中較多的抒情成份，也刪除了三稿中幾大段關於《被開拓的詩世界》評論——這一評論本擬另成一文，當年，為了加強這篇習作的學術成份，我把其核心內容寫在了三稿之中。現在，我雖仍未放棄這一觀點，可是重看舊稿，才知當日所說是多麼淺薄，事實上，不要說當日，就是在今天，我仍無力把自己心中所想說清楚說明白。時隔十二年，再看舊稿，愧赧無地，不僅為當日不學，也為自己學業荒疏。

追憶程千帆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