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英：一代書法大家的傳奇人生

張伯英（1871－1949），字勺圃、一字少溥，譜名啟讓、別署雲龍山民、榆庄老農，晚號東涯老人、老勺、勺叟。室名遠山樓，小來禽館。徐州銅山區人，清代光緒朝時舉人。書法家、金石鑒賞家、詩人、學者，祖籍浙江紹興，1871年9月出生於江蘇省徐州市銅山縣三堡榆庄，1949年1月逝於北京，享年78歲。

張伯英先生經歷了晚清和民國兩個朝代，先後兩次改朝換代，奔波於亂世，一生充滿了傳奇的色彩。先生其父張仁廣，好讀詩書，尤喜書法，平時手不釋卷，對後人嚴格要求，可謂教子有方。張伯英幼承庭訓，早年私塾嚴教，少負奇才，17歲時拜清末大才子、丙戍年探花、翰林院編修馮煦為師，成為入室弟子。由於有名師點教，受益匪淺，被譽為後起之秀。1902年，清廷補行「庚子辛丑恩科」考試，張伯英與家叔張雲生同赴金陵應試，叔侄同科中舉，一時傳為佳話。

而立之年之後，張伯英先後任私人家教、廣東省學務所課長、安徽省視學、津浦鐵路南段總局文案，1910年當選江蘇省咨議局議員，1911年辛亥革命時，加入第一軍任秘書。此後，張伯英到北平陸續擔任北洋政府陸軍部編纂、秘書，北洋政府國務院秘書、秘書廳幫辦。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后，段祺瑞段祺瑞為北洋政府臨時執政，張伯英任副秘書長。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張伯英目睹官場的腐敗黑暗，毅然引退，從此再不涉足政壇。而開始了鬻字治印的書畫金石生涯。以藝術勞動謀求衣食。1949年，在貧病中逝於北京「小來禽館」中。

張伯英先生一生正直，頗有節行。他不屑於和封建軍閥同流合污，拋棄官位，賣字賣文為生。北平淪陷后，他隱居不出。並屢次致書當時任徐州偽市長的叔父張雲生莫做偽事。先生與清末遺老康有為、梁啟超、羅振玉、鄭孝胥等過從甚密，但卻力主共和，反對復辟。他晚年懷著改良主義的理想而不得伸展。此外，他還與于右任先生、張學良將軍及齊白石等私交深厚。

張伯英歿后，齊白石曾有詩讚之云：「寫作妙如神，前生有夙因，空悲先生去，來者復何人。」足見其書法造詣之深。影響及今，後學甚，啟功撰文回憶張伯英時寫到：「先生仙逝已50餘年，追憶教言，尤有理解未足處，其愚鈍可慚，而求教未足，仰叩未盡為可深惜也！」。可見，得其真髓且歸納、綜合、升華其特色者，代不乏人。開創了「彭城書派」。

張伯英一生酷愛書法，早年習書便是從唐人顏真卿入手，後上起羲獻父子，下迄宋元明清，博覽群帖，融會貫通，兼寫北碑，碑帖交融。他寫北碑摒棄了魏碑生硬的形骸，把北碑的形式咀嚼消化，從中抽取出真正的精髓內容，去構築自己的形勢風格。可以說，張伯英的「碑面」，是對清代碑學傳統作了內在的提取與對錶面形式作了脫胎換骨以後的結果。張伯英碑意書風的成功塑造，彰顯出在上承清代碑派書法時，不應囿於狹窄的「方筆」審美定勢，只有把生硬的魏碑演繹出連貫的動態筆意來，方能更接近書法的傳統要義。張伯英深厚功力出之於傳統，行之於獨創。遂以彭城書體名於當世，為彭城書派接武前賢之盟主。后又受康有為、包世臣等金石學派的影響，精習《張玄墓誌》等北碑，骨格自然超凡拔群，「筆陣曾教淮海驚」。

張伯英不僅是書法家，而且是博古通今的學者。1929年黑龍江省長萬福鱗聘請張伯英為修志局長編寫《黑龍江志稿》，張伯英邀請張從仁、徐東僑、楊秉彝等銅山同鄉與黑省人士共襄是舉。越3年省志編成，自上古至清末莫不詳備，全書62卷，約140萬餘字。且張伯英能詩善文，其詩文清新俊逸，學養深湛，其詩七言居多，內容頗廣泛。晚年思念故鄉之情甚切，詩中多鄉愁離緒。代表作有五言詩《如漢雲九日登雲龍山韻》、七言詩《和漢雲山樓共話》、《又中秋》，詩中洋溢著真摯感情，一片至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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