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夫里阿諾斯晚年預言新軸心時代的到來

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突破古已有之，如果不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視為人性必然，恐怕無法理解。而如果人類今天的困境在最根本的意義上基本屬於價值觀困境的話，那麼它就不是當今時代或當今社會的特有現象。

在當今時代，人類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在生產領域這一特定領域取得的成績尤為顯著，而生產力水平的低下，則是歷史上的氏族社會和朝貢社會這兩種社會滅亡的根源。由於這兩種制度充分滿足了人類當時的需求，所以都在歷史上主導了相當長的時期。不過，它們顯然無法適應日益增長的人口所提出的物質需要，於是只得讓位給能夠更好地滿足人類新需要的新型社會。就這樣，氏族社會被朝貢社會所取代，朝貢社會繼而又被資本主義社會所取代。

資本主義的指導原則：「盈利至上」，使其具備了一種得以延續至今的內在動力。資本主義自近代早期從西北歐發端以來，經歷了3個發展階段，從商業階段到工業階段，再到目前的高科技資本主義階段，每一階段的生產力水平和擴張勢頭都較前一階段更高更強。就這樣，資本主義勢不可擋地擴大了自己的經營範圍，從地區層面擴張到國家層面，繼而擴展到全球層面。我們所熟知的世界是資本主義創造的世界，是不斷冷酷增長的生產力水平及其衍生的不斷冷酷增長的消費水平的結合。如今，這種結合在全球範圍佔據的主導程度是如此之高，人們又是如此地習以為常，以致如果不將其視為人性的必然表現的話，似乎就無法理解它了。然而，它其實是人類在相當晚近的時期才產生的現象——它所反映的不是人類的內在衝動，而是現代資本主義的內在動力。

消費水平有限的過去

在舊石器時代，由於人群居無定所，所以積聚私有財產不太現實，加之群體道德將貪慾視為一種不可容忍的邪念，從而使人們打消了聚財的念頭。相比之下，後來的朝貢文明普遍存在鋪張浪費現象，金字塔和世界各地其他權貴豪富的陵墓中埋藏的大量珍貴財物就是明證。不過，與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力能夠而且必須支撐的大眾消費相比，這種鋪張浪費僅限於上流社會。

歐洲在實現工業化之前，一個人收入的60%—80%都要花在食物上，很少有餘力添置其他任何物品。連新衣服都成了奢侈品，以致瘟疫死者留下的衣服都會被親戚們競相索取。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情形也都與此類似，從而解釋了日本的和服樣式為何多個世紀以來都一成不變，中東的袍子、印度的袈裟以及尚未被哥倫布發現之前的美洲人的披肩為何也是如此。

商品經濟的迅猛發展

任何地方的大眾都不可能盡情消費，直到工業革命催生出大規模的生產，繼而出現大型的商場，並刺激起普通民眾的消費慾望。在18世紀，詹姆斯·瓦特的商業合伙人馬修·博爾頓注意到了這一點，他發現：「我們覺得服務大眾比服務貴族重要得多，雖然人們對小商小販和小店主很是不屑，但我們必須承認，他們在支撐大型製造業方面所作的貢獻，要比本國全部貴族的貢獻還大。」

商人們很快就發現，他們不僅要在大眾當中搜尋消費者，而且還要奉勸那些人們，購買那些迄今仍被忽視或此前默默無聞的商品，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情。早在18世紀就已出現如今被視為現代銷售技巧的全套內容，包括市場調研，賒賬銷售，打折銷售，發傳單，提供商品目錄，在報刊雜誌上刊登廣告，以及「不滿意就退款」的服務。陶瓷商人喬塞亞·韋奇伍德（Josiah Wedgwood）是這種「大眾營銷術」（mass merchandising）的先驅者之一，他直言不諱地講道：「時髦比耐用更重要。」正因如此，他的營銷策略使其陶瓷產品在世界市場上變得最為有名，口碑最好，儘管其質量未必最佳，價格也未必最低。

大眾營銷技巧確實成功地開創了大眾市場。消費者被商家說服，開始把一度幾乎不敢奢望的「奢侈品」（luxuries）視作「舒適品」（decencies），繼而將其視作「必需品」（necessities）。這一過程也在加速，因為第二次工業革命生產出來的新產品已如潮水般湧入市場，必須一件一件地銷售出去。隨便舉例來說，1987年一月份至四月份，美國超市的貨架上至少新增了3152種食品、日用品和化妝品——平均每41分鐘上架一種新產品。為了擺放這些如潮水般湧入的新產品，美國的超市規模逐年擴大。1989年，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郊的布盧明頓（Bloomington）建造了當時全球最大的購物中心。這座「巨型商場」（megamall）佔地3120畝，擁有數千家商店，100家夜店和餐館，18座劇場，一個迷你高爾夫球場，並在商場中央設立了一個隆隆作響的小型遊樂場過山車。

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評價

資本主義的威力和勃勃生機，及其撼動其他各類社會的真實能力，也在得到了驗證。1988年，在一次重大的政策調整中，政府決定把全部沿海地方都向外國投資者開放，而此前的開放地區僅限於14個沿海城市和4個經濟特區。這被稱為新的沿海地區發展戰略，向外國投資者開放了擁有2億人口的沿海地帶。如今，外國公司可以把他們的管理方法、勞動密集型技術和原料自由地帶入上述地區，同時把的貢獻限制在提供大量廉價勞動力方面。

在此背景下，總部設在香港的智益投資有限公司（Wisegroup Investment Ltd.），在與香港毗鄰的深圳投資興建了一家針織服裝廠。該廠的62名僱工每天工作10小時，每周工作7天，每小時工資只有30美分。「每個人都想來這兒，」一位來自836里之外西南村莊的李來芹說，「這裡要好一些，因為你不用在田裡忍受風吹雨淋。」在18世紀的英國，當農民離開村莊到曼徹斯特、利茲和伯明翰新建的工廠做工的時候，類似的表述不知被重複了多少遍。

資本主義經濟對的這種滲透也伴隨著一種破壞性的文化滲透（cultural intrusion），一些樂於按照流行雜誌和電視節目及廣告中令人崇拜的西方模特或西方化的模特那樣來整形的女性就是明證。在一個每月工資通常不到30美元的國家，她們卻願花7美元到85美元為鼻子整形，花6美元到30美元拉雙眼皮，甚至花900美元去隆胸。一些公司生產的美白霜供不應求，這些公司承諾，使用它們的美白霜，可令皮膚變白。不久之前，這些年青女孩的祖先還把剛到的西方人蔑稱為「長鼻蠻夷」（long-nosed barbarians）！這些祖先如果看到擁有500個座位的「肯德基炸雞」開在了北京天安門廣場的一角，與天安門和毛主席紀念堂遙遙相望，一定會感到同樣震驚。新開業的肯德基採用了一句人耳熟能詳的口號——「好到吮手指」。

除肯德基之外，人如今也迷上了「大富翁」（Monopoly）遊戲機。上海利申玩具廠以「大力士」（Strong Hand）為名，生產和銷售了20萬套這種玩具。「大富翁」玩具的生產廠家帕克兄弟公司（Parker Brothers）被尚未取得「大力士」生產和銷售權的利申公司侵權。為了避免再被社會主義國家的公司侵權，帕克兄弟公司決定率先向蘇聯推銷俄語版的「大富翁」遊戲機。

「文化帝國主義」的世界征程

資本主義在全球的文化影響並不限於第三世界的欠發達國家。就在幾年前，法國領導人夏爾·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宣布退出北約，法國文化部長也譴責了美國的「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然而，法國現在卻又在歡迎米老鼠和唐老鴨的回歸。迪士尼公司（Walt Disney Company）已與法國政府簽署一份合約，要在巴黎附近建造一座「歐版迪士尼樂園」。美國公司獲得的這些極為有利的條款得到了法國官員的維護，他們的理由是這一樂園將會使巴黎地區成為「歐洲最吸引人的中心」。

與此同時，在歐洲的另一端，俄國人正在通過親西方的年輕人和黑市商人引進美國的爵士樂、搖滾樂和消費至上觀念。就連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運動也借用了美國的商業術語。他要重新構建的共產主義世界充滿了「商業人士」，這些人能夠找到「擔保人」為他們的「合夥企業」提供「財務擔保」，他們也打算與願意提供「技術」尤其是「計算機技術」的西方「合伙人」一起成立「合股公司」。

資本主義在全球高歌猛進的這種勢頭，標誌著全球資本主義有著穩定的發展前景。如果說血緣社會與朝貢社會由於滿足了人類當時的需要而主導了許多個千年，那麼，以同樣的標準來看，只有半個千年歷史的現代資本主義仍處在它的嬰兒階段。在20世紀後半期，制約人類社會發展的生產力不足這一基本問題也已得到解決，從而使上述觀點變得更加有力。每年，主要工業大國的領導人參加的經濟峰會最為關心的已不是「全球短缺」（global scarcity）問題，而是「全球過剩」（global glut）問題。

資本主義帶來的人類困境

不過在這裡我們卻遇到了當今時代的最大悖論——由於資本主義的大肆成功，它已在全球各地引起質疑和挑戰。它的創新性能量達到了新的高度，相伴隨的顛覆性能量也達到了新的高度，這種顛覆性能量已在世界各地暴露無遺。它表現在富國中的貧困問題，富人中的貧困問題，浪費自然資源而不以為意，破壞環境而同樣不以為意，生活富足卻普遍缺乏幸福感，人們並不擔心未來，而是普遍擔心人類究竟還有沒有未來。

這種無處不在的悖論的直接根源就在於熊彼特幾十年前指出的那種資本主義兼具創新性與顛覆性的運作方式。如今，當這兩種因素的威力都已達到空前的高度時，問題就成了能否以新的物力和人力條件約束顛覆性因素而不損害創新性因素——能否找到一種高科技手段，既能為人類的長遠需要服務，又不致造成危害。換句話說，全人類——不僅包括第一世界的資本主義國家，也包括第二世界的那些正在討論是否必須與資本主義原則妥協，以解決其生產力水平持續不足問題的社會主義國家，還包括正在竭力探索擺脫其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中依附地位的出路的第三世界國家——都面臨著這一問題。

從歷史中尋求答案

如果人類今天的困境在最根本的意義上基本屬於價值觀困境的話，那麼它就不是當今時代或當今社會的特有現象。任何偉大的宗教及其教誨都充滿了有關價值觀的教導。事實上，那些偉大的宗教崛起時的環境，與今天的主要環境有著重要的相似之處。大約兩三千年以前，當那些宗教開始形成之際，當時的高科技也引起了生產力水平的極大進步，在某種程度上，其社會影響也與現在的情況十分相似。

公元前1000年的時候，人類就已擁有類似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材料、交通工具和動力來源，他們發明出了字母表，鑄造了硬幣，還掌握了冶鐵技術。後者使農民得以利用鋒利而耐用的鐵斧和鐵犁突破江河和高原的限制，將農業擴展到了更廣闊的地區。他們砍伐了過去石斧和木犁無可奈何的重重密林，把農業由黃河流域向南擴展，由印度河流域向東擴展，從中東向西擴展到中歐和北歐，向東擴展到伊朗高原。

農業疆域的急劇擴張使農產品的數量相應增加，此時的剩餘產品刺激了貿易以及為日益增長的經濟提供商品和服務的工匠的產生。千百年來，歐亞大陸腹地的商路一直保持暢通，環繞歐亞大陸的海路——從北海到近東、從紅海到印度、從印度到東南亞再到——也交織在一起。隨著鑄幣的發明，取代了此前盛行的以物易物方式，使商業發展得更加迅速。最終的結果是促進了各地和跨地區的商業，相應地也促進了手工業和農業的發展，使經濟領域的專門化和生產率得到了全面提升。

經濟領域的這些發展也相應地引起了社會領域和政治領域的變革。公元前2000年的時候軍事貴族嶄露頭角並四處侵略，此時則在許多地方被新興的商人、手工業者和航海家所取代。隨著商品的貨幣化，古老的部落社會也被改頭換面。服務和效忠個人的觀念也被市場觀念所取代。部落酋長及其顧問小組和大會則被王國和帝國所取代。

新軸心時代的到來

這些發展在社會關係、政治活動、生活方式及謀生方式方面引起了深刻的變革。它們造成的破壞是如此全面，以致令人感到不安和不適，繼而思考起人類存在的本質。人們開始探索靈魂——提出新問題，尋找新答案。思想家開始重新反思他們各自的傳統，他們要麼拋棄傳統，要麼使傳統適應不斷變化的世界的需要。諸如柏拉圖和孔子這樣的哲人以顧問和教師的身份周遊列國，志在培養未來所需的政治家。

歐亞大陸各地（從到印度再到中東和地中海盆地）的知識分子都熱切地探討了一些前沿問題，包括理想政治的道德基礎問題，社會秩序的職能問題，以及宇宙和生命的起源和目的問題。各地由於歷史傳統和客觀條件上的差異，對上述問題的回答也各有不同，這些答案構成了公元前1000年內偉大的哲學、宗教和社會體系。所有這些體系的代言人：的孔子、印度的佛陀、波斯的瑣羅亞斯德（Zoroaster）、巴勒斯坦的先知派（the prophets）、希臘的理性主義哲學家（rationalist philosophers），都出現在那個時期，這絕非偶然。

在一個充滿社會動蕩和道德混亂的時代，新宗教為人們提供了慰藉、安寧和指引，有時也能使人重獲新生。它們可以提供救贖之道，即在來世得到永恆的賜福。它們把信眾視為兄弟手足，不分男女、貧富、奴隸或自由人，都一視同仁。它們注重嚴格的道德操守，認為這是實現救贖的關鍵，從而對信徒的日常生活產生了決定性影響。新哲學與新宗教的影響如此深遠，以致人們把這幾百年稱作人類歷史的「軸心時代」（axial period）。

鑒於今天的類似情況，人們推測20世紀後期將來也許會被視作新軸心時代，也是不無道理的事情。我們的技術革命及其社會反響可能更為深遠，其範圍波及全球，而非局限於歐亞大陸的某些地區。在現代通訊技術條件下，它所刺激和影響的人群之廣，更是達到了史無前例的程度。所以，如果各個大陸再次出現新宗教、新哲學、新的社會運動以及新的領袖，應該不是偶然。正如原初的軸心時代那樣，諸如政治、主義、傳統、領袖這樣的一些根本問題，都將受到挑戰。在新軸心時代的進程中，所有的一切都將經受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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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史綱》

斯塔夫里阿諾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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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何以車為

本文觀點資料來自

《全球史綱：人類歷史的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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