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影《末代皇帝》中，坂本龍一演了1個角色還作了44首曲子

坂本龍一本來沒打算當作曲家的。作為日本當代繼喜多郎之後的世界級音樂大師，他對於自己如何成為了今日的「新音樂教父」，多少也有點兒好奇。

讀國小時，老師讓每個人寫下「我的志願」，他完全不知道該寫什麼。人從小便決定如何立定志向、改變自我，不是一件很不可思議之事嗎？其他同學寫下了「首相」或「醫生」，有女孩子寫下了「新娘」或「空姐」，坂本龍一仔細思考之後，寫了四個字：「沒有志願」。待到成為音樂家之後回頭看，他覺得這或許意味著自己時間感的缺乏，無法拼湊出任何未來的形象，卻鬼使神差地選擇了音樂這一門「時間藝術」。

坂本龍一，1955年

坂本龍一幼年時因飼養小白兔而創作了一曲《小兔之歌》，他第一次強烈地體會到音樂帶來的喜悅。青年時，他是一名徹頭徹尾的「憤青」，罷課抗議、遊行示威，在音樂上沉迷於德彪西、貝多芬、披頭士，同時又潛心閱讀黑格爾、胡塞爾、德里達等等。在此期間，他曾一度拒絕學習鋼琴。正是「拒絕」之後的巨大空虛，使坂本龍一察覺到，「自己原來是如此喜愛音樂啊」。在此之後，他真正開啟了自己的一段音樂人生。參與YMO樂隊，取得國際性成功；憑藉《末代皇帝》的配樂，他登頂國際舞台贏得盛譽……2009年2月，57歲的坂本龍一在日本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口述自傳《音樂即自由》，坂本龍一不斷回望自己的成長與音樂創作，以期看清現在的自我。

坂本龍一除了是一位獲獎無數的作曲家，還是一位演員。

1983年他在大島渚的影片《俘虜》（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中出演了一位印尼戰俘營里的跋扈日軍營長，出演此片的還有英國搖滾歌手大衛·鮑伊和日本導演北野武等。坂本還為此片寫了電影音樂，其中由西爾維安演唱的主題曲《禁色》（Forbidden Colours）在當時引起轟動。

《俘虜》中的大衛·鮑伊與坂本龍一

1987年，在貝托魯奇的影片《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中，坂本所作的音樂捧得奧斯卡，在影片中，他還飾演了監控溥儀的日本軍官甘粕正彥。

經出版社授權，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從新近出版的《音樂即自由》一書中，節選了坂本龍一口述的拍攝《末代皇帝》及為這部電影作曲的「一團混亂」的故事。劇組輾轉北京、大連、長春之間，在真的紫禁城裡拍戲，彷彿「時光倒流」；坂本拒絕執行貝托魯奇導演安排的切腹情節，「是要選擇切腹？還是要選我？」最後他們只好改成了開槍自殺。坂本本以為自己就是來拍拍戲，不料臨時受命作曲，貝托魯奇給他找了一架舊「滿洲」電影協會的鋼琴，走音走得很厲害，作曲幾乎全靠想象力。他在兩周時間內完成了四十四首兼具風與現代風格的曲子，在這之前，他完全沒學過音樂……

坂本龍一《音樂即自由》

絕不切腹！

參與電影《末代皇帝》的拍攝工作，對我而言真的是非常重要的經驗。與貝托魯奇導演一起工作相當有趣，每天都過著緊湊的生活。

如同前述，我第一次見到貝托魯奇導演是在1983年的戛納影展上，那一年《俘虜》入選為影展的競賽片。通過大島渚導演的介紹，我跟崇拜的貝托魯奇導演寒暄過後，他就開始滔滔不絕地聊起了拍攝《末代皇帝》的事，比如說他想拍攝這樣一部電影，然而，困難重重之類的話題。在喧鬧嘈雜的宴會會場里，我們就一直站著，聽他說了快一個小時。我覺得這部片的拍攝工作似乎非常有趣，不過做夢也沒想到自己居然會參與。

我大概是在三年之後受邀出演。工作團隊似乎費了很大一番工夫取得拍攝許可，總算在1986年於北京紫禁城開拍，過了三個月後，我也加入了拍攝的行列。

其實在開拍之前，我已經拿到劇本讀過了，裡頭有一幕劇情讓我怎麼樣也無法接受。劇本里寫著，我所飾演的甘粕正彥是切腹而死。到了拍片現場后，我很固執地不願配合，心裡覺得：「雖然我很希望出演這部電影，但是切腹實在令我相當反感。對日本人來說，切腹是多麼的可恥。」於是，我拚命說服導演：「一提到日本人，就會聯想到切腹。像這種刻板印象，你應該也覺得很丟臉，而且你在全球的影迷也應該不會接受吧！」

甘粕曾經在法國待過兩年多，在當時是個相當時尚的男子。我嚮導演懇切地拜託：「這樣的男人怎麼可能會切腹？拜託改成用槍自盡吧！」貝托魯奇導演也知道甘粕是一位時尚的男子，而且在電影里，甘粕的辦公室牆壁上還有著未來派的畫。最後，我堅持地表示：「是要選擇切腹？還是要選我？如果要留下切腹的劇情，我馬上就回日本。」我似乎是讓貝托魯奇導演傷透了腦筋，結果劇情還是改成甘粕舉槍自盡。不過，實際上，甘粕是服毒自殺。

以甘粕正彥的身份大吼

到達拍片現場當天，我與飾演溥儀的尊龍（香港男演員）第一次見面。所有人已經拍了三個月左右，每位演員都完全投入自己的角色。他對我說：「你是日本派來的幕後黑手甘粕，是我的敵人，片子沒拍完，我不會跟你說話。」我當時是帶著弔兒郎當的心情去的，所以被他的話嚇了一跳，心想這個人是怎麼回事。

後來，我還是成天說笑，態度輕浮。甘粕的角色有一場重要的戲，要對著皇帝說：「你只不過是個傀儡，是我們日本的玩偶。」於是，導演就來警告我：「一星期後要拍這一場戲，你在那之前都不準笑，去想想天照大神。」大概是我平常太過弔兒郎當，導演已經看不下去了吧。在這之前，每天晚上拍攝工作一結束，我都會和大家去吃飯，一起去玩，但是經過了這次的事，就沒有人來找我出去了。

接下來，實際拍攝這場戲的日子來臨了。導演覺得我憤怒的力度不夠，於是親自示範給我看：「要用這樣的方式表達憤怒！」我雖然照著導演的方式做，還是完全不行。導演一直喊著：「再多一點！再多一點！再多一點！」我始終都沒辦法從他口中聽到OK。

我有一句台詞是：「Asia belongs to us！」意思就是亞洲是屬於我們的。雖然說是演戲，不過要說出那樣的台詞，還真是令人相當為難。然而，既然接下了這份工作，也只得照說，於是導演在一旁不斷地喊：「卡！」我則是同時不斷地吼著：「Asia belongs to us！」這句台詞也讓我思考了許多事。

《末代皇帝》拍攝現場，坐在坂本龍一旁邊的是貝托魯奇導演

北京的天皇陛下

電影里有一幕是日本昭和天皇要在東京車站歡迎溥儀來訪，於是劇組人員匆忙去尋找可以飾演天皇的臨時演員。選角指導跑遍整個北京，總算順利找到和天皇相似的人選。很巧地，這名臨時演員也是日本人，好像是在北京經營貿易公司還是什麼公司。他的長相和鬍子，都很像昭和天皇。他是個非常奇特的人，我們聊開來后，他告訴我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他之前因為工作需要，暫時回東京，結果收到一封自己公司的女性員工的來信。內容寫著，兩個人在北京街上說話時，有人看到去通知了公安......不過，如果他肯和她結婚，一切就沒事了。

我還在想這個人會怎麼做，結果他表示自己就那樣結婚了。也就是說，那時寫信給他的女員工，現在已經成為他太太了。這似乎是一個匪夷所思的故事，不過我自己其實也有好幾次類似的經驗，和我關係不錯的女性在街上迎面走來時，連看都不看我一眼。1986年的社會，還是有著我們這些外來者無法窺知的一面。

時光倒流

劇組所有人輾轉在北京、大連、長春三地進行拍攝工作。在北京拍攝時，是租下了貨真價實的紫禁城，移到長春之後，則是借用了偽滿洲國皇帝實際居住的宮殿。紫禁城裡的物品都讓蔣介石帶到了台灣，幾乎一件不剩，不過紫禁城結構對稱的宏偉建築還是令我大為嘆服。長春是偽滿洲國「首都」，因此有著寬闊的大道，而且街道都是採用棋盤式設計，也很有氣勢。

我們在長春住的地方是當年關東軍的高級軍官宿舍，要到隔壁棟的建築甚至得騎腳踏車，可見這裡佔地之廣。宿舍有一間娛樂室，裡面擺著撞球檯，我在台底看到寫有「昭和三年·○○公司制」的字樣。宿舍里的許多東西都是從二次大戰前保留至今，讓我有彷彿經歷了時光倒流的體驗。

大連也是我父親在學生兵動員時期曾短暫駐紮的地方，之後似乎就移防到哈爾濱。部隊露宿在蘇聯與偽滿洲國邊界附近的郊外時，曾經聽到邊界另一邊的蘇聯士兵唱著不知名的歌曲—小時候，我聽過類似這樣的故事。無論是自己親眼看到這座城市，或是拍攝這部描述當時情景的電影，都彷彿在回溯著父親的戰爭體驗，還真是讓人頗為感慨。

飾演甘粕的坂本與飾演皇后的陳沖

臨時負責配樂

《末代皇帝》的拍攝工作從北京展開，然後開拔到大連、長春持續進行。到了長春，劇組也借到實際的宮殿，拍攝了溥儀「登基」為偽滿洲國皇帝的一幕。貝托魯奇導演表示，希望這一幕的現場能夠配上音樂，於是要求我立刻創作「登基儀式」的音樂。

一直以來，我都是以演員的身份參與拍攝工作，從沒想過得創作配樂。我也覺得貝托魯奇導演雖然請我加入演出，卻也沒有考慮過要讓我負責配樂。真要說起來，據說導演的老朋友埃尼奧·莫里康內（1928年出生於羅馬的作曲家）幾乎每天打電話來片場，請導演讓他負責這部電影的配樂。總之，我就遵照導演這時候的指示，就當成是製作攝影現場的這一幕配樂，而不是負責整部電影的音樂。

我一直對民族音樂很有興趣，讀書時也學過，但是我不太喜歡的音樂，也沒有寫過風的曲子，甚至是幾乎沒有聽過。而且，拍片現場缺乏器材，給我作曲和錄音的時間大概也只有三天。

貝托魯奇導演狡猾地笑著說：「不管是什麼樣的音樂，埃尼奧可都是當場就立刻寫出來哦。」聽了導演的這句話后，就我的立場而言，總不可能當場推辭吧。

甘粕上尉的亡魂

我向貝托魯奇導演提出要求：要我寫曲，也總得給我鋼琴啊。於是，劇組幫我借來了一台舊「滿洲」電影協會的鋼琴。「滿洲」電影協會的前身是「滿洲」鐵路電影部，是當時的「國有」電影公司。在片廠里有一台直立式鋼琴，當地的工作人員用貨車運到了我的房間。那台鋼琴原先保存狀態就不好，又加上一路顛簸地運送過來，所以走音走得很厲害。然而，再說什麼也無濟於事，於是我在作曲時，幾乎是一邊想象樂音，一邊寫下。

錄音就得再回到舊「滿洲」電影協會的片廠進行。樂曲的演奏找來了當地劇場附屬的樂團。於是，把鋼琴搬上貨車后，我也一起搭著貨車去片廠。

到了片廠，有一位稍懂日文的老先生負責協調工作。那位老先生對我說：「你是演甘粕老師的人吧。」沒想到他居然認識甘粕上尉本人。一問之下才知道，他大概十八歲就加入「滿洲」電影協會的管弦樂團，在團里吹奏長笛。「甘粕老師對我很好」，「甘粕老師是個了不起的人」。從他的這些話里可知，甘粕上尉應該相當受當時的人敬愛，有他充滿魅力的一面。

錄音的地點是「滿洲」電影協會，並且由當地樂團負責演奏樂曲，也就是說，呈現出來的聲音幾乎與當時沒有兩樣。唯一不同的地方，大概只有片廠立的毛澤東銅像吧。其他部分全部原封不動，從過去一直保留至今。因此，似乎隨處可以見到甘粕上尉的亡魂，令我有些毛骨悚然。

我不清楚偽滿洲國當時的音樂形式與演奏方法，但猜想應該多少都會加入的樂器，不過是稍微偏向西洋風格的音樂。而且，由於是出自日本人之手，又是用來宣揚國威之類的音樂，整首樂曲應該會顯得非常不倫不類才對。

我寫的雖然不是拿破崙加冕儀式的樂曲，不過還是放入了一些法國風格，做成帶有濃厚鼓樂曲味道的音樂。當地的演奏者絕對無法完美演奏，不過這種演奏程度的差異更能營造出當時的實際氛圍，真是太好了。

無論是宿舍、片廠，或是那位老先生，我面對這一切時，感覺像是被吸入了當時的世界。回到那棟天花板挑高的宿舍睡覺時，彷彿真的會有關東軍的軍官出現一樣，讓我覺得心裡毛毛的。

我認為，在電影這種事物里，有些部分能夠跨越某種現實與虛構的界線。電影彷彿具備這種強大的磁力，甚至有時在拍片現場會讓人為之喪命。無論是「現實」，或是「虛構」，都是硬要為了設下界線而使用的辭彙，現實就是虛構，虛構即為現實，兩者之間原本就沒有界線存在。跨越這類語言界線的真實就反映在電影之中。在《末代皇帝》一片中，我想也必定會出現這樣的情形。

前往羅馬

結束在長達半年的拍攝工作后，整個劇組移往義大利，來到了羅馬的製片廠辛奈西塔繼續拍攝。隔壁的攝影棚里，費里尼正在拍片，而馬塞洛·馬斯楚安尼（義大利男演員）就在一旁走來走去。我興奮到極點。馬斯楚安尼叼著雪茄，散發出一股非凡的氣勢，簡直是酷得不行。

辛奈西塔是墨索里尼下令興建的巨大電影城，成立的背景類似「滿洲」電影協會。法西斯分子都很喜愛電影，希特勒也不例外。從日本法西斯分子建設的電影協會出發，一路來到同時代義大利法西斯分子興建的辛奈西塔，彷彿又回到歷史之中，我的腦袋似乎都變得有問題了。不管走到哪裡，怎麼都是亡靈？

法西斯主義似乎強烈崇尚某種崇高的美感。法西斯分子並非都很野蠻，也有人具備高貴的氣質與教養，又有品位。貝托魯奇導演的電影里出現的法西斯分子就是如此。因此，《末代皇帝》一片中，甘粕上尉的辦公室就非得用未來派的畫作來裝飾才行。

《末代皇帝》劇照

第二次的臨時工作

影片殺青過了約半年，我因為工作關係，人在紐約。在酒店退了房間，正要坐上車時，櫃檯人員把我叫了回去，說是有我的電話。我接過電話，原來是製片傑里米打來找我。「龍一，幫《末代皇帝》製作配樂。」傑里米劈頭就來了這麼一句，而且給我的期限是「一星期」。我當時回他：「我現在人在紐約，等一下正要回東京......」然後，只聽見電話那頭說：「反正你馬上去做就對了。」

於是，我提出兩點要求。第一，時間至少要有兩星期，一星期讓我能在東京作業，然後再前往倫敦，與正在剪接電影的他們會合，接著完成剩下的部分。第二，我要僱用助手幫忙。當時索尼Epic唱片公司有位非常優秀的女職員，她姓筱崎，我們私下都叫她「鋼鐵女」。我希望能夠僱用她一星期。傑里米立刻答應了這兩點要求。

我問貝托魯奇導演希望是什麼類型的音樂，得到了這樣的答案：「電影的舞台雖然是在，不過這是一部歐洲電影。故事的時間雖然是從二次大戰前開始，一直到戰爭期間，但這仍是一部現代電影。我要你做出呈現這種感覺的配樂。」

我心想，這樣的答案說了跟沒說一樣，不過我也沒時間不知所措，於是在腦中大致描繪出一個輪廓：用西洋的管弦樂曲當作基本，然後大量放入風的元素，再加入德國表現主義之類的元素，營造出20世紀二三十年代法西斯主義崛起時的感覺。

首先，我在東京開始了作業。說是這麼說，不過我過去完全沒學過音樂，因此先跑了一趟唱片行，買了二十張左右的音樂精選集，然後花了一整天全部聽完。接著，我考慮電影里的時代與場合，選好應該使用什麼樂器，然後就開始尋找東京附近的樂器演奏者。我一邊寫曲，一邊錄音，同時也請樂器的演奏者彈奏，並且錄製下來。我和另外三位管弦樂編曲家整整一個星期都在反覆做這些工作，而且幾乎每天熬夜。

當時還沒有網際網路，因此我借用BBC與NHK之間的衛星聯機，與倫敦的工作人員相互傳送數據。衛星線路傳輸一首樂曲得花上一個小時左右，談不上多好用，不過我沒時間等郵件寄送，也只好將就。我請倫敦的工作人員聽我傳送過去的檔案，然後在電話中討論，再重新錄音。通過這樣的方式，我總算完成了四十四首曲子，接著就與一直幫我的上野耕路帶著這些曲子飛往倫敦。

前往倫敦

一到達倫敦，我才發現剪接過後的電影完全不是原先的樣子。如此一來，作好的曲子當然完全無法配得上。只不過半年的時間，這部電影經過貝托魯奇導演不斷的剪接，完全變了個樣子。他就是這種作風的人。整部電影剪接得越來越不一樣，不僅原有的畫面被拿掉，順序也有調動，真的是一團混亂。

隔天就要錄音，然而配合不上的地方還是到處可見，於是當天晚上，我和上野又繼續熬夜，關在酒店房間重寫。酒店房間沒有鋼琴或任何樂器，而且當時也沒有計算機，我們只好按著計算器，拚命計算得要減少幾個小節和拍子，秒數才配合得上剪接后的畫面，然後重新寫下，忙得雞飛狗跳。結果我們到了倫敦之後的一星期也都沒合過眼，白天錄音，晚上重新寫曲，每天重複這樣的過程。

不過，這段過程並非全是苦差事。有一幕戲是溥儀的皇妃大喊「我再也受不了了」，然後就此出走。這幕戲給我的印象很深刻，我很喜歡這幕戲和飾演皇妃的女演員。我第一次讓工作人員聽這個部分的配樂時，所有人相互擁抱，口中喊著：「bellissimo」（太美了）、「bellissimo」（太美了），高興得簡直要跳起舞。我嚇了一跳，不過那一瞬間，所有人融為一體的感覺，我永遠無法忘記。我想這就是與義大利人一起工作的快樂之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