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地調查丨維護「國益」與表裡不一：日本人性格中的「暖昧」

導讀

《菊與刀》不足以描述當代日本人的性格，無論是處理國際關係還是人際交往，日本的行事風格都能從「暖昧」的性格中找到影子。

在人看來，「日本人」更像是一種文化標記或是一個時代的象徵。許多朋友這樣告訴我：「日本人真有禮貌!」僅此而已。這些年，通過經濟與文化交流，人開始了解日本的街道和著名景點是什麼樣子，日本的影視作品和音樂也在年輕人中間流行起來，還有就是我們比大部分日本人更了解那段他們可以忽略的「晦澀」歷史。除此之外，我們大部分人即使到日本旅行，也未必會和日本人進行簡單交談，更談不上交流。

在海外留學期間，以小組研究為契機，我通過偶遇、在社交網站上發放問卷和參加語言交換活動等方式，與一百二十多名不同性別、年齡、出身、職業的日本人進行過交流。雖然能夠進行真正意義上的深入交流，直至今日還有聯繫的並不多，大部分不過是泛泛之交，但與他們說話的過程逐漸構建起我對於日本人的認識，就像是一個乾枯的骨架，隨著時間的推移、交流的深入，慢慢長出血與肉，在虛虛實實中摸索著他的經絡，甚是有趣。

與任何一個日本人交談，我都能接收到一種很明確的信號，那就是非常「日本化」。雖然表達的方式因人而異，可以從這些人身上看到他們對本國文化、社會及生活方式深切的認同，沒有絲毫懷疑的痕迹。在日本人心中，「日本」這個名詞不僅僅是國家、文化的象徵，更像是信仰一樣的存在，如同土壤與草的關係，是萌生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的源頭，也是他們最終的歸處。我將這種「信仰」歸結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期日本經濟騰飛，在國際影響力、價值觀上與西方強權比肩后產生的優越感和明治維新提倡「和魂洋才」從而滋生的文化優越感。

「班上有個中日混血的孩子，表現得非常好，但是日本人教師很少表揚她……」

「我聽到過一位日本太太告訴她的孩子，日本的產品世界第一的，必須用日本製造的產品在安全。」

「有個孩子竟然跟我說他媽媽不讓他和人說話，怕被騙了!」

當然這也許只是部分現象，但自身的經歷和個人感受足以說明，不少日本人的優越感來自於內心對的不適感，不僅僅是他們認為存在各種問題，也有媒體從長期負面宣傳的結果。他們向來以自己超強的自律性為榮。日本人對人普遍存有缺少禮儀、缺乏道德感、不愛乾淨等刻板印象，使得他們在遇到與或人有關的事情時，內心存在不安的前提，一旦他們遇到的人與刻板印象不同，對人的好感度就會提升，反之就會感慨「原來如此，人就是這樣」。日本的媒體具有強烈的國家意識，無論需不需要求證，批判自己的國家便是要遭到大家指責的「非國民」行為，媒體必須服從與政府的主流論調。在我的印象里，日本人對日本有著近乎於痴迷的認同，在視周遭輿論為生命的日本社會，那些質疑主流觀點的異類則需要極大的勇氣。諾貝爾獎得主大江健三郎先生如是說：「現在，在日本的傳媒上，所謂公大於個人，並且，把這個公等同於國家的公，諸如此類的國家主義意識形態再次成為一種強勢，在這樣的時候，我必須堅定地堅持貫穿自己人生經驗的思想。」

然而，面對歐美國家，特別是英語國家的人，他們確是另一種表現。日本人英語口音普遍不好是各國之間的一致共識，因此日本人特別欣賞英語說得好的人。同時很多日本人也將自己英語不好當成是種缺點，認為是尷尬、難為情的事。比如，在日本公認的學生自我意識頗高的著名學府東京大學，我有意識地借問路的名義和學生們搭訕。可能是我那天運氣不好，只遇到兩個熱心指路的大學生，其他人都一臉尷尬的表示自己英語不好所以沒法幫忙。東京大學的入學考試非常重視英語的水平，即使不能流利的交流，他們也應該能懂我說的話，但為什麼20個人里只有兩個人「有空」呢?對於這個問題，通過在英語項目中的學習在東京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留學生是這樣告訴我的：「東京大學的學生被認為是日本精英中的精英，所以自我意識非常高，他們不能容忍自己的不足被他人發現，因此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外國留學生和他們說英語時，他們要麼愛答不理，要麼回復日語。」我想，或許同樣有著較高國家意識的民眾們，時時刻刻不忘「國益」，東大生的迴避只是日本國民性體現的冰山一角。日本朋友告訴我，他們對「國益」有著孜孜不倦的追求，是社會意識的一部分。「國益」若解釋為「國家利益」，就屬於學者、政治家或特殊關係者的考慮範疇了。日本國民的普遍意識中，所謂「國益」就是字面意思「國家的好處」，只看到好處、只說好處、堅信好處，不批判質疑國家便為維護「國益」，是一種義務與美德般的存在。在日本，「言論自由」是具有多重標準的，是少數政治家用來達到政治目的的工具，它的虛偽體現在日本人不敢也不情願質疑自己國家對歷史的解釋上。在這個問題上，極力表達「優越感」是「虛」，不願承認自身弱點是「實」。

另一方面，日本人對「日本化」的追求是極致的，集團性也是其中一部分。比如，日本人在日本國內和國外的表現是否一致取決於他們有沒有融入當地的文化。在的日本人大部分是日本企業駐在員，他們有專屬的公寓和自己的社區活動，他們和家人很少與人產生事實性接觸，更談不上融入的文化。這一群體，即使在外國也完全維持著日本的生活方式和處世之道。隨著的國際影響力日益增長，越來越多的日本留學生來到學習，並以此作為寶貴的海外經歷。比起企業派駐的人員，留學生群體更年輕，更具有包容性，更樂於遭遇文化衝擊。

有一位非常喜愛文化的日本留學生朋友西川邀請我參加他們學校日本人會組織的聚餐。當時，一位剛被派駐學漢語的駐在員也在場，他不停地打量著西川，打趣地說：「你是百分之百的日本人嗎?你明明是人呀。」

西川苦笑著：「我可是百分百的日本人。」

「哇，厲害!」這名駐在員驚嘆道。

此時的西川面露尷尬之色，趕忙轉移話題。若是對日本社會不了解的外國人可能不會注意到，就像是社交文化中潛藏著氛圍一樣，日本人稱之為「空氣」。能讀懂對方的意思，寄予符合氣氛的會用，在日本社會生活中尤為重要。「讀不懂空氣」日文簡寫為「KY」，是此人無法融入群體的意思，對日本人來說是一種極具人格否定的辭彙，它對日本人的殺傷力等同於國罵對人的殺傷力。

「厲害」常常是日本人掛在嘴邊的詞，除了多用於女孩子取悅男性，還是一種感嘆語。在不同的語境下還可表達三種不同的心裡活動：很羨慕、怎麼會、你和我不同。在上面的語境中，駐在員有羨慕之情，但同時也有對西川變得「化」的疑惑。你和我都不同了，你還是日本人嗎?

我大學班上的一名日裔學生有一對日本人雙親，卻是土生土長的澳大利亞人，他可以說和日本本土人同樣流利的日語，日文書寫和閱讀都不成問題。他告訴我，從小在家雙親就只和他講日語，每周末還要去日本人學校學習日語和日本文化。在澳大利亞生活著為數不少的日裔，我接觸到了好幾位，他們之間平時說話或和日本國的同胞交流都用日語，不認識他們的人完全看不出這是一群澳大利亞人。其他亞裔家庭雖然也送孩子去學習原生語言，但絕大多數人做不到無障礙地掌握這門語言。可能說作為發達國家的原因，日本人總帶著一種文化強勢的心理，亞洲其他國家的人和日本人組建的家庭，即使太太是日本人，孩子還是會選用日本國籍，學習日語，取日本名字。也許就是日本人對於自己文化的認同與執念，導致他們很難被別的文明同化。經常能在咖啡廳里看到日本駐在員時不時從衣兜里掏出手絹擦汗，日本人公寓里的太太們相互打招呼的時候微微鞠躬……除了空間變了，還遵從在日本時的日常習慣。

人習慣把「表」和「里」分開來看，而日本人則不然。雖然人不深交是沒辦法真正了解的，但人普遍不太愛關注或比較陌生人的外在，只要這個人沒有出格的行為，是否很有禮貌也不在意。對日本社會頗有研究的藤原先生告訴我「村八分」這個詞，簡單來說就是得罪了村裡人，受到全村的制裁——「絕交」。他說，要想理解日本人的行為方式，不能不懂「村八分」。由此，我認為日本人將自己的外表整理得整潔又統一，對人顯示出非常禮貌的態度和行為有三層意圖：一是在意他人對自己的看法，如果整個社會都是這樣一種禮貌的氛圍，不想和它格格不入;二是一種和人保持距離又不得罪人的方式;三是一種文化上引以為榮的自我滿足。這樣的理由也存在於歐美國家，但崇尚個人主義兼自由主義的歐美人在精神層面上有著比日本人更輕的社會文化束縛，至少他們沒有日本「村八分」的概念，這一「恥感文化」的代名詞被日本人在社會交往中運用到了極致。日本女作家三島女士在自傳《我的狹島祖國》中說到：「我所受的日本式教育，要求每一個動作都要優雅，每一句話都要合乎禮貌，來到這個國家(美國)，在這個環境中，在社會交往中我感到盲目。」那麼，即使是在美國也讓日本人感到茫然的「日本式教養」又是怎麼形成的呢?

日本式的教養是以家庭教育為核心，學校教育為輔助展開的。正是因為整個日本社會營造出了整齊劃一的氛圍，以日本式教養建立起來的社會秩序約束著人們，也保護著人們不被捲入不必要的麻煩。日本人共同認知下的行為被認為稱理所應當，絕對正確的行為。在認知高度集中的價值觀和相似的社會行為的影響下，日本人創造了自己的一套「常識」。他們認為凡是與他們的價值觀或認知的行為不同的想法或做法，都是一種「缺乏常識」的表現，即使對方是外國人。

記得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時候，和家人在京都站內的一家拉麵店吃拉麵。當時我正好感冒了，便用剛買的手絹捂住口鼻低下頭來咳嗽。隔壁桌是兩位日本中年婦女，可能是知道了我們是外國人，從頭至尾觀察我們一家人。其中一位婦女說：「他們不是日本人，但是看看那個女孩子，很有禮儀，一副日本人的樣子。」

另一位趕忙接話：「看樣子她在日本生活很久了，被這裡的社會氛圍教化了。」

「她不會聽得懂我們的談話吧!」她突然壓低聲音。

我從始至終沒有把頭轉過去，只是用餘光看到了她們的表現，心中有一絲不悅。首先，我第一次來日本，並沒有被日本社會影響;其次，作為禮儀大國，公民講禮儀不是奇怪的事，怎麼能說是跟日本人學的。不止是這對中年婦女，有類似想法的大有人在，他們先入為主地把日本人的「常識」作為衡量他人的行為規範。許多外國人認為這種心裡十分保守，與其標榜的價值觀中的「自由民主」有諸多矛盾，與其說缺乏包容性，不如說沒有包容的意願。其實每一種文化都不具有絕對的包容，只有相對於本國人理解範圍內的包容，至於人家是否願意去理解則因人而異了。日本人常說自己與其他西方發達國家擁有相似的價值觀，但與其說是價值觀，不如說是相似的利益需求。他們對西方價值觀的追求是「虛」的，對外刻意模仿，對內偷換概念，「實」則滿足自身的發展需要。

許多接觸過日本人的人都告訴我：「日本人表裡不一，很是虛偽。人前功夫下得足，人後不知想什麼。」不與人產生矛盾，隱藏自己的真實想法，從而不破壞當下氣氛，就需要「曖昧」。然而就是這種所謂的曖昧，折騰了與日本人接觸的外國人很多年，也成為了日本人性格的代名詞。說到「曖昧」，我們會想到日本人不給人添麻煩的，也不希望別人給自己添麻煩，這種麻煩不單指行為上的，有很多是心理上的，簡單的說就是面兒上不得罪人。但有時候過於委婉的表達方式，會給讀不懂它的外國人平添麻煩。知名日語教師笈川幸司先生在教授新生「比較難=不可能」時，解釋道：「這是因為，我認為如果不這樣教，將來就會比較麻煩。比如說，日本人接到某個提案時經常會用『比較難啊』這樣的方式回應對方。如果對方不知道『比較難』的真正含義，那麼他一定會考慮通過什麼手段來克服這個困難。然而，明白地說，這是無用功。這是因為，日本人是在用『比較難』這個詞來表達婉拒的意思，因此克服難點的可能性為零。」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

初次接觸一個日本人，總會覺得對方較為內向，總是認真地聽我講話。女性會慢慢點頭，時時輕聲發出「欸」的感嘆，有一種附和的感覺;男性則是看著你一動不動，有時甚至懷疑他有沒有聽人講話。但是隨著交談的深入，對方也會逐漸把內心的閘門打開，細水長流般地開始一個有來有往的對話，而遠非傾瀉而出。當然也有特例，少數性格出奇外向的日本人在外國人面前有較強的交流和表現欲。他們通常默默觀察初次見面之人的言行，在心裡對此人作出評判，再在循序漸進的對話中決定自己是否需要與此人進一步接觸。如果這個人和你不熟，就不太可能從他嘴裡聽到任何明確的觀點，至少對方不會主動提出自己的看法。在人際交往中，日本人常以不回信息或者「失蹤」的方式迴避，如果不知道對方說話的意思或者不知道如何回應，就不會主動聯繫。被動往往被認為是安全的處理人際關係的方式，避免敏感和尷尬。但我在內的不少外國人則認為，這種逃避問題的表現反而顯得更失禮數。其實，日本人在迴避問題的時候，會自我安慰地寧願相信失禮的不是自己，而是讓他不得不做出迴避動作的人。這是曖昧的一種表現形式，逃避的表現是「虛」，「實」則轉移矛盾，看不見即是沒有，與他們對待歷史問題的態度異曲同工。

由於特有的優越感與自卑感的結合，再加上「曖昧」貫徹始終，普通的日本人對心裡滿足的需求大於解決實際問題所帶來的滿足感。蓋洛普國際和全球市場研究獨立網路在2015年發布的一份調查顯示，日本是世界上最不信教的國家之一，其中62%的受訪者表示自己是無神論者，這一數字在亞洲僅次於內地和香港。但長期以來，宗教信仰和儀式一直是日本人平常生活的一部分。北海道大學的岡山教授認為，雖然日本人通常並不認為自己信教，但許多人依然存在精神上的渴望，就通過參拜佛寺或神社，來追求精神上的體驗。開篇提到了日本人的「信仰」，在我看來，對大部分日本人來說佛家的寺廟、神道教的神社以及那些混雜在一起的信仰載體，不過是日本人對精神世界追求的物化象徵，而他們的真實信仰是自己的「容器」——日本。「叛逆的日本人」大江健三郎在接受《朝日新聞》採訪時曾這樣說：「日本人是一個雖然祈禱卻基本上沒有信仰的民族，尤其是今天。雖沒有信仰卻還要祈禱，居然也能心安理得地活下去，這就是日本的文明……當西方人覺得我的東西難懂時，他們會要求我解釋。而日本人抱怨我的東西難讀時，實際上是要否定我表達的東西。這個國家的文化是對困難敬而遠之的文化。」從讀到大江先生的這一席話，我從心底產生了強烈的共鳴，他的話讓我內心深處的諸多疑惑都得到了解釋。很難想像，這位被許多日本人稱為叛徒的偉大作家，是帶著怎樣的精神信念與執著，生活在日本這片土地上的。「日本的這種曖昧傾向，使這個國家侵略了亞洲，並導致了政治、社會和文化上孤立於亞洲的其他國家……作為一個生活在當代日本，並對過去的痛苦歷史有著清晰記憶的我來說，讓我像川端一樣說出『美麗的日本和我』的話，是辦不到的。」當他毅然地發表在諾貝爾文學獎的獲獎演講「曖昧的日本和我」時，我想他毫無畏懼，因為他是一位靈魂高於文字的作家,一位值得尊敬的和平主義者。

地域文化也影響著日本人的性格特徵以及給人帶來的觀感。東京、大阪和京都是日本的三座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各具特色，生活在那裡的人也不盡相同。和分別來自這三座城市的日本朋友討論后，我得出這樣的結論：外國遊客普遍覺得東京人冷漠，但事實上，他們的包容度更強，更願意對外國人釋出友善的態度;大阪人給人以熱情的印象，但事實上大阪人思維相對保守，只是外向性格的人比日本其他地方多而已;京都人內心優越感強，也有些許排外情緒，但非常注重禮儀，因為特別在意他人對自己的看法。原來日本人對地域的情感也是非常濃厚的。來自靜岡縣的鶴田認為，東京都是全國人民混雜在一起的熔爐，「東京人」聽起來有「高級感」。出身大阪府的北原告訴我，京都人有種陰濕的性格，覺得自己才是日本文化的中心，看不起外地人。在北京工作的藤原先生感慨：「每次我說自己出身岡山縣，幾乎沒人知道那是哪裡，有什麼土產，有種被當作鄉下人的感覺。」「大阪人是一種特殊的日本人，大阪是國中之『國』…」看來，在日本人集團性的「虛」之表面下，「實」則潛藏著諸多差異。

記得一個日本朋友在評價《菊與刀》時說:「這是西方人對我們的刻板印象，是戰時的日本人，不是現在的日本人。」雖然這本西方學者研究日本代表性的著作至今仍對日本社會研究具有非凡的價值，我寧願不按照這位學者提供的框架來理解日本人和他們的性格，希望更多的人能夠通過現實中的交流與溝通建立認識和理解。「虛」與「實」看似是相互衝突的，「虛」與「實」很多情況下來源於人的主觀判斷，但他們建立在依據上，是需要具體地實踐才能得出的經驗。站在不同的立場，成長於不同環境，經歷了不同的人和事，他們看待一個民族的角度必然會受到影響。在日本人的生活中，「虛」與「實」是生活在同一空間不同維度里的雙胞胎兄弟，他們具有極強迷惑性卻又互相依存，誰也離不開誰。因而，日本人的性格特徵是十分複雜又不難理解的。

有句古話：「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戴季陶所著的《日本論》中寫到：「『』這個題目上，日本人也不曉得放到解剖台上解剖了幾千百次，裝在試管里化驗了幾千百次。」想要了解日本，必當研究日本人。只有看清楚了日本人性格中的「虛」與「實」，才能真正掌握與這個國家的相處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