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機構的出版物，不只是為了檔案記錄，而是為了把某些價值守住

文：陳暢（舊金山中華文化基金會藝術總監）

我認為，原本就出版來說，藝術機構之間有很多可以相互借鑒的地方，但是在我們這裡（Chinese Culture Center of San Francisco舊金山中華文化中心），出版物和藝術項目是一體的。尤其是，我們做的項目往往稍縱即逝甚至無形，所以我們盡量用出版的方式來存留、總結、交代甚至固化階段性的成果。因此，我們要將我們所做的項目付諸實際出版得話，其實並沒有很多好的參照，所以我們很多時候是出於本能地去做。

另外，我做出版的體驗是：永遠覺得時間不夠，永遠覺得結束得太早。並且在現在的出版物製作框架下，大家的確很容易進入一種思維定式。

每一個項目都代表了我們參與者的某種價值判斷。出版物是項目的一部分，它寄託了我們想把某些價值守住和存留的一種期盼，而不是單純的檔案和記錄。

文化中心專註於以創作過程為主導的實驗性項目，所以我們儘可能地在項目開始時就進行圖文的記錄。沒有人能預知最終的呈現或體驗會是什麼，更不用說進行目標明確的知識的生產。也就是說，我們的出版物必須在項目結束以後才啟動，用長達一年或更久的時間集結項目過程中的材料，做篩選和整理。一年的時空距離感或多或少會架空項目發生的語境，又或者會有後續和延展，因此，如何展示、重申、追蹤、再次訪問我們的議題是我們的難點，又或者，它最低程度上可以充當檔案，但是幸運的話它們會如有新生命般的能量，並在新的情景下被解讀、傳遞。

其次在製作方法上，我們出於各方面的考量，策略性地依賴於電子出版平台（blurb）。一方面，我們不想每次大量用紙印刷造成浪費，也不想佔用太多物理空間去存放出版物；另一方面，本身我們的出版物就是作為資料性的存在，不是那種廣為發送的類型。難點在於我們相較於大機構來說，在人力例如校對、設計、印刷等資源上存在差距，尤其我們是中英雙語機構，文本的交互翻譯工作是很大的挑戰。 其它難點在於，由於我們不希望大批量地印刷，出版物變成實體書時就有單價昂貴的現象，而且為了符合電子書固定規格的要求，我們在尺寸、紙張、裝訂、結構等的選擇上十分受限。另外，我在每一次做完書以後，都會不斷發現新問題，例如註釋，甚至是圖片註腳的錯誤。有的時候我甚至有點怕去翻書，因為看到瑕疵會很有挫敗感，覺得這書怎麼永遠都做不完。

目前最滿意的出版物是《WOMEN我們》， 這個出版項目從始至終都非常具有團隊精神，需要交互合作。每一個進入到這個出版物製作的人，首先都要經歷對項目重新理解和認識的過程，同時激發起興趣。另外林東鵬的展覽出版物《Curiosity Box好奇匣》也不錯，主要因為這個書的設計師很了解藝術家的創作過程，同時她敢於對結構性的東西和方法做調整，因此書出來以後有驚喜。

相對遺憾的是徐坦的項目《San Francisco Chinatown Keywords School舊金山城關鍵詞學校》，因為這個項目涉及的文字資料和非物質化的東西太多，通過出版物對其真正進行整體敘述恐怕是一種徒勞。 也許這個出版物註定只是該項目一個很小的註腳。

本文為作者原創，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