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深度專訪：許楨論香港主權、政權與治權

小評導讀

對於香港管治人才缺陷的問題，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總監許楨在接受中評社專訪時，除了提出制度上的改良建議（另見稿），亦指出包括問責官員在內的香港朝野之間，都有必要認識主權、政權和治權的概念以及三者之間的關係。

談及「港獨」，許楨指這類分離主義思潮將顛覆現時香港社會的穩定環境或賴以為生的珍貴無形資產，其中包括許多受香港乃至國際社會認可的制度體系和價值觀念。不過他亦認為，香港年輕人對既有制度體系和價值觀念產生懷疑的狀況，值得各方反思，特區政府應結合更廣闊的歷史視野，對香港年輕人的發展前景、角色定位以至使命感和榮譽感提出新的論述體系，而非只是簡單地向分離主義說「不」。

許楨。（中評社資料圖）

主權、政權與治權概念混淆致「港獨」抬頭

對於香港的主權概念，許楨認為首先要提出一個問題：

香港的主權屬於誰、歷史上如何被出賣？

有意見認為，歷史上滿清出賣了主權，不過許楨對此有不同的解讀。

他指出，滿清並非共和國，而是一個王朝，國家主權對於王朝而言，只不過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概念，因此理論上來說，滿清時代的和人全部屬皇帝一人之下，皇帝是否割讓香港，從法理角度坦白來說，與其他人是無關的。

許楨續指，在滿清滅亡、經歷民國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為唯一的合法政權代表，香港的主權便歸中央政府所有及收回，在共和國中，主權就好比買賣樓宇，樓宇的業權並非屬於家中某一成員，而是全家人人有份、一起共享，有13億人，其主權就屬於每一個人，但這並不意味主權可以分割為13億份，就像樓宇的業權雖然人人有份，但業權是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因此從這一角度來看，香港的全境範圍其實是由包括香港居民在內的13億公民所共同擁有的，這就是香港的主權概念。

「由此可以見到，香港在國家中的去留問題並不僅由700萬香港居民決定，香港居民和其他公民同等地分享香港的主權。1997年在國際社會的見證下，香港的主權由英國政府移交過渡到代表13億人的中央政府，這是很清楚的事實，也就是說，在香港這片土地上去討論『自決』是不具有根據和基礎的。」

談及香港的政權概念，許楨指在主權概念的基礎上，社會主義的中央政府這一政權，在國家憲法之下制定並在香港實施《基本法》，但《基本法》同時也是一套全國性法律，適用於全國，並從屬於作為法律體系母法的國家憲法，通俗來說，《基本法》可謂國家憲法的「親兒子」。

在這一前提下，許楨認為香港人或香港的問責官員出於同胞血濃於水的情緒，關心內地社會的情況、國家發展的進展，這種愛國情懷不僅是國家所崇尚的，今日的存在，在歷史上更得益於這種愛國情懷，因此香港人的這一情懷應當受到鼓勵和保留，也就是說，香港人對於國家命運的關心不應遭到打壓，這種熱情值得延續。不過他同時指出，這種關心和熱情的出發點應該是改善大眾的生活、促進國家的發展，而非以關心內地社會和國家發展之名，去挑戰甚至動搖內地社會的管治體系。

「到底是為動搖而批評，還是為改善而進言，這兩點存在本質上的區別。」

至於香港的治權概念，許楨認為通過對主權和政權概念的分析，應清楚看到香港本身並不存在主權和政權，此二者屬國家層面的概念，而整個的權力則由13億公民賦予中央人民政府所有，中央政府再根據各地不同的實際情況運作權力。他指出，香港自治權範圍的劃定，與任何一個省市自治區的自治權範圍的劃定，其實並無分別，背後的原則都是中央政府在俯覽全局之後作出決策，因此香港作為國家的一個地方行政單位如何管治，很重要的考慮因素固然離不開香港人的看法和感受，但這並不純粹是一個香港本地的問題，不能說香港人覺得這個方法管治好，就必然採取這個方法。

許楨對中評社強調，在管治香港的過程中，除了有香港人的參與，亦必須考慮國家的戰略利益，而這直接關乎國家整體利益、政權穩定、內地社會運作暢順以及13億公民生活安定等。

「正是由於忽略了這一因素，如今香港社會討論『一國兩制』是否成功時，總是單從香港自身的角度出發，往往只在意治權是否達到最好狀態，而不考慮主權和政權的範疇。」

許楨還以樓宇業權舉例，解釋香港的主權、政權與治權概念：

一個住宅960萬尺，其業權由13億人共同擁有，其中700萬人有權管理住宅的一部分，但這一管理權實際上由包括700萬人在內的13億人共同確認，因此對住宅這一部分實際行使管理權的機構和職位（特區政府和特首），必須由代表整體13億人的更高機構任命，這當中的雙重確認與任命是為了在13億人和700萬人之間實現利益平衡。

「對於香港主權、政權和治權概念的理解，與如何看待香港回歸有密不可分的聯繫。從向前發展和歷史回復正義的角度來看，香港回歸都值得被正面評價。在此基礎上，才能夠對上述概念作出正確的解讀。如果不從這一角度思考香港回歸，便很容易把香港治權範圍內的問題和爭議，錯誤地上升和擴大到政權和主權的層面，由此衍生出『自決』、『港獨』的主張，也正是在發展和歷史的視角下，『自決』、『港獨』成為了一個道德問題，而不屬於可行與否的探討範疇。」

港府對分離主義應以攻為守

許楨對中評社直言，分離主義在香港的提出，背後其實顛覆了許多現時令香港社會保持穩定或賴以為生的珍貴無形資產，例如愛國情懷、長期積累沉澱的社會制度（教育、司法、經濟等）等，因為所謂的分離主義在政治上追求徹底改弦易轍，就不可能不衝擊這些現有的社會形態，而香港社會現有的許多價值觀念和制度體系，其中有不少元素都得到香港以至國際社會認可。

「如果香港有一群年輕人，用極端手段表達極端訴求，無論他們與分離主義主張者的關係緊密程度如何，都不能僅僅以這群人的數量有多少，來判斷這種做法的普遍性有多廣泛，關鍵要看他們在自己的世代中所普遍受同情的程度如何。如果在年輕世代中的大部分人都普遍同情甚至支持這種訴求，哪怕大部分人尚未拾起磚頭，其實都已經形成了一股對現有社會極危險的浪潮。當這群人的行為發展到襲擊警察、挑釁駐港解放軍，其實體現出其背後在身份認同、對香港現行社會體制的認同等方面，已產生了很大的懷疑。」

不過許楨亦對中評社指出，香港年輕人產生這種懷疑，並不意味錯誤和責任完全在他們自己身上，在分離主義思潮發展的過程中，各方應反思：為何1980年代中英對香港前途展開談判時，香港社會不論階層、不同利益持份者所廣為認同的《基本法》和「一國兩制」，在順利回歸20年後的今時今日，引起了年輕一代頗大的憂慮和不信任？

是否香港回歸20年來的管治產生了種種問題和挑戰，卻又一直未能夠妥善處理，最終導致了帶有暴力傾向的分離主義愈演愈烈？是否《基本法》的落實產生了偏差，譬如一些該落實的政策未落實、一些該發展的領域未發展、一些該向香港人說明的道理未說明清楚？是否「一國兩制」在設計之初是完善的，但是到了今日各方面發展出現翻天覆地變化的情況下，產生了重新檢視的必要性？

「只要在香港本地的治權層面能夠解決這些疑問，就不需要中央在政權層面出手幫忙；只要『一國兩制』的完善和微調保持在兩制的框架內進行，主權層面的問題自然就不會遭到挑戰。」

在治權層面，許楨認為特區政府在管轄權責的範圍內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從而推動香港社會尊重國家權威、理解香港回歸的歷程、客觀看待香港歷史以及明白香港回歸、中央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是回復歷史正義，「這些完全都是香港本地的公民教育體系應當做到的事情」。對於有意見批評香港年輕人不了解國家、不了解歷史，他認為首先特區政府自己要反思，是否已提供了適當的渠道和平台，向年輕人好好解釋這些道理，他強調作為特區之首的特首，必須要對有關問題具有十分透徹、深入和清晰的認識與論述。

「應對分離主義，最核心的思維是連消帶打、以攻為守。也就是說，應對分離主義並不是要與之針鋒相對，譬如對方提出一個論點，你就去反駁，即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這種做法是無法奏效的。特區政府掌握權力，這其中除了社會、行政資源的優勢，亦包括對話語體系的建構和主流論述的權威，當面對分離主義的主張，特區政府要做的就是提出自己的論述，明確香港在國家對內奉行『社會市場經濟』（SOME, Social Market Economy）、對外推動『一帶一路』的框架當中可以扮演什麼角色、發揮什麼優勢，以及怎樣理解香港回歸的歷程。在此基礎上，香港和香港人的定位自然就會浮現，年輕人未來拓展事業和發揮才能的空間亦會清晰。否則當香港的年輕人在『一國兩制』下找不到安身立命的出路，找不到在國家中的光榮感和使命感，他們自然就會對現行的一切產生懷疑、胡思亂想、胡亂借鑒。特區政府有責任在這方面說服年輕人、為年輕人創造願景。」

許楨分析說，香港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在因緣際會之下，香港可謂頗受歷史的眷顧，既有殖民地時期積累的制度體系和價值觀念之精華，又是一個高度開放的自由經濟體，同時還具有多元的文化特徵，完全有條件創造一套結合香港人、作為一個城市的香港和國家共同前途命運與理想社會願景的完整論述，而現時的問題就在於，香港的年輕人不懂得在歷史道義上香港理應回歸，亦不懂得在前景上香港之於不但擁有廣闊的利益，而且肩負很重大的使命和光榮。他認為，對於年輕人，一方面當然要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另一方面如今的當權者亦曾年輕過，應當明白年輕人追逐夢想，最終付諸行動則需要熱情，因此重要的是當權者要為年輕人建構在「一國兩制」下的藍圖和願景，這不是指單純的經濟利益，更不是簡單告訴年輕人，你做這件事不行、那件事不行，而是指年輕人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的獨特角色和重要地位，由此讓年輕人明白自己在其中的作用不可或缺，看到自己在歷史潮流中的優勢。

此外許楨還對中評社表示，在經濟利益之外，香港其實在其他不少方面的發展都值得努力。

「歷史上外國大城市在工業革命之後，經歷了從生存空間到生產空間的轉變，儘管工業革命后經濟得以發展、物產日漸豐裕，但是人們漸漸也發覺自然環境變差、社會分配不均等問題，於是開始尋求從生產空間向生活空間的轉變發展。對於香港而言，在內地一些大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逐步迎頭趕上之時，香港並非不可進一步提升，參考歷史上先進城市的經驗，香港現時已到了朝生活空間發展的階段，未來可以思考如何在人文關懷的視角下優化教育、住屋、醫療安老、社會福利、貧富懸殊、經濟模式等方面的質素或狀況，形成一套引領亞太地區以至國際社會的價值觀，這一優化的努力更可成為國家未來發展的藍本。」

極短期內地交流效果適得其反

對於香港與內地之間的交往互動，許楨承認香港現時的確舉辦了不少讓年輕人赴內地的交流活動，希望藉此加強年輕人對國家的了解。不過他指出，經過歷史上長時間的區隔，客觀而言香港與內地在生活層面存在巨大的鴻溝。

「就算趙本山這樣在內地知名的文化標誌，香港可能也沒有多少人知道他是何許人」。

許楨認為，

當香港的年輕人，尤其是中國小生，在一個尚未成熟的年紀或在帶有成見的背景下赴內地作極短期的交流，即大約幾天到幾星期的時間，其與內地的接觸程度必然很淺、互動範圍必然很窄，因此只會更加凸顯香港與內地之間的不同與差異，尤其是在生活層面的碰撞。他直言，回歸以來一系列所謂香港年輕人赴內地的交流活動，特別是一些短期、浮光掠影式、帶有一定形式化色彩的交流活動，可謂太過短視和急功近利，未認識到真正的人心相通其實是一個自然而然、潛移默化的過程，某程度上這類交流活動的效果是不盡人意甚至適得其反的，這與這類交流活動的深度和寬度受限有很直接的關係。

他建議

長遠應鼓勵更多香港年輕人在內地展開更長期的留學、工作甚至組成家庭，這樣才有可能建立和培養兩地之間高度堅實的互信關係與情感，而同樣的模式亦完全可適用於正成為世界舞台中心的亞太地區其他地方，從而令香港年輕人向外拓展機遇和尋求自身發展的腳步更加穩健、視野更加開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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