份子錢的前世今生：份子錢是如何誕生的

「份子」也寫作「分子」，是一個老詞，打從明代中葉開始就流行。這種叫法，本身顯示湊份集資、群策群力的風氣。湯顯祖《牡丹亭》第三十三出《秘議》：「便是杜老爺去后，謊了一府州縣士民人等許多份子，起了個生祠」，便是一例，四處募捐修祠堂，頗有古代亂集資、亂攤派的意思。至明末清初之際，份子更加流行，譬如吳敬梓小說《儒林外史》通篇眼花繚亂儘是「湊份子」「派份子」「出份子」。例如第二十七回道：「歸姑爺也來行人情，出份子」。全書有十個章回不止一次出現「份子」，有的章回出現四五次。

通常在圈子裡做事，朋友同事一有人結婚，自己心裡就發緊。唉，又要破費了，請柬似罰款單。遇著好友辦喜事還心甘情願，偏偏常是八竿子打不著的關係，諸如沒見過面的親戚、同學的弟弟、單位管鍋爐的臨時工，不勝其煩。但是，請柬本身具有制度強制力，效力不亞於交通警察開的罰單，收到請柬的無一例外趕緊湊份子錢。這規矩打從明朝就開始了，一直傳到現在。

所謂份子錢，就是在一個熟人圈中，大家集資向某人送賀禮。原本並不局限於婚事，其他大事譬如做壽、滿月、動土、喪葬等等都可以湊份子，但是湊份子以婚喜事最盛。份子現象與東亞文化緊密相關，與儒教泛家族主義以及群體取向的社會組織體系有內在聯繫，不光人湊份子，日本、韓國也有湊份子風俗。為透徹分析份子錢的運作，這裡選閩南人的婚事習俗作一案例，透過份子錢，分析當中包容的人情制度成分。

份子的生成

每份份子價碼與筵席市場行情二者之間，具有一種穩定態博弈均衡，價碼總是隨行就市，水漲船高，與物價水平及民眾生活水平密切相關。以閩南為例，喜宴份子錢的總和，在扣除筵席開支后通常略有盈餘，也就是盈頭，調查每家每戶大多如此，屢試不爽。除非主人執意免收紅包，否則很少出現份子錢不夠開席現象。何以出現這種好像精心設計的行情呢?答案是份子錢價碼依喜酒行情推算，自然形成。比方說，按照當地物價及喜宴規格，一桌酒席行情1000元，按每桌10人計，每人份子就是100元，份子行情就是這樣自然產生的。

既如此，盈餘從何而來?答案是少量至親好友為了表達盛意，特地比行情多拿些錢作賀禮。比行情多出的錢，在人情語言上意味不同尋常的關係，是造就盈餘的主要來源。

在閩南，20世紀80年代後期普通市民份子行情是每人50元，90年代中期漲到100元，近親好友則需300~500元乃至1000元，各城鄉社區風俗略有不同。從湊份子的消費機制，經濟學看到的是客人自己宴請自己，但社會學看到份子錢的生命，充滿了豐富的人情語言，客人們要表示的信息盡在其中。除了運作人情，份子錢的功能也包括向主人捧場，以及熟人圈的交流聚會。

份子錢現象折射出熟人系統運作目標：一、自己要排場(即面子);二、熟人要捧場。旁觀者有義務，所有人不能例外，這折射出一種共生哲學。講排場要有財力，如果主人財力不夠，就利用人情制度融資，有點像民間標會或互助會，大伙兒集資來給主人捧場。主人落下面子，客人們賺個熱鬧。單就個案看，似乎主人佔便宜，但是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誰家都會有紅白喜事。

反過來，有了湊份子制度，婚禮只能大操大辦，想躲也躲不了。你家娶親既是你家事，也是大家事，不完全由你家做主，還要風俗做主。直到改革開放之前，閩南民間只認「鞭炮夫妻」「吃酒夫妻」，不認法律夫妻和結婚證夫妻。夫妻不管有無婚姻登記，都要鞭炮、排場公示，否則大家就不認他們夫妻。若在農村，沒經過鞭炮甚至不給新娘分地。

面對湊份子大操大辦，各人心態不一。主人有喜歡熱鬧的，也有好清靜的，有愛排場的，也有怕勞命傷神的。客人有衷心祝賀的，也有應付了事的。大家各懷心事，逢場作戲。但習俗帶有強制性，演員要演出，觀眾要出席。越是現代，熟人關係越淡薄，人情習俗就越薄弱，三心二意應付吃酒的客人就越多。應酬二字，越來越具無奈之意。主人擬定名單伊始，就頗費心機。每選定一個對象，都面臨哈姆雷特式的猶豫：請，還是不請?如請，會不會來?不來，自己會不會沒面子?如果不請，對方會不會怪罪?熟人的輿論是否會怪罪?這種情形，尤其在考量那些邊緣熟人時很費神。與此同時，客人的心理壓力也很大。接到一張請帖，不啻接到罰款單，不去得罪人;去也很煩，費錢費時，應付不起。

有請必赴更麻煩。前面估算，一個熟人圈平均大約二百多號人，當中每戶都可能辦喜事。即便每家平均10年辦一次紅白喜事，每年就要應酬二十多攤份子酒席。花費時間不說，以平均每次紅包100元論，每年支出兩千元以上，這只是一個保守估計。碰上至親好友結婚，額外紅包高於平均數。再遇上農曆吉利月份，各家集中操辦婚事，城裡大小酒店爆滿，這時紅包支出就是天文數字，壓得大家叫苦不迭，「人情風」變成「人情瘋」。

收錢的主此時當然高興，熱鬧有了，排場有了，還有賺頭，不亦樂乎?然而，快樂何其短暫，憂鬱何其漫長。低頭看人情賬一五一十地掛著。霎時間笑容煙消雲散，手中盈餘不夠下月湊別人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