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鬧了，賈躍亭不是胡雪岩 | 劉三解

今天沒有胡雪岩，正如這個年代沒有左宗棠。

左宗棠一生最高做到東閣大學士、軍機大臣，受封二等恪靖侯，名義職務、實際職權都相當於今天的副總理。

此公剛剛出山帶兵時，湘軍大佬胡林翼給湖南地方官寫信，特別叮囑：

左公不顧家，請歲籌三百六十金以贍其私。

「三白六十金」，就是360兩銀子，平均1個月30兩，好給他養家糊口，等他當上了巡撫、總督，幾萬大兵在手，仍舊只穿布衣棉襖，所得的犒賞，從來是分贈官兵。

他一生過手的財富可謂銀山錢海，僅平定西北期間，由他支配的軍費就有：

91,087,697兩白銀，以大米價格折算，約等於12,934,452,974元（1995年人民幣）。

臨死前，這位晚清名臣把相當於1年俸祿的積蓄平分給了4個兒子，每人分得5000兩，約等於71萬元（1995年人民幣），在今天夠交個首付，全款買房是夠嗆了。

胡林翼說左宗棠：「公一錢不私己」。也就是一分錢不往自己兜里揣，真心不算朋友捧哏。

而左宗棠，正是胡雪岩「官商勾結」的對象之二。

01

胡雪岩「官商勾結」的對象之一，則是歷任江蘇布政使、浙江巡撫的王有齡。

按照某些人言之鑿鑿的說法，早在學徒期間，胡雪岩就敢於挪用公款，投資500兩銀子在王有齡身上。王有齡擔任知府之後，果然湧泉相報。胡雪岩靠王有齡，賺取第一桶金。是為胡雪岩經營「靠山」之始。

此事見於清末人陳代卿《慎節齋文存》中「胡光鏞」篇，經台灣作家高陽《胡雪岩全傳》潤色，藉助各式「商道」、「啟示錄」廣泛擴散，彷彿如真事兒。

但是！這個段子，從頭到腳都是假的。

王有齡之父名為王夑，福州人，一輩子只有舉人功名，曾任福建巡撫顏檢的幕僚，入仕后一直在雲南、四川當官。王有齡17歲起，就跟著父親在衙門協理文書，科舉上也沒什麼天分，就在道光十四年（1834年）報捐了一個八品小官「鹽場大使」，買官照加上上下打點，1000兩銀子的成本，按例能直接轉任知縣，屬於精打細算型的捐班。

這一年，王有齡24歲，胡雪岩11歲。

更關鍵地是，王有齡此時人在雲南。

直到5年後的道光十九年（1839年），大清朝的吏部才正式簽發王有齡到浙江省候補，換今天的說法就是在浙江省建檔案了，你什麼時候上班就去報道。

而王有齡正式從雲南跑到浙江報道，站班候補，又是2年之後，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

所以，哪怕胡雪岩是抱著書穿越回去的，他11歲時，送給王有齡捐官的五百兩銀子，也得發航空郵包到雲南才送得出去，否則兩個時間、空間完全沒有交集的人，怎麼演這齣戲呢？

02

至於王有齡擔任知府後的湧泉相報，一樣是小說編的故事，虧得那麼多明白人上當。

這在小說里有兩個支線，一個是王有齡咸豐元年（1851年）為父親守喪完畢，從福州回浙江，擔任海運局委員，借支漕糧經費20萬兩給胡雪岩，開辦了阜康錢莊。

另一個窮書生王有齡得授湖州知府，對胡雪岩投桃報李，允給他代理湖州公庫。胡雪岩之後就在湖州辦絲行，靠著王有齡這棵大樹，用湖州公庫里的現銀扶助農民養蠶，再採購湖絲運往杭州、上海發賣，變現后解繳浙江藩庫。

看起來很美，可惜是假的。

第一件，清咸豐年間浙江省漕糧海運是事實，系時任浙江巡撫黃宗漢提出，於咸豐二年（1852年）十二月初三日（農曆）在上海縣小南門外薛家浜商船會館設立浙江海運上海總局，正式開始海運則是在咸豐三年（1853年）二月初一，浙江、江蘇兩省官員共同祭祀海神。

此時，代浙江巡撫黃宗漢主祭的海運委員名為仲孫攀，不叫王有齡。

而「阜康錢莊」也不是這麼來的，怎麼來的呢？胡雪岩的曾孫胡亞光在《安定遺聞》中記錄：

（胡雪岩）少式微，不暇攻詩書，學賈於阜康錢肆，肆主于姓，無子，愛公勤敏有膽略，頗器重之。疾革時……即以全肆贈之，數不逾五千金。

翻譯過來就是，胡雪岩小時候給阜康錢莊當學徒，老闆姓於，沒孩子繼承家業，覺得小胡不錯，病故后就把買賣送他了，資產約5000兩銀子。

舊社會常說「師徒如父子」，胡雪岩這個際遇也算合理，再說這個資產，5000兩比較符合當時的社會條件，高陽先生在小說中設計拿20萬兩銀子開錢莊，其實有點外行了。

即便是在30年後的大上海，匯划錢莊的資本多則不過5萬兩，少者僅1、2萬兩，只有在擠兌、倒賬時，錢莊股東們才基於個人信用的無限責任往裡扔錢，甚至達到數十萬兩之多，平時經營，根本用不了這麼多錢……

03

第二件，小說里窮書生王有齡守喪回浙（1851年）就交了鴻運， 陞官做了湖州知府。可惜，這個位子這時候有人坐著，輪不上他。

據《清國史館傳》記錄，此時的湖州知府叫晏端書，他從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一直到咸豐三年（1853年）一直沒動窩。

另有一個證據比較生僻，咸豐二年（1852年），浙江定海廳同知王有齡在衙門裡寫了一副對聯自勉：

「曠甘旨而策拊循矢慎矢敢忘庭訓，承凋敝而謀安輯同憂同樂莫負湖名。」

據說此聯實物還掛在定海，有當地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王有齡當的這個廳同知，管轄地盤大略是一縣之地，定海作為海防重鎮，比知縣品級縣高，正五品，這個級別，才有提拔知府的資格，這是個組織程序問題。所以，道光三年（1853年）晏端書離任后，王有齡署理湖州知府，2年後，摘了「署理」，也就是「代市長」的帽子，升任杭州知府。

那麼，胡雪岩是不是在咸豐三年（1853年）之後，在王有齡的支持下代理湖州公庫、辦絲行的呢？也許小說里就是記錯了時間呢？

答：不可能。

小說里胡雪岩用小額借貸扶助農民養蠶，這個模式在當時的蘇南地區根本不是什麼大發明，早有專門的絲行在做這個買賣，運作非常成熟，反倒是今天因為支農貸款不怎麼昌盛，看起來是個新花樣。

至於採購湖絲往上海發賣，就更是不了解當時社會現實的臆想情節。

彼時的上海生絲出口，都經買辦過手，最出名的一位叫做楊坊，他還創造了一個名詞，叫「蘇州體制」，具體來說，就是由他賒銷外國商船運來的鴉片，到蘇州等地售賣獲得銀錢，再購買生絲、絲綢運回上海，賣給洋行抵扣鴉片貨款，從而大大縮短了外國來華鴉片貿易的賬期。

為什麼這麼玩？因為洋人手裡也沒銀子，只有鴉片。所以在上海開埠初期，雖然生絲、茶葉出口暴增，白銀仍舊外流，因為鴉片輸入更多。

也就是說，胡雪岩真要是在這個時候運絲去上海發賣，解送浙江藩庫的十有八九是鴉片了……可問題是大清朝也不收這玩意兒啊。

歷史上胡雪岩真正的發跡史，還得看當時人李蒓客在《越縵堂日記》里的記錄：

胡雪岩者，本賈豎，以子母術游貴要間。壯愍故以聚斂進，自守杭州至撫浙，皆倚之。

劉聲木（體仁）所著《異辭錄》卷二中則說：

王壯愍自蘇藩至浙撫，皆倚之辦餉，接濟大營勿匱。

壯愍是王有齡死後的謚號，前者說的是他自當杭州知府到任浙江巡撫，都倚重胡雪岩，後者則說，自王有齡任江蘇布政使到浙江巡撫，都靠著胡雪岩籌軍餉。

04

說實話，如果撥開《胡雪岩全傳》這部小說造就的重重面紗，回到歷史上的胡雪岩，「紅頂商人」的個人史里，充斥著「被需要、被要求、被安排」，並沒有什麼「官商勾結」的交換。

他真正的發跡史，確實得益於太平軍興帶來的社會動蕩，但手段並不是小說中反反覆復出現的「挪用公款」，那與其說是胡雪岩的做法，不如說是上世紀末海峽兩岸「官商」們常用的伎倆。

胡雪岩的致富之路很平常，就是金融家們常玩兒的「買空賣空」，對象就是大清朝的貨幣——白銀和銅錢。

《異辭錄》：

江浙遍處不安，道路阻滯，光墉於其間操奇贏，使銀價旦夕輕重，遂以致富。

《越縵堂日記》：

張某……庚申、辛酉間，與杭人胡雪岩操奇贏，各挾術相欺詐，銀價旦夕輕重，或相懸至數百千萬，錢法以此大壞。

由於太平軍在東南地區的凌厲進攻，這塊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也陷入了「銅錢荒」和「銀荒」，由於「銅錢荒」，寧波錢莊迫不得已弄出了同業划賬的技術革新，上海的錢莊從業者則乾脆連外貿都弄出了記賬貨幣，放棄了現款交易。

胡雪岩的經營手法， 就是操縱銀錢兌換價格，低買高賣，仍舊在商業、金融的範疇內，並不比當時上海灘上的各國投機客們更輕賤。

至於他和王有齡的合作從何時開始，根本無從稽考。唯一可以確認的就是，他是被王有齡安排參與「籌餉」，這絕對不是一樁美差。

《清史稿·王有齡傳》有這麼一段，說的是咸豐十一年（1861年）：

富民捐輸已倦，而有司持之急。於是團練大臣王履謙劾（王）有齡虐捐，遇事多齟，上疏互訐。

清朝的捐輸可不是今天紅十字會捐款，那是官府強制的特別稅，和明搶也差不多，王有齡落了個虐捐的名聲，被同僚彈劾，就算是在太平軍攻克杭州后自殺了，這些官員仍追著不放：

事聞，言官顏宗儀、高延祜、朱潮先後疏劾勒捐斂怨。

死了也得咬你！可見招恨到什麼程度？胡雪岩在這裡是什麼角色？

段光清（1860年任浙江布政使）《鏡湖自撰年譜》中記載：

紹興一府捐款，其解銀兩，非胡墉（胡光墉）經手，則省局不收。

他還舉了紹興富戶張廣川的例子，說胡雪岩指使人告發張家犯案，要他捐十萬，張只好照捐，段光清感慨：「胡墉之遇事傾人，真可畏哉！」

陰招、損招都使出來了，這個張廣川就是《越縵堂日記》里提到和胡雪岩搞金融花樣的「張某」，而段光清的評論立場也很有意思，因為他同治四年（1865年）才洗脫了臨陣脫逃的罪名回浙江任道台，也被胡雪岩逼捐了1萬兩。

可見胡雪岩是真敢下手，管你官員、豪紳，拳拳到肉，刀刀見血。

這不就是找死嗎？

05

確實是找死，王有齡死後，左宗棠入浙，先聽了這些人的評價，本來想收拾他。

左宮保處至，欲理其罪。（《越縵堂日記》）

左文襄至浙，初聞謗言，欲加以罪。（《異辭錄》）

左文襄收復杭州時，胡亦由上海回杭，或有以蜚語上聞者，左怒，胡進謁，即盛氣相待，且言將即日參奏。（《庄諧選錄》）

胡以前撫信任，為忌者所潛，左公聞之而未察。（《慎節齋文存》）

那麼多人罵他，胡雪岩是怎麼脫罪的呢？高陽在小說里安排的是胡雪岩獻糧船，正好左宗棠軍中缺糧，大喜之下，就饒過了胡雪岩。

實話說，這看輕了胡雪岩，更看輕了左宗棠。

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左宗棠在給長子的信中說得清楚：

胡雪岩雖出於商賈，卻有豪俠之概。前次浙亡時，曾出死力相救；上年入浙，渠辦賑撫，亦實有功桑梓。

這段話也不需要翻譯了，左宗棠更細緻的解釋是在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附陳胡道往來照料聽候差遣片》中：

道員胡光墉素敢任事，不避嫌疑，從前在浙歷辦軍糧軍火，實為緩急可恃。咸豐十一年冬杭城垂陷，胡光墉航海運糧，兼備子葯，力圖援應，載至錢塘江，為重圍所阻，心力俱瘁。至今言之，猶有遺憾。臣入浙之後，委任益專，卒得其力，實屬深明大義不可多得之員。惟切直太過，每招人忌……臣稔知其任事之誠，招忌之故。」

做事不惜力，不怕得罪人，命都捨得出，這才是胡雪岩，所以，左宗棠既沒有化名入股阜康錢莊，也沒有成立基金給胡雪岩投資，就「官商勾結」了，自此之後，一直引為臂膀，這是英雄惜英雄，根本不是什麼利益交換。

有人說，左宗棠用胡雪岩的銀子造政績，胡雪岩用左宗棠的手來換頂子，也算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這就是拿今人的思維污衊舊社會了。

胡雪岩一生的榮耀，確實有不少經左宗棠保舉，比如加布政使銜、一品封典、賞穿黃馬褂等，但這些頭銜，細究起來，無一不是胡雪岩立功應得的，從供應軍火到籌措西征借款、賑災捐款，全都是實打實拚命換來的，左宗棠作為上級，為屬官請獎本就是履行職責。

而且，其他大員也保舉過胡雪岩，比如直隸總督李鴻章，就為胡雪岩跨省賑災的義舉向朝廷請匾，浙江巡撫梅啟照、陝西巡撫譚鍾麟，也都曾為胡上摺子請獎。

06

至於賈躍亭，如今的形勢下，人們更願意用詩性的表達和冷峻的數字來評價剖析他。沒有人願意去詳細解析他的人生的跌宕起伏。從山西一個縣地方稅務局網路技術管理員，到做出第一家上市公司，賈躍亭用了7年。從走出山西創辦樂視，到向全世界講述自己的夢想再到如今眾說紛紜，賈躍亭又用了14年。

這是一個非典型的人生樣本，大部分小縣城的技術管理員，都會選擇接受日常的瑣屑，在系統的安排好的格子中一級一級往上爬。儘管每一個人都渴望自己的命運能有一架直升機垂憐，但對於火箭，人們都還是心有餘悸，或者根本不敢想。

山西出丁書苗，也出賈躍亭，我們樂見其成的時候，也對與他們波瀾壯闊的命運相平行相關聯的其他名諱有著曖昧的揣測和體認。

我們之所以給胡雪岩扣上「紅頂商人」的帽子，是因為我們篤信，如非「紅頂」，胡雪岩不會成為一個非典型的商人。而「紅頂」才是獲利的最快速最刺激的籌碼和通行證。所以，高陽之流的小說家言就順暢的貼合了我們的腦迴路。

與其說每個賈躍亭心裡都住著一個胡雪岩，不如說，每個精英心裡都住著一個胡雪岩，一面對著自己內心的鏡子，照出的形象，不過是渴望戴上「紅頂子」的自己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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