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惑｜葛兆光談何為「中國」

葛兆光談何為「」

文/葛兆光

雖然古話說「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似乎「華」、「夷」之間早有清晰的界線，但在疆域上其實並不像「楚河漢界」那樣明確。古代帝國並不像現代國家那樣有清晰的爾疆我界，華夷之間，儘管在觀念和文化上可能分得清楚，但在空間上卻像光譜上漸變的過渡帶一樣很難一刀兩斷，而且常常你進我退經常移動。依照傳統觀念，可以簡單地說，在古代歷史上有華夏共同體之核心地區，有叛服不常的羈縻地區，也有遠道而至的朝貢之國，正如費正清（John Fairbank）所說的，大體上是三個同心圓。圓心是「王畿」，外面第一圈相當於《國語·周語》所謂「天下五服」制度的「甸服」、「侯服」，這是歷史上的之「內」；第二圈則是「綏服」與「要服」，這是「內」與「外」的過渡帶，也是中外之間的緩衝區，它可以納入版圖成為「」，也可以脫離控制成為「外國」；第三圈就是古人所謂「荒服」，這對於歷史來說就是「外」，古人所說的「南蠻北狄西戎東夷」都可以算在內，還可以包括鞭長莫及的更遙遠的外國。漢代初期成書的《禮記·王制》曾說，「、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不能指望他們從蠻夷成為華夏。因此，討論「」與「周邊」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觀察和理解內、外之間的第二圈。用古人的話說，他們介於華夷之間，可以「綏」可以「要」可以「羈縻」，他們有時是「蠻夷猾夏」，有時也「叛服不常」，但古代大一統中華帝國的理想，最終是要把它們從「外國」變成「」。

不過，這些在所謂「華夏」看來「非我族類」的「蠻夷」，雖然在現在的地理觀念中，好像它們指的是滿蒙回藏鮮倭等「周邊」，其實，在古代它們往往就在「肘腋之間」。《詩經·小雅·南有嘉魚之什》中所謂「蠢爾蠻荊，大邦為讎」，《史記·楚世家》中熊渠所說「我蠻夷也，不與之號謚」，以及後世文獻中的「濮」、「溪」、「洞」、「蠻」等等，其實說的就是荊楚和圍繞荊楚之周邊的諸蠻百夷，在古人（主要是古代漢族人）看來，這些「荊、交之區」、「巴、庸之外」並非「」，這些族群也「非我族類」，《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傳》中說他們「服叛難常，威澤時曠」，一旦被征服，「則緩耳雕腳之倫，獸居鳥語之類，莫不舉種盡落，回面而請吏」，如果一旦衰落，他們又會反叛擾邊，所以根本不應當把他們算在「禹域之內」。但是，在現在看來，他們就是南方族群，按照現代的國界，他們就在華夏域內。

這些空間和族群，在歷史上的歸屬相當複雜。為了使論證更簡明，請允許我引用2015年的一次演講。在這一演講中，我曾以梁元帝《職貢圖》為例討論六世紀（準確地說是526–539年前後）南朝梁代的官方與士大夫對「天下」、「」和「周邊」的認知。梁元帝所繪《職貢圖》呈現了那個時代上層人士的「國際」知識，這些知識可以映證《宋書》、《梁書》和《南史》等正史文獻。在《職貢圖》所繪諸國之中，有滑（在今新疆車師）、波斯（今伊朗）、百濟（今韓國）、龜茲（在今新疆庫車）、倭（今日本）、宕昌（今甘肅南部，羌人）、狼牙修（今馬來半島西岸之Lankasuka）、鄧至（甘南川北，羌人）、周古柯（在今新疆）、呵拔檀（在今塔吉克境內）、胡蜜丹（在今新疆）、白題（匈奴種，在西域更西，今阿富汗靠近伊朗）、末（在今土庫曼）、高句麗（今韓國）、于闐（在今新疆）、新羅（今韓國）、渴盤陀（在今新疆塔什干）、武興藩（在秦嶺西）、高昌（在今新疆）、天門蠻（在今湖南西部，有人說是土家族的祖先）、建平蠻（今四川巫山一帶）、臨江蠻（今湖北一帶），還有中天竺、北天竺（今印度）和獅子國（今斯里蘭卡）。可以注意的是，這二十五國中，如果按照現代版圖來看，即使不算位於如今新疆地區的西域諸國，宕昌、鄧至、武興藩、天門蠻、建平蠻、臨江蠻這六處，不僅都在現代國境之內，甚至也在古代秦漢所設郡縣範圍之內，但是在那個時候，人們心目中它們卻是「朝貢之邦」，所以才會被畫入「職貢圖」。

有趣的是，在《職貢圖》中，觀念的異邦卻不包括北方的鮮卑魏。儘管當時南北分治，你把我叫做「島夷」，我把你叫做「索虜」，但彷彿還是「一個，各自表述」。顯然，在當時南朝梁代君臣士大夫心目中，北魏、南梁確實是「南北朝」，當然也是敵國。儘管事實上是「兩個，一邊一國」，但問題只是誰才是政治的與文化的正統而已。從北方南下入主中原的鮮卑王朝，不僅要爭奪「」之名，而且也試圖接過「」之實，《魏書·禮志》中有一些記載很有意思，北魏不僅用秦漢帝國傳統的立壇祭天之儀、南郊祭祀五帝日月星辰，也用秦漢帝國之祖廟制度、五嶽祭祀，並且「采漢魏故事，撰祭服冠履牲牢之具、罍洗簠簋俎豆之器」。北魏最重要的文化政策制定者叫高閭，他曾經說，「居尊據極，允應明命者，莫不以中原為正統，神州為帝宅」，秦漢奠定的這個「」，已然成為帝國神聖性的依據和臣民歸屬感的基礎。所以，南北方都要自稱自命正統，就是從外而內的異族，一旦進入「」，就不覺得自己是「蠻夷戎狄」，卻把更遠的異族視為「蠻夷戎狄」。《魏書》卷五十四〈高閭傳〉就記載高閭給拓跋氏鮮卑皇帝上疏，其中居然說「北狄悍愚，同於禽獸」、「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應該「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御北虜」。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南齊書》卷五十八〈東南夷〉中記載，南齊顏幼明到北魏出使，對於北魏在儀禮中把南齊與朝貢屬國高麗並置相當不滿，顏幼明對北魏皇帝以及負責外交禮儀的主客郎中抗議說，「我等銜命上華，來造卿國，所為抗敵，在乎一魏。自餘外夷，理不得望我鑣塵。況東夷小貊，臣屬朝廷，今日乃敢與我躡踵」。這說明在這一點上，北方之魏與南方之齊，倒是不約而同自期「」，而把高句麗、百濟、勿吉、契丹、氐、宕昌、鄧至、蠻、獠、西域、蠕蠕、林邑、扶南、倭國等，列在過去記載「周邊」的「蠻夷」部分，算是朝貢之國。

雖然並不總是「統一」，但如果從「統合」角度看，人們還是覺得秦漢所奠定的那個範圍內才是「」。在西北方向，地處嘉峪關內今陝甘寧等地的河南、宕昌、鄧至、武興，仍被排在高句麗、百濟、新羅、倭國、扶桑之後，列入「夷貊」；西南方向，在今天並非「邊疆」已是「內地」的川黔鄂湘，當時也還是「周邊」，荊州、雍州、豫州之蠻人，也還是被叫做「蠢爾蠻荊，大邦為讎」，與西域高昌、滑國、龜茲諸國同列一傳。顯然，這就是當時人對於「禹域」、「華夏」或「」的共識，當時政治疆域雖然拓展，而對周邊之文化、族群卻尚未「統合」。周一良（1913–2001）曾指出，南豫州、郢州、湘州、荊州、司州、雍州的「蠻」，湘廣的「俚」、江州、潯陽、南昌、武陵的「溪」、荊州、梁州、益州的「僚」和揚州的「山越」，都未必成為華夏之人，還要有軍事征服和大量殖民，才能使這些地方逐漸成為「」。譚其驤（1911–1992）也曾專門寫〈湖南人的由來〉和〈近代湖南人中之蠻族血統〉指出「湖南地在古為苗、蠻所居，本非漢家之故國。依理除苗、蠻外，自無所謂土著；凡是漢人，莫非他處所徙移而來者」。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中古時期，特別是東晉之後「華夏民族之第一次大南徙」，正由於漢族人大量殖民，因此湖南漸漸「統合」成為「」之內，所以從「隋之開國至於唐開元」，一直沒有蠻亂的記載，譚其驤猜測，在這個時代，那裡的蠻族「已皆歸化為王民乎」。

1914年，日本學者桑原隲蔵（1871–1931）曾經提出一個說法，說「歷史從某一方面來看，可以說是漢族文化南進的歷史」。他認為，魏晉以後一千年「正是文化中心移動的過渡期，這一過渡期開啟的關鍵就是晉室南渡」。其實可以補充的是，這同時也是北方異族不斷南下的時代，甚至整個史大趨勢，也都可以說，就是異族從北方南下，融入漢族，漢族本身，也逐漸胡化；漢族從中原南下，將南方漢化，漢族本身，也逐漸蠻化。也就是說，隨著戰爭、移民和開發，巴菲爾德（_omas J. Bar_eld）所說的北方匈奴、鮮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等異族一波一波地南下，漢族的政治-文化核心區域漸漸「胡化」，而原來北方的漢族又一波又一波地南下，中古時期就在南方設置郡縣，甚至在異族地區設置特殊的左郡左縣、獠郡、俚郡，這使得南方原本百越荊蠻洞溪區域漸漸「漢化」。除了晉室南渡之外，唐代安史之亂、北宋靖康之變也引起人口與文化的南遷，明清的移民更導致漢族政治文化區域之擴大，正如移民史研究者所說，「西晉末永嘉年間（307–312）開始，唐代安史之亂（755 年）后和北宋靖康之亂（1126年）后的三次人口南遷都有100萬以上至數百萬的規模，明朝初年的大移民涉及的人口更多」，明代的大量移民和明清的改土歸流，更使得原本百越荊蠻溪洞所在的地區，漸漸從「外」而「內」，成為「」。

當然，古代的歷史太長，疆域變化也極為複雜，這裡無法一一細說。我想，需要指出的是以下三點：

第一，「」作為政治-文化核心區域，從秦漢奠基之後就大體穩定並延續，但是它並不一定是固定的政治王朝，有時候它是天下帝國的核心區域（如秦漢隋唐），有時候它橫跨分裂的若干帝國（如南北朝），有時候它與收縮的帝國重迭，或者幾乎就是帝國（如宋明），有時候它與異族王朝的疆域並不重迭卻是帝國核心區域具有政治-文化認同意識的共同體（如蒙元、滿清）。

第二，歷代王朝之疆域，會隨著戰爭與移民而變化，但無論帝國疆域如何變化，這一「」始終存在，換句話說就是，即使沒有統一帝國，但「」卻始終存在。儘管它曾「胡化」與「漢化」交錯，既有北方的漢族胡化和胡族漢化，也有南方的蠻族漢化與漢族蠻化，但是「」這個政治-文化共同體，在這種歷史變遷中，仍然維繫了它的基本特性，並從中心向周邊擴大。

第三，以政治控制、族群生活、制度趨同三個指標來看，古代之擴大，是一個不斷征服、移民和併入的過程。首先是政治控制，隨著王朝軍事征服，也就是「命將出師，恣行誅討」，往往最先使其成為帝國疆域；其次是族群的生活空間，隨著移民（或者殖民）的日益加速度，越來越多的區域也漸漸「漢化」而成為「」；但最後則是制度趨同和文化認同，這也許要到各個原本自治的夷狄蠻戎區域，最終如明清之改土歸流或如日本之撤藩置縣，才使得這個地區改變了文化與生活方式，這才算真正成為「」。

（節選自葛兆光著，《歷史的內於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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