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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惑|葛兆光談何為「中國」

解惑|葛兆光談何為「中國」

葛兆光談何為「」

文/葛兆光

雖然古話說「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似乎「華」、「夷」之間早有清晰的界線,但在疆域上其實並不像「楚河漢界」那樣明確。古代帝國並不像現代國家那樣有清晰的爾疆我界,華夷之間,儘管在觀念和文化上可能分得清楚,但在空間上卻像光譜上漸變的過渡帶一樣很難一刀兩斷,而且常常你進我退經常移動。依照傳統觀念,可以簡單地說,在古代歷史上有華夏共同體之核心地區,有叛服不常的羈縻地區,也有遠道而至的朝貢之國,正如費正清(John Fairbank)所說的,大體上是三個同心圓。圓心是「王畿」,外面第一圈相當於《國語·周語》所謂「天下五服」制度的「甸服」、「侯服」,這是歷史上的之「內」;第二圈則是「綏服」與「要服」,這是「內」與「外」的過渡帶,也是中外之間的緩衝區,它可以納入版圖成為「」,也可以脫離控制成為「外國」;第三圈就是古人所謂「荒服」,這對於歷史來說就是「外」,古人所說的「南蠻北狄西戎東夷」都可以算在內,還可以包括鞭長莫及的更遙遠的外國。漢代初期成書的《禮記·王制》曾說,「、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不能指望他們從蠻夷成為華夏。因此,討論「」與「周邊」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觀察和理解內、外之間的第二圈。用古人的話說,他們介於華夷之間,可以「綏」可以「要」可以「羈縻」,他們有時是「蠻夷猾夏」,有時也「叛服不常」,但古代大一統中華帝國的理想,最終是要把它們從「外國」變成「」。

從《職貢圖》說起:「朝貢之邦」與「神州帝宅」

不過,這些在所謂「華夏」看來「非我族類」的「蠻夷」,雖然在現在的地理觀念中,好像它們指的是滿蒙回藏鮮倭等「周邊」,其實,在古代它們往往就在「肘腋之間」。《詩經·小雅·南有嘉魚之什》中所謂「蠢爾蠻荊,大邦為讎」,《史記·楚世家》中熊渠所說「我蠻夷也,不與之號謚」,以及後世文獻中的「濮」、「溪」、「洞」、「蠻」等等,其實說的就是荊楚和圍繞荊楚之周邊的諸蠻百夷,在古人(主要是古代漢族人)看來,這些「荊、交之區」、「巴、庸之外」並非「」,這些族群也「非我族類」,《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傳》中說他們「服叛難常,威澤時曠」,一旦被征服,「則緩耳雕腳之倫,獸居鳥語之類,莫不舉種盡落,回面而請吏」,如果一旦衰落,他們又會反叛擾邊,所以根本不應當把他們算在「禹域之內」。但是,在現在看來,他們就是南方族群,按照現代的國界,他們就在華夏域內。

這些空間和族群,在歷史上的歸屬相當複雜。為了使論證更簡明,請允許我引用2015年的一次演講。在這一演講中,我曾以梁元帝《職貢圖》為例討論六世紀(準確地說是526–539年前後)南朝梁代的官方與士大夫對「天下」、「」和「周邊」的認知。梁元帝所繪《職貢圖》呈現了那個時代上層人士的「國際」知識,這些知識可以映證《宋書》、《梁書》和《南史》等正史文獻。在《職貢圖》所繪諸國之中,有滑(在今新疆車師)、波斯(今伊朗)、百濟(今韓國)、龜茲(在今新疆庫車)、倭(今日本)、宕昌(今甘肅南部,羌人)、狼牙修(今馬來半島西岸之Lankasuka)、鄧至(甘南川北,羌人)、周古柯(在今新疆)、呵拔檀(在今塔吉克境內)、胡蜜丹(在今新疆)、白題(匈奴種,在西域更西,今阿富汗靠近伊朗)、末(在今土庫曼)、高句麗(今韓國)、于闐(在今新疆)、新羅(今韓國)、渴盤陀(在今新疆塔什干)、武興藩(在秦嶺西)、高昌(在今新疆)、天門蠻(在今湖南西部,有人說是土家族的祖先)、建平蠻(今四川巫山一帶)、臨江蠻(今湖北一帶),還有中天竺、北天竺(今印度)和獅子國(今斯里蘭卡)。可以注意的是,這二十五國中,如果按照現代版圖來看,即使不算位於如今新疆地區的西域諸國,宕昌、鄧至、武興藩、天門蠻、建平蠻、臨江蠻這六處,不僅都在現代國境之內,甚至也在古代秦漢所設郡縣範圍之內,但是在那個時候,人們心目中它們卻是「朝貢之邦」,所以才會被畫入「職貢圖」。

有趣的是,在《職貢圖》中,觀念的異邦卻不包括北方的鮮卑魏。儘管當時南北分治,你把我叫做「島夷」,我把你叫做「索虜」,但彷彿還是「一個,各自表述」。顯然,在當時南朝梁代君臣士大夫心目中,北魏、南梁確實是「南北朝」,當然也是敵國。儘管事實上是「兩個,一邊一國」,但問題只是誰才是政治的與文化的正統而已。從北方南下入主中原的鮮卑王朝,不僅要爭奪「」之名,而且也試圖接過「」之實,《魏書·禮志》中有一些記載很有意思,北魏不僅用秦漢帝國傳統的立壇祭天之儀、南郊祭祀五帝日月星辰,也用秦漢帝國之祖廟制度、五嶽祭祀,並且「采漢魏故事,撰祭服冠履牲牢之具、罍洗簠簋俎豆之器」。北魏最重要的文化政策制定者叫高閭,他曾經說,「居尊據極,允應明命者,莫不以中原為正統,神州為帝宅」,秦漢奠定的這個「」,已然成為帝國神聖性的依據和臣民歸屬感的基礎。所以,南北方都要自稱自命正統,就是從外而內的異族,一旦進入「」,就不覺得自己是「蠻夷戎狄」,卻把更遠的異族視為「蠻夷戎狄」。《魏書》卷五十四〈高閭傳〉就記載高閭給拓跋氏鮮卑皇帝上疏,其中居然說「北狄悍愚,同於禽獸」、「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應該「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御北虜」。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南齊書》卷五十八〈東南夷〉中記載,南齊顏幼明到北魏出使,對於北魏在儀禮中把南齊與朝貢屬國高麗並置相當不滿,顏幼明對北魏皇帝以及負責外交禮儀的主客郎中抗議說,「我等銜命上華,來造卿國,所為抗敵,在乎一魏。自餘外夷,理不得望我鑣塵。況東夷小貊,臣屬朝廷,今日乃敢與我躡踵」。這說明在這一點上,北方之魏與南方之齊,倒是不約而同自期「」,而把高句麗、百濟、勿吉、契丹、氐、宕昌、鄧至、蠻、獠、西域、蠕蠕、林邑、扶南、倭國等,列在過去記載「周邊」的「蠻夷」部分,算是朝貢之國。

「胡化」與「漢化」:帝國向南再向南

雖然並不總是「統一」,但如果從「統合」角度看,人們還是覺得秦漢所奠定的那個範圍內才是「」。在西北方向,地處嘉峪關內今陝甘寧等地的河南、宕昌、鄧至、武興,仍被排在高句麗、百濟、新羅、倭國、扶桑之後,列入「夷貊」;西南方向,在今天並非「邊疆」已是「內地」的川黔鄂湘,當時也還是「周邊」,荊州、雍州、豫州之蠻人,也還是被叫做「蠢爾蠻荊,大邦為讎」,與西域高昌、滑國、龜茲諸國同列一傳。顯然,這就是當時人對於「禹域」、「華夏」或「」的共識,當時政治疆域雖然拓展,而對周邊之文化、族群卻尚未「統合」。周一良(1913–2001)曾指出,南豫州、郢州、湘州、荊州、司州、雍州的「蠻」,湘廣的「俚」、江州、潯陽、南昌、武陵的「溪」、荊州、梁州、益州的「僚」和揚州的「山越」,都未必成為華夏之人,還要有軍事征服和大量殖民,才能使這些地方逐漸成為「」。譚其驤(1911–1992)也曾專門寫〈湖南人的由來〉和〈近代湖南人中之蠻族血統〉指出「湖南地在古為苗、蠻所居,本非漢家之故國。依理除苗、蠻外,自無所謂土著;凡是漢人,莫非他處所徙移而來者」。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中古時期,特別是東晉之後「華夏民族之第一次大南徙」,正由於漢族人大量殖民,因此湖南漸漸「統合」成為「」之內,所以從「隋之開國至於唐開元」,一直沒有蠻亂的記載,譚其驤猜測,在這個時代,那裡的蠻族「已皆歸化為王民乎」。

1914年,日本學者桑原隲蔵(1871–1931)曾經提出一個說法,說「歷史從某一方面來看,可以說是漢族文化南進的歷史」。他認為,魏晉以後一千年「正是文化中心移動的過渡期,這一過渡期開啟的關鍵就是晉室南渡」。其實可以補充的是,這同時也是北方異族不斷南下的時代,甚至整個史大趨勢,也都可以說,就是異族從北方南下,融入漢族,漢族本身,也逐漸胡化;漢族從中原南下,將南方漢化,漢族本身,也逐漸蠻化。也就是說,隨著戰爭、移民和開發,巴菲爾德(_omas J. Bar_eld)所說的北方匈奴、鮮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等異族一波一波地南下,漢族的政治-文化核心區域漸漸「胡化」,而原來北方的漢族又一波又一波地南下,中古時期就在南方設置郡縣,甚至在異族地區設置特殊的左郡左縣、獠郡、俚郡,這使得南方原本百越荊蠻洞溪區域漸漸「漢化」。除了晉室南渡之外,唐代安史之亂、北宋靖康之變也引起人口與文化的南遷,明清的移民更導致漢族政治文化區域之擴大,正如移民史研究者所說,「西晉末永嘉年間(307–312)開始,唐代安史之亂(755 年)后和北宋靖康之亂(1126年)后的三次人口南遷都有100萬以上至數百萬的規模,明朝初年的大移民涉及的人口更多」,明代的大量移民和明清的改土歸流,更使得原本百越荊蠻溪洞所在的地區,漸漸從「外」而「內」,成為「」。

當然,古代的歷史太長,疆域變化也極為複雜,這裡無法一一細說。我想,需要指出的是以下三點:

第一,「」作為政治-文化核心區域,從秦漢奠基之後就大體穩定並延續,但是它並不一定是固定的政治王朝,有時候它是天下帝國的核心區域(如秦漢隋唐),有時候它橫跨分裂的若干帝國(如南北朝),有時候它與收縮的帝國重迭,或者幾乎就是帝國(如宋明),有時候它與異族王朝的疆域並不重迭卻是帝國核心區域具有政治-文化認同意識的共同體(如蒙元、滿清)。

第二,歷代王朝之疆域,會隨著戰爭與移民而變化,但無論帝國疆域如何變化,這一「」始終存在,換句話說就是,即使沒有統一帝國,但「」卻始終存在。儘管它曾「胡化」與「漢化」交錯,既有北方的漢族胡化和胡族漢化,也有南方的蠻族漢化與漢族蠻化,但是「」這個政治-文化共同體,在這種歷史變遷中,仍然維繫了它的基本特性,並從中心向周邊擴大。

第三,以政治控制、族群生活、制度趨同三個指標來看,古代之擴大,是一個不斷征服、移民和併入的過程。首先是政治控制,隨著王朝軍事征服,也就是「命將出師,恣行誅討」,往往最先使其成為帝國疆域;其次是族群的生活空間,隨著移民(或者殖民)的日益加速度,越來越多的區域也漸漸「漢化」而成為「」;但最後則是制度趨同和文化認同,這也許要到各個原本自治的夷狄蠻戎區域,最終如明清之改土歸流或如日本之撤藩置縣,才使得這個地區改變了文化與生活方式,這才算真正成為「」。

(節選自葛兆光著,《歷史的內於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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