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學人看晚清：讀《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

*《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書影

●伍國，美國阿勒根尼自由文理學院（Allegheny College）歷史系副教授。

• 應該說傳統的，介於獨立主權國家之間的現代外交和宗主國/殖民地之間的「朝供體系」本身也造成了中朝關係的含混。李是個實幹家,並非理論家,他對現代國際關係和傳統朝供體系之間的區別認識是膚淺的。

• 在一個更大的背景下看，在當時弱小的改革派和強大的守舊勢力之間，是位於權力頂端的滿族皇帝和貴族集團。這部分人為了自身的統治利益，在兩派間操縱平衡，使得深入和大規模的改革更無可能。

• 甲午戰敗的三大影響:1、康有為改革運動的興起；2、孫中山革命的初起；3、落後的淮軍被擊潰后新軍的興起。

歷史學家石泉教授由陳寅恪指導，於1948年完成碩士論文《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此書1997年由三聯書店出版。由於其史料之甄別，事實之澄清，觀點之提煉均由陳寅恪把關，是陳寅恪生平指導的唯一一部關於近代史的論著。陳寅恪對石泉說，他自己不能做晚清史方面的研究，因為「認真作，容易動感情。」

《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為了解民國學人如何看晚清提供了一個極好例證。本書立論可以說是公允持平的，絕非1949年以後某些貼標籤，扣帽子的「研究」(例如「賣國賊」和似是而非的概念「資產階級改良主義」之類)可比。看作者在浩繁的史料中如何分析最關鍵的人物和勢力消長，即可見作者的史材。

*石泉教授

首先，作者對李鴻章基本持同情的理解態度。作者認為，李鴻章對軍事現代化和自強作出了極大貢獻，而且頭腦清醒，「深知實力之決不能敵外人。」應該說，這種清醒的判斷，是李鴻章奉行主和政策的思想基礎，但也恰恰是當時人攻擊他，後世認為他投降賣國的關鍵所在。的確，李鴻章的困境在於，他是一個實幹的人，在晚清現代軍事，工業化和外交三個方面，他所作出的貢獻無人能及，而正因他深於實務，才更清楚地意識到的體制痼疾，而攻擊他的清流，並不涉足實際，只知放言空論。因此，作者說李鴻章是非常孤獨的。

其次，作者對於當時時而批評改革，時而盲目主戰的「清議」派較為反感，並且認為，守舊勢力對改革派官員橫加阻礙，對一切洋務事業批評和抵制，是李鴻章不能實現理想的重要原因。作者對翁同龢的評價也較低。翁為清流士大夫之首，1886年起任戶部尚書，在海防所需的撥款方面，並無同情贊助。作者認為，籌款是守舊勢力牽制洋務運動的重要手段。當然，關於這一點，當代甲午戰爭專家戚其章在其近年的著作《晚清史治要》中根據後來發現的翁同龢史料提出了質疑，認為翁同龢和李鴻章的矛盾被時人和後人誇大，另外，1）翁同龢任戶部尚書是在海軍衙門成立（1885）之後，海軍經費也單列並不歸翁同龢管；2）翁同翁同龢再有權力也擋不住慈禧大肆揮霍。其實，溥儀在《我的前半生》里已經說過，他的祖父醇親王奕譞「負責建設海軍的時候（那位著名的李鴻章，是會辦大臣），為了讓太後有個玩的地方，便將海軍經費挪出來修建頤和園。」

作者認為，李鴻章的缺點主要在認知和判斷上。一方面他對的實力和弊病有遠比他人清醒的認識，但另一方面，卻對日本的野心大大低估，因為李不相信日本敢於對發動戰爭，導致其外交上過於強硬，不肯轉圜，軍事上卻準備不足。從作者所引用的一些材料看，當時的清流派對李鴻章的批評也有正確的一面，就是當面臨日本公然侵犯在屬國朝鮮的利益時，過於依賴英俄調停。但強硬主戰派的錯誤，則也在於過於輕視日本的實力：「即使開戰，日人遠非西洋各國之比，並不足懼…」戚其章在《晚清史治要》中也指出了李的重大失誤：軍事上過於保守，但外交上過於強硬, 而其強硬的背後，又是對西方干預中日糾紛的過度依賴: 「太過於依賴外援」。梁啟超則早在《李鴻章傳》中就已經對李鴻章的一系列誤判提出批評：「李鴻章誠有不能辭其疚者」。梁啟超認為，李鴻章鼓勵朝鮮自主和各國締約，以抵消日本的獨佔傾向, 事實上造成了朝鮮的獨立狀態，但另一方面又派兵干涉朝鮮內亂，給日本人製造了口實。

這裡，應該說傳統的，介於獨立主權國家之間的現代外交和宗主國/殖民地之間的「朝供體系」本身也造成了中朝關係的含混。李是個實幹家,並非理論家,他對現代國際關係和傳統朝供體系之間的區別認識是膚淺的。梁啟超引用了美國外交官當時對李鴻章的評價：「鴻章之政治見解，則更尋常無足取。彼允朝鮮與外人結約通商而又稱為屬邦，即是證明。」

在一個更大的背景下看，在當時弱小的改革派和強大的守舊勢力之間，是位於權力頂端的滿族皇帝和貴族集團。這部分人為了自身的統治利益，在兩派間操縱平衡，使得深入和大規模的改革更無可能。很顯然，存在的強大的保守勢力和異族統治集團的自保自利心態，是晚清改革和舉國齊心協力的日本明治維新的重要區別。作者指出，李鴻章始終進入不了權力核心。其實，這一點也是公正評價李鴻章，認識其局限性的一個重要前提。的確，在清朝皇室的眼裡，正像《我的前半生》里不經意表露的那樣：「那位著名」的李鴻章其實不過是個被放在括弧里的小角色。

*李鴻章

中日之間，戰和兩端，殊難決斷，光緒帝其時受翁同龢影響甚深，決心開戰，但執行中，卻是和戰并行，期望以軍隊入韓迫使日本「悔禍」而談判，則不戰而屈人之兵，但當時上下可能都低估了日本人志在必得的野心及瘋狂，也高估了自己的實力。「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前提是己方有壓倒性的優勢，這是當時實際上並不具備的，連李鴻章本人對北洋艦隊的實力都無把握。但另一方面，連在華的西方人也都一度相信，有把握取勝。這些混亂和矛盾的評估，根本原因仍在於，不論是人還是西方人，當時對日本的真正實力都不夠了解。至於海陸兩軍，內部派系紛爭牽制，武備疏忽，將領怯懦自私，或專業不精，已經無須再重複。作者的確感到對李鴻章難以苛責：最上層打自己的算盤，中間的主戰派其實並無見識，下屬的將領自私攬權而且無能，李鴻章是無力回天的。

作者指出，甲午戰敗后，李鴻章的淮軍被擊潰，聲名掃地。此時復出主持對日外交的，實為恭親王，而此人正是一個鐵杆主和派。在恭親王主持下，李鴻章被起用來參與對日交涉，不過因為他長期辦理外交，既有經驗又有國際聲望。把和議的責任推到李鴻章一個人頭上，肯定是不公正的，因為這是西太后的既定方針。主戰派雖然反對和議，抨擊李鴻章，但是對於如何進一步防禦，阻止日軍直搗北京，卻拿不出實際的辦法。歸根結底，還是實力太差。在這種實力懸殊的情形下，所謂主戰也不過是一種姿態，雖然咋咋呼呼，熱鬧好看，卻並沒有真正的作用。

當時日本人在脅迫的諸條款中，最看重的就是割讓台灣。則群情激憤，都反對放棄台灣。李鴻章自知割地事大，上奏明言：「割地之說，不敢承擔」，又說，「割地不可行，議不成，則歸爾！」皆載於翁同龢日記，可見李鴻章的真實態度。堅持割地的人，是恭親王重用的大臣孫毓汶。當時的一個困境是，北京的地理位置距離朝鮮半島太近，真要抵抗，必須遷都，但遷都城涉及國家體制，無人敢言，即使抵抗，也無可用之兵。對驕橫的日本人來說，清政府已經成為任人宰割的魚肉，如果不滿足日人所提的條件，則立即進兵攻佔北京。在這種情況下，割讓台灣滿足日本成為清廷自保，斷尾求生的唯一途徑。所謂「宗社為重，邊徼為輕」，言下之意就是最上層統治集團保命要緊，而本身就不在決策核心的李鴻章能有多少責任? 他既不是宗社成員，不過是個高級幫辦，賣哪門子國? 但這事偏要他來辦。事實上，李鴻章聽說自己被授予全權去割讓領土，簡直嚇了個半死：「聞命之餘，曷勝悚懼！」

1895年4月21日，李鴻章從日本馬關轉來日方把賠償三億兩白銀減為二億兩的條款，光緒皇帝終於複電接受。不知何故，石泉先生沒有提及3月24日下午李鴻章被刺這件戲劇性的事情。1895年5月21日，光緒皇帝正式下詔，宣布接受對日和約，並希望得到天下臣民的「共諒」。公告強調京師為宗社攸關之地，言下之意還是為了保北京，迫不得已必須犧牲台灣。公告還提到，連日「海嘯成災，沿海防營，多被沖沒」。天津海嘯波及北京，一時間天氣驟變，凄風苦雨，連電報都中斷了。

*馬關條約原本，現藏於台北故宮

整個割地決策其實都由西太后遙制，但形式上，則是由大臣建議，「親政」的光緒批准。作者指出，西太后故意把割地責任轉嫁光緒，自己撇清責任，「其自謀可謂巧矣」！但是，作者也看出，在上文光緒頒發的硃諭中，也有「曲筆」表達處境之難。我猜這曲筆可能包括「二十年來慈闈頤養，備極尊崇，設一朝徒防禦有驚，則藐躬何堪自問？」一句，意思是，再和日本人斗下去，萬一日本人打進北京，驚動了老太后，情何以堪？說穿了就是：你慈禧想把這事栽在我頭上讓我頂缸，我可不幹。後世一定要追責的話，請諸位明鑒今日割地求和是因為誰! 這句看似孝心感動的「曲筆」也算是歷史上皇家版的「高級黑」了。

石泉對慈禧太后的看法是：「才力足以駕馭群下於一時，而學識則遠不能相副」，但是對此也有充分體諒，不去把她批到批臭：「蓋己身為女主，受當時環境之影響，自幼無由得充分之教養所致也。」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知識結構有明顯缺陷。這裡的「才力」一詞其實還太客氣，說穿了就是「手腕」而已。2013年，英籍華人女作家張戎推出英文慈禧太後傳，秉承其自《毛澤東：不為人知的故事》以來非黑即白，偏激悖謬的風格，把慈禧太后塑造成高瞻遠矚，忍辱負重，完美無缺的「giant」，精心謀划現代化的奠基人和偉大旗手，竟還贏得某些美國學人追捧，實在是匪夷所思。

1895年6月2日，李鴻章之子李經方赴台交割，在淡水遭抵抗力量攻擊，遂在基隆會晤日本接管人員，當晚簽約，正式交割台灣。

2014年我訪問台灣時，聽台北「總統府」義工導遊以一幅圖畫介紹說李經方當時乘坐小船登上日本軍艦，交給日人一張無台灣的地圖，然後離開，看來不準確，是哄遊客玩兒的說辭。李經方的確上了日艦，但目的是去基隆正式交割，不是上去一趟送個新地圖那麼草率。

此後三年，光緒皇帝卧薪嘗膽，開始追求改革，西太后貪圖享受，於改革仍然隔膜，士大夫中翁同龢影響最大，可惜思想老化，對改革並無具體辦法，不過致力調解帝后之衝突而已。至於後起之康有為，因其狂悖，被恭親王和翁同龢雙重壓制。

最後，石泉列出甲午戰敗的三大影響:1、康有為改革運動的興起；2、孫中山革命的初起；3、落後的淮軍被擊潰后新軍的興起。他對康有為的維新活動的評價也堪稱公允。一方面，他承認「百日維新，看似如火如荼，實皆紙上文章」，但卻承認康梁的社會活動，如辦報，興辦學會，對當時知識分子起了極大思想啟蒙作用。即是說，康梁作為活動家和啟蒙知識分子搞政治是不及格，但思想文化上的長遠貢獻必須肯定。我想，書生作為書生的獨特，恰恰就在於他們的成敗不在一時一事，而往往是要在歷史的長時段中來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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