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講座 | 方納：逃奴、地下鐵路以及美國內戰的來臨

導言

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誠然，我們心目中的英雄便因一種英雄主義的歷史敘事而獲得永生，但作為歷史學家，方納教授則繼續追問：在逃奴和地下鐵路的故事中，誰是我們的英雄？是那些成功逃離奴隸制並在美國北部和加拿大尋求自由的奴隸們，還是那些幫助南部奴隸擺脫奴役的廢奴主義者們，抑或兼而有之？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方納教授帶領我們穿梭於錯綜複雜的美國歷史之中，並最終描繪了一幅追求自由和平等的英雄群像——無論種族、性別、宗教信仰，逃奴的歷史鐫刻於美利堅民族的文化記憶之中，也正是逃奴和那些幫助他們逃跑的人以共同的行動將美國推向了內戰爆發的邊緣。

特此感謝北京大學「大學堂」頂尖學者講學計劃邀請著名美國歷史學家、美國國家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美國史講席教授埃里克·方納。

逃奴、地下鐵路以及美國內戰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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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書經過：必然的研究興趣&偶然的機遇

△從左至右：埃里克·方納；王希；汪暉

△埃里克·方納；汪暉

這場三人坐下來真正面對面的會話遲到了十五年，主持人汪暉老師如是說。美國東部，那已記不清是2002年的第幾場雪，只是比以往更大些，三人原計劃在方納教授的辦公室暢談一番，卻因王希老師的「阻於雪」和汪暉老師的「歸鄉在即」而臨時改成了電話會議。在那個沒有視訊通話，沒有微信的年代，那場三人之間輪番進行的電話會談之難度可以想見。對話內容最後在2003年的《讀書》上發表出來，如今看來，那15頁的篇幅承載的是三位老師之間因學術和共同關心的問題而結下的情誼，實屬不易。好在北京是常常「歡迎你」的，好在這裡的春天乾燥而溫暖，三人終於「久別重逢」，有幸成為這一「歷史事件」見證者之一的小編，也為他們感到欣喜。

十五年前的會話因書而起，那時方納教授《美國自由的故事》中譯本剛出，而歷史似乎確實總是相似的，這一次則是因為方納教授的新書《自由之路：地下鐵路「秘史」》中譯本的面世，本次講座即是圍繞這本新書的內容展開的。

△《自由之路 地下鐵路秘史》 埃里克·方納著；焦姣 譯

政法大學出版社

作為歷史研究的「過來人」，方納教授首先分享了《自由之路》的成書經過。他自問自答了關於「如何選擇寫作題目」的問題，也給出了三個似乎意料之外但又在情理之中的答案。在方納教授看來，選擇寫作題目在很多時候是非常偶然的事，有時是別人建議寫一個題目，如之前他寫的關於重建的書；有時是因為對歷史學界的研究現狀感到不滿，例如他關於林肯總統的研究，就是想扭轉當時歷史研究塑造的林肯是實用主義總統的形象；還有時候可能更為偶然，比如《自由之路》，是歷史系學生瑪德琳·萊維斯（Madeline Lewis）在完成關於的西德尼•霍華德•蓋伊（Sydney Howard Gay）的論文時在哥大圖書館發現了蓋伊的日記及其他關於逃奴的歷史記錄，她將這些史料推薦給了方納教授，經過整理和閱讀，方納決定將這些「秘史」公之於眾。方納趣稱，以往的研究都是先「發現問題」，然後著手尋找相關史料，這次則是先「發現了史料」，然後嘗試建立敘事，堪稱偶然中的偶然。

「地下鐵路」指的是發生在美國內戰以前，一種有組織安排的、幫助逃奴擺脫奴隸制的行動。方納指出，關於「地下鐵路」的研究從來不是哪一家的專利，相關歷史解釋隨著時代的變遷而發生著變化。內戰剛結束時湧現出大量與逃奴相關的回憶錄，其中也包含了大量具有史料意義的信息，彼時的回憶錄常常將白人廢奴主義者塑造成英雄，強調這些人在幫助逃奴行動中的重要作用。不久之後，黑人廢奴主義者William Still（被稱為「地下鐵路之父」）寫了一本相關主題的書，書名就叫《地下鐵路》(The Underground Railroad)，書中強調了逃奴自己在逃奴行動中的角色，講述了一個與回憶錄中很不相同的「英雄故事」。1900年左右，俄亥俄州的一位教授寫了第一本關於「地下鐵路」的學術著作，這位教授的研究中涵蓋了大量的歷史細節，彷彿「地下鐵路」確實是一條真實存在的鐵道路線，有乘客、固定的乘務員、車站及時刻表，而方納指出，這實際上是這位教授自己的想象罷了。然而這種想象的感染力本身已超乎想象，人們漸漸接受了這樣一套敘事，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觀念，直到1960年Larry Gara發表了自己的相關研究，先前的幻想才被打破。

方納教授告訴我們，自1960年代以後，圍繞「地下鐵路」展開的研究停滯了三十年，直到最近，人們才重拾興趣。在學術研究停滯不前的同時，「地下鐵路」研究卻引發了公共歷史研究的興趣，一些作家利用相關史料寫小說，情節引人入勝；與「地下鐵路」有關的網站被建立起來，使人們對那段歷史有了直觀的印象。人們對這段歷史的興趣有增無減，對逃奴運動中英雄們的崇拜之情也與日俱增，以致人們想把Harriet Tubman這位女英雄的頭像印上二十美元紙幣，替換掉安德魯·傑克遜總統。公眾對於這段歷史的關注不難理解，內戰的歷史依然在人們的文化記憶之中。然而方納教授指出，「地下鐵路」的歷史代表著美國兩個種族的共同努力，人們的行動帶來了團結的效果。「地下鐵路」的整幅圖畫是一系列的地方網路活動（series of local networks），而不是一種高度組織化的、步調一致的行動，參與者的數量很少，甚至很多沒有留下姓名。正是將這一複雜歷史呈現出來的願望，已經超越最初偶然發現史料的興奮，推動著方納教授完成了如今呈現在我們眼前的這部《自由之路》。

△Harriet Tubman

2

地下鐵路「秘史」

1850年代，紐約有大約五十萬人，但真正幫助逃奴的人屈指可數。而說是「秘史」，倒不是因為「地下鐵路」本身是什麼秘密的事情，方納提醒我們，拋開新書的標題，最讓人震驚的事實是，當時的「地下鐵路」常常存在於光天化日之下。廢奴主義組織在幫助逃亡黑奴一事上壓根不做任何隱瞞——事實上，他們還會製作宣傳手冊、期刊和年度報告大肆宣傳他們的合法或非法的行動。1850年，臭名昭著的《逃奴追緝法案》（Fugitive Slave Act）出台時，紐約治安委員會（New York State Vigilance Committee）公開表示，「以溫暖的雙臂接受苦痛的逃亡者」是他們的職責。傑明·羅格(Jermain W. Loguen)曾在錫拉丘茲（Syracuse）做過奴隸，他在當地刊物上宣布，自己是該城的「地下鐵路特工及負責人」，並舉辦「募捐聚會」籌款，據稱，報紙還會刊載他所幫助過的逃奴數量。很多時候，「地下鐵路」是公開的，非法的，也是危險的——方納指出，自己的書集中關注了紐約地區的情況，與今日紐約表現出的自由開放非常不同，內戰前的紐約與南部州存在密切的經濟聯繫，因而與奴隸制關聯甚密，大部分紐約人當然知道這種聯繫意味著什麼，故而在「地下鐵路」的事情上表現得很消極。

奴隸的反抗在這場「勝利大逃亡」中具有廣泛的重要性，因而我們也不能忽略來自奴隸的反抗行動對內戰爆發產生的影響。方納教授在講座中告訴我們，平均每年有大約1000名奴隸逃跑，在1830至1860年間大約有共計30000人嘗試逃跑，與內戰爆發時四百萬的奴隸總數相比可能算不上什麼大事，但「總有奴隸想逃跑」這一事實使得一種「漂泊狂症」（Drapetomania）在黑奴之間傳播甚廣。由逃奴們傳播的「漂泊狂症」帶來了至少兩方面的後果：其一是駁斥了南方一直試圖營造的奴隸莊園「美好」形象，揭露了奴隸制下黑奴悲慘生活的現實。廢奴運動期間，逃奴數量激增，而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等人的現身說法更是讓自由州的人們警醒起來——如果奴隸制控制了政府，那將威脅到所有人而不僅是奴隸們的安全和自由。其二，逃跑奴隸的反抗也引發了一系列法律後果，核心問題在於南方奴隸制可否延伸到北部，北部是否應當協助歸還逃奴。早在1793年，美國便通過了《逃奴法》，但當時《逃奴法》主要應用於國際問題上，法律授權聯邦政府從其他國家或其殖民地手中要回逃奴，這給人帶來一種印象，即聯邦政府有責任管理與逃奴有關的事情。這樣的印象在1850年代得以加深，南部奴隸主們紛紛來到法院主張自己普通法意義上的取回權（Right of Recapture），希望至少州和聯邦不要阻礙他們尋回逃奴，而州政府認為這是聯邦政府才有權管理的事務，往往在逃奴問題上消極應對，甚至袖手旁觀。這引起了南部州的不滿，它們希望通過新的逃奴法。於是，1850年新的《逃奴法》應運而生，這部法律要求私人為抓捕逃奴提供必要的協助，同時要求對袖手旁觀的官員進行嚴厲處罰，法律將奴隸主尋回奴隸的權利視為一項神聖的憲法權利，這無形中加劇了南北衝突。方納指出，當時南部州的確有許多關於州權的主張，但這不意味著它們相信那樣一套有關州權的理論，而多半是因為當時聯邦政府的確強勢介入了州的立法活動，在這種情形下，它們只能選擇強調州權，但其根本出發點仍是捍衛奴隸制。

再說說關於「地下鐵路」的有組織行動吧。方納教授告訴我們，有組織的幫助逃奴行動直到1830年代才開始，紐約的大部分行動仍是秘密進行的。而到了1835年，紐約出現了與「地下鐵路」對立的行動，一些自由黑人被綁架並賣到南部為奴，如果我們想要更直觀地了解這段歷史，可以去看看電影《為奴十二年》（12 Years of Slave）。綁架和販賣活動變得如此普遍，以致終於有人站出來予以阻止，同時幫助逃奴獲得自由，阻止綁架自由黑人和幫助逃奴獲得自由的行動同時進行著，各個不同城鎮的活動也開始串聯。等到了1840年代，有組織行動卻發生了分裂，方納指出，至少存在波士頓和紐約兩個分支，分支與分支之間互相對立，本書的主人公蓋伊即屬於其中一個分支，與他的黑人助手路易斯·拿破崙（Louis Napoleon）一起工作。等到新的《逃奴法》通過，紐約又成了衝突中心，詹姆斯·哈姆雷特（James Hamlet）成為了第一個因新法而被逮捕的倒霉蛋。當地組織最終通過籌款贖買的方式換取了他的自由，人們還對這一事件大肆慶祝了一番。然而幫助逃奴組織的行為使得紐約當地的商人們警惕起來，因為這些組織常常公然干出違法的事情，也直接或間接地破壞了與南部的貿易，最後，這些商人也只得成立了一些行動組織，與幫助逃奴的組織對著干。

1850年代，紐約有十一名逃奴被抓住並送回了南方，數量不多但足以引起當地逃奴們的恐慌。很多黑人開始逃離紐約，其中一個甚至害怕到想要逃往地球的另一邊。方納教授告訴我們，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的資料顯示，僅1855年和1856年就有超過兩百人逃離了奴隸制，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來自馬里蘭和特拉華，也有一些來自弗吉尼亞；大部分是20歲左右的年輕男人，正是健壯的勞動力；他們來自各行各業，有種植園奴隸、管家、鐵匠等等，足見奴隸制在南部是多麼的普遍；大部分來自小奴隸主家庭，而這些家庭中的奴隸數量本就不多，因而丟失一兩個奴隸對這些家庭來說算得上大事。

當蓋伊問這些奴隸為什麼要逃跑的時候，他們的標準答案是「不想再當奴隸，他們想要自由」，繼續追問的話，大部分人會談到自己曾經受到過的不人道待遇，奴隸主對他們施暴、讓他們忍飢挨餓，場面令人不忍直視；逃跑的第二個原因與親情有關，這些壯勞力擔心自己與家人分開，被賣到更南邊的棉花王國去，因此他們常常是拖家帶口「組團」逃亡。很多逃奴選擇坐船，而儘管違法，船主收錢幫助奴隸逃跑已成為一項收入可觀的生意；也有黑奴坐火車逃跑，藉助買來或從主人那裡偷來的通行證有多遠逃多遠；還有人偷了農場里的馬逃跑。對這些奴隸而言，梅森—迪克森線以南沒有多少「地下鐵路」，因為那太危險了，而穿越梅森—迪克森線的自由之路也非常危險，大部分逃奴會從自由黑人處獲得幫助或建議，等到了賓夕法尼亞，幫忙的人就變得多起來了，有時他們不知道該去找哪個具體的人，但只要說出「請帶我去找一位貴格派」，就像是說了指向自由的通關密語一般。這些逃奴需要快速轉移北上，分秒必爭，幫助者也會給北方的組織者們發電報接洽。在紐約，蓋伊有時會幫忙將逃奴送往錫拉丘茲，因為那裡與紐約很不一樣，有人可以公開表示接納並幫助逃奴，不管違法與否，而他的隔壁就住著當地的警長，也任他「胡作非為」。很快地，逃奴們會被安排送到加拿大，而一到了加拿大，他們就真的自由了。

方納教授告訴我們，蓋伊的相關檔案資料到1866年便結束了。然而有關逃奴、「地下鐵路」的秘史和奴隸解放以至黑人公民爭取權利的故事依然繼續上演。

3

奴隸制之爭最終指向內戰

方納教授告訴我們，第一講問答環節中的一個問題的確引發了他的進一步思考。雖然內戰打響的直接原因不是為了解放奴隸，但奴隸制問題的確導致了內戰，為什麼會這樣？

作為歷史學家，方納教授當然拿出了自己做出論斷的「證據」，他提醒我們留意南方對於北方的指責，如南卡羅來納州公布的退出聯邦宣言第一條就明確指責，是北方州在幫助逃奴。內戰爆發以後，逃奴的數量大幅增加，奴隸們似乎立刻意識到，只要北部的聯邦軍一到來，南部的政治力量就會發生巨大變化，自由指日可待，所以當時有很多奴隸直接跑向聯邦軍隊駐地，而不是去加拿大。聯邦軍也決定不將這些奴隸送回南方去了，這樣的情況很快就反映到林肯總統處，經過確認，這些奴隸便獲得了自由，而隨著1862年3月13日國會通過《禁止歸還奴隸法案》（Act Prohibiting the Return of Slaves），「地下鐵路」似乎也失去了繼續存在的必要。內戰期間，也有很多已經逃到加拿大的奴隸開始返回美國。

諷刺的是，臭名昭著的《逃奴法》依然存在，直到1864年才被徹底廢除。同樣諷刺的是，因為再也沒有「奴隸」，曾經用來捕捉逃奴的同一部《逃奴法》被作為懲罰企圖抓回奴隸的南方前奴隸主們的法律依據，直到1866年國會通過《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保護被解放奴隸的合法權益。

自由之路上的「無名英雄」們過得如何呢？作為「全國反蓄奴規範」（National Anti-Slavery Standard）編輯的西德尼·霍華德·蓋伊（Sydney Howard Gay）出身清教徒名門，娶了貴格會（Quaker）中一位激進而富有的女繼承人，在內戰期間幫助了不下200名逃奴，記者生涯也同樣豐富多彩。而他的助手，路易斯·拿破崙（Louis Napoleon），一個由黑奴與紐約猶太人所生的自由人也在1870年代變得小有名氣，最終在內戰爆發后的第二十年去世。蓋伊與拿破崙通力合作，當一個為出版廢奴宣言籌錢時，另一個則徘徊在紐約碼頭，尋找黑人偷渡客——方納教授告訴我們，像這樣的英雄組合還有很多很多，而他們與那些勇敢逃跑的奴隸一起，是通往自由之路上的真正英雄。

小編有感：

講座開場前半小時，小編「臨時抱佛腳」，在libgen.org上下載了方納教授新書《自由之路》英文版，粗粗翻了簡介和致謝，便立即拜服於教授以小見大的敘事功力，也迫不及待想要跟隨他的講述去了解那段歷史了。突然又想到這本書已經出了中譯本，譯者又是活潑美麗且文字駕馭能力超強的焦姣師姐，想來定是極好的，然後又想到最近亞馬遜的圖書滿減，眼裡心裡真是花開十里呀。

越飄越遠的思緒被講座及時拉回，小編聽得過癮，意猶未盡，希望和讀者們分享自己的三點感受，拋磚引玉，期待大家多多留言，說說自己的「聽后感」：

一切的相遇都是久別重逢。看著講台上暢談甚歡的三位老師，小編真是好羨慕——他們已然超越了學科的界限，因為共同關心的問題而聚在一起，對知識的渴望，對世事的關切，成就了三位學者，也成就了彌足珍貴的友誼。

自由之路的終點鋪滿鮮花，但途中必荊棘密布。聽了「地下鐵路」的故事，小編不禁感嘆，這天底下哪有大風刮來的自由！不管是積極爭取自由的逃奴們，還是幫助逃奴的廢奴主義者們，無不是在這條道路上克服了種種難關，面臨重重考驗。反觀今日，我們總是太輕易地說出「自由」二字，卻也常常忘記這二字背後的、生命不能承載之重。

在這個流於平庸的時代，也許尚存著人人都是英雄的希望。在這一場營救逃奴的行動中，逃奴們是英雄，救助者也是英雄，他們是自由之路上的同道者。如今，一百五十多年過去了，儘管社會中還存在諸多不平等和不自由的現象，他們的子子孫孫終於生活在一起，以自由為傲——共同的記憶已成為這個美利堅民族文化基因的組成部分，永不磨滅。

責任編輯：韓笑

技術編輯、攝影：趙亞琦

特此感謝側記人員：孫競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