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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人物 | 西藏的魔幻與現實

封面人物 | 西藏的魔幻與現實

對於當代文學而言,1985年是重要的一年,文學忽然集中「爆炸」,各種觀念、技巧和變革,都在這一年洶湧而來。對文藝懷有鄉愁的人,會不斷地回望這一年。但是,這一年的一位重要人物,甚至可以說最重要的人物,後來逐漸被淡忘,如今幾乎消失在時代的潮流之外。他就是扎西達娃,魔幻現實主義小說代表人物,西藏當代小說奠基人。

2017年7月,張楊電影《岡仁波齊》意外獲得近一億人民幣票房,對於一部藝術電影來說,可謂奇迹。人們再次把目光集中到藏地和藏人,討論他們的現實和精神世界。與《岡仁波齊》套拍的電影《皮繩上的魂》根據扎西達娃小說《西藏,系在皮繩結上的魂》和《去拉薩的路上》改編,扎西達娃本人擔綱編劇。

扎西達娃安靜地生活在遠離塵囂的地方。他已經很多年沒跟媒體打過交道,這次在西藏接受本刊獨家專訪,是他接受過的時間最長的採訪。我們希望在無數眼睛凝望西藏的此刻,以他作為嚮導,將藏地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打通,在一個既魔幻又現實的高地,看見有著獨特世界觀、不以物慾為最高原則的藏族民眾,也看見我們自己。

本刊編輯部

他在 《西藏,系在皮繩結上的魂》 里虛構了一個叫帕布乃岡山區的地方。那裡有直升機作為交通工具,地面衛星接收站可以播放5個頻道的節目。這是1985年想象的未來。「現在電視頻道幾百個,比那時想象的多多了。」在小說里,過去、現在和未來是同時出現的,過去也是現在,現在也是未來。

「扎西達娃出現在歷史的拐彎處,一些重要的變革顯見得是從他開始的,他是1985年最優秀的作家。因而也就是當代小說藝術轉折時期最重要和最富貢獻的作家。儘管他差不多『封筆』多年,但我們在回溯當代小說及其美學演變的歷史時,還是要為他公正地記上這重要的一筆。」

——北師大教授張清華

《皮繩上的魂》劇照

《皮繩上的魂》導演張楊給演員講戲

青稞

餐桌上的人在談話的時候,彷彿有風吹過青稞地的聲音,此起彼伏。這是拉薩一家飯店的餐廳。作家扎西達娃坐在正對餐廳入口的位置,他的旁邊是導演張楊。周圍的人大多穿著外套,扎西達娃穿短袖T恤,像是夏天來西藏度假的不知溫差的遊客。張楊戴寬檐帽,留長發,倒像是藏族人。扎西達娃面前放著的是紅酒,張楊的是啤酒。張楊抽著煙,扎西達娃聽他說話。他們在說一部構想中的電影,電影里會有大片的青稞,風從撒了抹茶粉一樣的山上吹過來,青稞在風裡搖擺……風忽然停下來,青稞停止了搖擺,因為有人拿著酒杯過來敬酒了。酒席上,扎西達娃和張揚,或者和別的人,很難有完整的談話,他們被裝著各種酒的酒杯打斷。

兩個小時前,電影《皮繩上的魂》在拉薩點映。參與其中的人士在拉薩這間寬敞的餐廳里吃晚飯。作為電影的原作者和編劇,扎西達娃並不喜歡拋頭露面,許多演員都是第一次見到他。包括在電影里演作家的藏族演員扎西敦珠。電影里的作家可視為扎西達娃的化身。扎西頓珠上來和扎西達娃合影,讓人感覺有些魔幻——一個虛構的形象從作品里走出來,找到了現實中的真身。喝了點酒,這種感覺尤其強烈。演員們坐在周圍,你彷彿坐在電影中。到底哪個是虛構的呢?我們以為的現實世界,是不是出自我們的虛構?這是扎西達娃所探討的文學和現實的關係——一個魔幻現實主義的世界。

西藏也許和拉美的魔幻現實主義接近。拉美是熱帶叢林,一種炎熱、潮濕的氣息,西藏給人的感覺是乾燥、寒冷、空曠、寂靜,好像空氣中遍布著各種生靈。西藏還有難得的條件——缺氧。一個人在缺氧的狀態下,更容易產生超現實的想象。

扎西達娃坐在那裡,話不多,臉上的表情細微地起伏,但對前來說話的人都不乏恰當的熱情。喉嚨里的淋巴有小問題,正在治療,這倒讓他的聲音聽起來像是三十多歲,而他已經58歲。

一個星期之前,扎西達娃從外地回到拉薩。如今,扎西達娃的許多時間在開會。小時候,他看到自己的父親經常去開會,有時他跟著父親一起去,他不知道為什麼總有那麼多開不完的會。現在他大概明白了。他35歲的時候就當上西藏自治區作家協會主席,現在是西藏自治區文聯主席。席間,許多人叫他主席。

主席留著長頭髮——他十幾歲時就是這樣的造型。直到現在,他去政府部門開會的時候,還會被攔住檢查證件,因為他看上去不像是來開會的人。

張楊和扎西達娃去餐廳的每張桌子敬酒,轉了一圈,又回到原來的桌子上。他們又說起青稞,青稞剛開始搖擺,一會兒又停下來。一位做直升機業務的老闆過來敬酒,這次,彷彿響起了螺旋槳的轟鳴聲。

八廓街是拉薩著名的轉經道和商業中心

大昭寺外朝拜的小孩

未來佛

「雖然還是寧靜的山區,但這裡的人們正悄悄享受著現代化的生活。這裡有座小型民航站,每星期有五班直升機定期開往城裡……」在位於西藏文聯4樓的主席辦公室里,扎西達娃打開書,指著自己小說里的這一段問我,「你讀這一段有什麼感受?」我一時語塞。扎西達娃繼續說,「這一段寫的其實是未來的事情。你再看看這句就更明白了。」我順著他的手指看過去,「桑傑達普活佛快要死了,他是扎妥寺的第二十三位轉世活佛。」扎西達娃提醒我,藏地到現在也才十幾世活佛。

扎西達娃所指的文字來自他1985年發表的小說——《西藏,系在皮繩結上的魂》。他在小說里虛構了一個叫帕布乃岡山區的地方。那裡有直升機作為交通工具,地面衛星接收站可以播放5個頻道的節目。這是1985年想象的未來。「現在電視頻道幾百個,比那時想象的多多了。」在小說里,過去、現在和未來是同時出現的,過去也是現在,現在也是未來。

酒席上,當那位做直升機生意的老闆拿著酒杯過來,話語像螺旋槳颳起的風聲掠過青稞地的時候,你更覺得,未來真的就在眼前了。

在藏地,未來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此前幾天,我去了一趟日喀則,那是扎西達娃小時候生活的地方。在扎什倫布寺,我看到了空蕩蕩的展佛台。一個多月前,這裡有連續三天的展佛節,展出了現在佛、過去佛和未來佛。

藏傳佛教里,當一千零八尊佛降臨人間,這個世界上的人才能真正擺脫苦難。一千零八尊佛都是有名字的。釋迦牟尼是第四尊佛。第四尊佛兩千多年前圓寂,一億幾千萬年後,第五尊佛強巴佛將會降臨。第四尊到第五尊之間就是一億幾千萬年,但藏族人每天都在樂觀地祈禱未來佛的到來。「這就是藏族人的時空觀。」扎西達娃說。

幾乎等同於無限。藏族人在無限里享受他們的快樂,每過一個節,他們都覺得離佛又近了一步。藏族人的時空觀對扎西達娃的寫作有影響,他很自然地在寫作中跨越時空。

在扎什倫布寺,我跟著那些拿著一大桶酥油去一個個殿堂拜佛的人,走了一圈。走出扎什倫布寺,我有點累,坐在寺廟前的廣場上休息。

天邊飄來大片烏雲,扎什倫布寺前的廣場下起雨來。外地遊客到一旁躲雨,藏族人大多沒動。他們帶著保溫壺裝的甜茶,盤腿坐在地上,笑著聊天,彷彿雨滴跟空氣一樣無礙。

扎西達娃跟我說過一個有趣的例子——假如你身處的屋子漏雨了,西方人會爬上去,用智慧和力量修房頂,漢族人會躲在沒雨的地方,藏族人呢,對下雨沒感覺,無所謂。「這就是文化的區別。」扎西達娃說,「藏族人覺得這是自然的,來了也不躲,很從容,對生命和死亡也這樣,就像下了一場雨,來了就來了。」

這讓我想起《西藏生死書》里所說,「死亡既不會令人沮喪,也不會令人興奮,它只是生命的現實。」

扎西達娃第一次到北京

日喀則

在許多外來者眼裡,西藏看上去像是封閉的,亘古不變的,但好像又不是這樣。走出扎什倫布寺廣場,我在附近的一家藏餐館吃晚飯。飯館里掛著幾位班禪的頭像,旁邊的電視里播放著各種流行歌曲。

我旁邊一桌的兩個年輕人吃著糌粑,用高腳杯喝百威啤酒和可口可樂。再遠處的一桌,一位喇嘛在喝百事可樂。

我要了一磅甜茶。對,是一磅。這是英國人的計量單位。因為甜茶其實是經由印度傳來的英式奶茶。我想,藏族人在喝這方面似乎很容易接受外來的東西。

「在某些事情上,藏民族心態是比較開放的。」扎西達娃說,「對我來說,我不抗拒什麼東西,沒什麼不能接受的。」年輕的時候,扎西達娃說他喜歡聽爵士樂,現在喜歡聽《二泉映月》。

扎西達娃去拉薩八廓街附近的餐館見張楊的時候,路過一家「漢堡王」。他很驚訝拉薩開了這麼一家店,「我非常喜歡吃漢堡王,他們的漢堡太好吃了。」

晚上,我和扎西達娃,還有他的朋友,一起坐車回去的時候,經過布達拉宮。夜幕下的布達拉宮,顯得更加不真實,彷彿一座發光的宮殿懸浮在天空中。

當年,后藏人聽說拉薩擴建了布達拉宮,規模非凡,便決心要仿造一座規模不相上下的城堡。身負重任的工匠,苦於無法得到設計圖紙,整日遙望布達拉宮,忽然心生一計,到集市上買了個蘿蔔,照著眼前的布達拉宮,雕刻出一個模型,然後揣著蘿蔔回到日喀則,交了差。建築工匠們按照這個蘿蔔模型,在宗山上建起了桑珠孜宗堡。可是,看來看去,跟布達拉宮比,氣派還是不夠。追究下來才發現,蘿蔔經過路途奔波,失掉水分,縮小變形,根據這麼一個乾癟蘿蔔建大寺,很難相符。西藏人都稱日喀則的桑珠孜宗城堡為「小布達拉宮」。

還有另一種說法。五世達賴重修布達拉宮時,反而拿這個小布達拉宮作樣板。到了2004年,上海同濟大學的工程師為完成重修小布達拉宮的計劃,參考的也是布達拉宮。小布達拉宮打算建成日喀則博物館,至今仍未竣工。我問門口的看門人,他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開放。

小布達拉宮大門緊閉,只有幾個遊人在旁邊的山上拍照。山上差不多能看到整個日喀則。

扎西達娃童年的許多時光是在日喀則度過的。他父親曾是日喀則專署專員。扎西達娃和妹妹坐在父親的華沙牌小轎車裡,去扎什倫布寺附近的班禪新宮官邸參觀。在扎西達娃的記憶里,父親經常去那裡開會,直到深夜才回家。

班禪新宮官邸最讓扎西達娃歡喜的是,「這裡面的花園,無論什麼時候,都受到專職園藝工精心的照料。花園裡有葡萄架,形狀各異的花壇,和一盆盆的花卉。周圍是松柏和古老的柳樹。這裡超凡脫俗,是一個世外桃源。除了當地的黨政軍要員來這裡開會和休息,從不對外人開放。」

「文革」來到日喀則。人們扛著工具,爬上小布達拉宮,開始拆城堡。

扎西達娃在大人的談論中聽見——又有誰在拆城堡的時候被砸死了或摔死了,又有誰家的房子被石塊砸塌了。「大概過了三天,宗山上再沒聽見石塊的轟響聲,一切重歸寂靜。我站在家門口朝前方望去,城堡已面目全非,牆體上的宮殿已經不存在了,只剩廢墟。」

日喀則是個土黃色的城鎮——這是扎西達娃童年時的印象,直到現在。

在日喀則度過的時光里,一個小圖書室是他喜歡的。他和家裡人會從圖書室帶回來很多書。他母親喜歡看小說,他就跟著看,那時候的書還是繁體豎排本,他是連蒙帶猜地閱讀。

那時能看到的文字,除了報紙,差不多就是《毛主席語錄》和《毛澤東選集》了。小孩子的求知慾又是最強的,然而到處都沒有少兒讀物。讓扎西達娃意外的是,他在這個小圖書室里發現了儒勒·凡爾納的《格蘭特船長的兒女》。「他們的父親在一個島上遇險,兩個孩子想找父親,被野人抓了,各種各樣神奇的東西,特別有吸引力。」他在閱讀中發現,這跟他生活的那個時代完全是兩回事。這為他打開了一扇世界的大門。

日喀則是西藏第二大城市,當時沒那麼現代化,但是它有一個特色——歷史上,此地是通往印度的必經之路。有很多印度、尼泊爾商人在日喀則開店,商店裡有一些頗有異國情調的東西。「我當時看著店裡的尼泊爾人、印度人,會產生神秘的感覺。」

隨著父親在「文革」中被打倒和下放,扎西達娃在日喀則的平靜生活結束了。

扎西達娃第一次在昆明參加文學筆會

大院

扎西達娃打開他的蘋果手機,給我看了他父親的一個委任狀。內容很簡單,上面寫著「任命扎西為西藏自治區林芝專員公署專員」,署名是「總理周恩來」,日期是「1962年10月20日」。這一職務相當於現在的林芝市長。

林芝是扎西達娃更小的時候待過的地方。他對小時候的林芝存有一些印象,但已不多。「藏族人很奇怪,林芝海拔那麼低,氣候那麼好,以前卻沒有人居住。住在那裡的是一些更小的刀耕火種的叢林民族,比如門巴族、珞巴族,他們獲取食物的方式比較原始,生活像獵人一樣。那裡人口很少。」扎西達娃說。

現在的林芝市中心,基本上是一個新城,和許多小城市的外觀並無多少區別。扎西達娃還記得,在山坡上,有一個機關幼稚園,他曾在那裡就讀。

荒蕪——這是林芝給扎西達娃留下的印象。那時,可能就那麼幾座建在山上的地委專署的房子。辦公樓是石頭砌的,上面蓋著鐵皮。有禮堂——扎西達娃的印象中,他去看過電影,禮堂也是石頭砌起來的,有能坐幾百人的長條椅。再就是一些幹部宿舍,都是土坯房。

幾個地方的黨政機關大院是扎西達娃回憶中的重要場所。父親後來成為拉薩市委書記,他在市委大院住了很多年。

幾天前,扎西達娃的車載著我們,想進入他當年生活過很多年的拉薩市委大院,讓我們看看他生活過的地方。車上的通行證過期了,警衛沒讓進。車子掉頭離開。扎西指著前方說,以前這裡有藏族貴族的別墅,現在沒了。眼前是熱鬧的街市。更遠處是空蕩蕩的剛建好的商鋪,幾乎沒人。如同全國各地的大城市,拉薩也在不斷地向城市周邊擴展。

小時候,扎西達娃覺得自己和幾個弟妹像父母手中的幾隻皮箱,當他們「因革命工作需要」調往一個地區上任時,小孩就會被輪流寄放於母親在重慶的親戚家。等他們的工作和生活安定下來,再把孩子接回西藏。

60年代初,扎西達娃第一次跟著母親坐飛機進藏——他坐在蘇制伊爾-18型客機里,5個年輕的空中女服務員(那時還沒有「空姐」這個詞)握著紅寶書,在狹窄的機艙過道里跳起舞來。女服務員穿著空軍制服,黃上衣,藍褲子,黃軍帽。每個乘客會獲得一盒五支裝的中華牌香煙。「那時在飛機上是可以抽煙的。」

在林芝,扎西達娃印象最深的是家裡的一個保姆。保姆當過尼姑,後來還俗了。「她對著我當時還是嬰兒的最小的弟弟磕頭,說他是活佛。」天黑后,年幼的扎西達娃在半山腰的專署大院,看著遠處汽車燈光晃來晃去,保姆跟他說,你爸還在遠方。

「年幼時的記憶一定會對自己將來的文學創作有影響的,」扎西達娃說,「很多文學的靈感都是從這些記憶里變異而來。」

扎西達娃童年和妹妹在西藏日喀則

扎西達娃在八廓街

電影

在八廓街旁的一個露天平台上,扎西達娃和大家聊起了電影《皮繩上的魂》。張楊那天晚上來到拉薩,將許多朋友聚集於此。

第二天是電影在拉薩的點映。只有拉薩是兩天,接下來,張楊和他的團隊一天換一個地方,很多場路演。

「很多活佛要來看電影,問我要票。」嘉措說。嘉措是本地有名的文化人,非常熱心,負責組織第二天的觀影。他邊說電影票的事情,邊拿起酒杯,「扎西德勒。」

路偉和成功分別是出品人和製片人,他們說起《岡仁波齊》快一個億的票房,分析其中的原因。《皮繩上的魂》上映前,兩部電影的投資已經收回,他們顯得輕鬆而愉快。

「明天電影結束后,11個人上去講話,你們四個人加七個演員。」嘉措說。

扎西達娃表示不太想上台說話。「這是你的小說,你必須得上啊。」張楊說。

張楊說起和扎西達娃合作的緣由。二毛是張楊的藏族朋友,張楊說想拍關於西藏的片子,二毛說你應該看看扎西達娃的小說。張楊回北京后,趕緊買了兩本扎西達娃的小說,然後與扎西達娃見面。張楊覺得《皮繩上的魂》結構獨特,但要拍成電影還缺點東西。他看到《去拉薩的路上》是一個復仇故事,有戲劇性,就想把二者合在一起。兩人就在這兩篇小說的基礎上聊。這是2006年的事情了。

就在我和扎西達娃聊天的時候,我們的副主編楊子給我發來一條簡訊,說他和新疆畫家張永和90年代初曾經把《去拉薩的路上》改編成連環畫。可見扎西達娃當時的影響力。他的小說吸引了許多讀者。

電影里,「去拉薩的路上」變成「去掌紋地的路上」,在這條路上,張楊和扎西達娃商量,加了一場藏戲。

新加的那場藏戲討論了很長時間,這其中包括一個孩子的出生和一個長者的死亡。有點像《岡仁波齊》,生死一直是如影隨形的問題。

對扎西達娃來說,寫一場藏戲不在話下,可以說輕車熟路——他曾經是藏劇團的員工,那是他的第一份正式工作。

新世界

十幾歲到藏劇團的時候,扎西達娃做的是美工。美術曾經是他的理想,但不是第一理想,他的第一理想是音樂。

《嚮往神鷹》是旅遊手冊《孤獨星球》推薦的一首了解西藏的歌。飛機將要降落貢嘎機場時,我的腦袋裡冒出了這首歌的歌詞。小時候,即使是南方小鎮的街頭,這首歌都在循環播放。你如果在網上找到那個著名的MV,就能看到扎西達娃的名字,他是這首歌的詞作者。

音樂曾經是扎西達娃的第一理想。他小時候就知道自己有音樂天賦。在林芝看國產電影,《鐵道游擊隊》里的那些歌,他聽一遍就能用簡譜記下來。「幾乎是一種天生的本能。」扎西達娃很自信。

「文革」時候的八個樣板戲,所有的曲譜,都是聽著就能背下來。他從國小小提琴,已經練到帕格尼尼,屬於專業初級。

畫畫的興趣來自父親,父親也喜歡畫畫。

扎西達娃的父親是藏族最早的幹部。40年代,國民黨在南京辦了一個邊疆學院,相當於今天的中央民族學院,專門用來培養少數民族幹部,他的父親在那裡上學。

就在這時,父親參加了進步組織,隨後去了燕京大學,學設計。因為會兩種語言,又是大學生,跟著解放軍18軍進了西藏。

父親一直喜歡畫畫,扎西達娃受到熏染,畫畫的成績在學校一直很突出。當時,他所在的學校想培養幾個美術教師,請了一些美術老師來做培訓。

扎西達娃學了不到一年,趕上藏劇團招生,他被錄用為美工。在劇團,美工主要負責舞台背景設計和美術設計,畫一些藍天、雲彩之類的背景。

但沒過多久,扎西開始用文字描述西藏。他被藏劇團送到北京去學編劇,那是他第一次到北京,北京的活力像當年吸引他父親一樣吸引了他。

那是1979年,「文革」結束后,北京許多新的社團湧現出來,各種詩刊、畫展,都非常前衛。「除了上課,我還經常跑到外面跟各種民間刊物接觸。那時候有很多油印刊物,可能是解放后第一次有這樣的繁榮。沒電話,只能親自上門去找,喜歡哪個刊物,就去找他們主編,哪個衚衕多少號,照著去找。」

歲月

扎西達娃從北京回到拉薩,很快,又多次去了北京和全國其他地方。他開始寫小說,而且,非常順利,通過小說,很多人認識了他。

1981年,扎西達娃在《萌芽》上發表了《歸途小夜曲》。此前,這篇小說被別的雜誌退過稿,差點被當「毒草」批判。「裡面的主人公又戴墨鏡,又穿喇叭褲,又跟小姑娘親熱,像個二流子,有人看不慣。但後來在《萌芽》獲了獎。其實那個『撥亂反正』的年代就是這樣,不只文學是這樣,其他領域也差不多。」扎西達娃提起往事,記憶猶新。

去《萌芽》領獎的時候,他認識了從廣西去領獎的梅帥元。很多年後,梅帥元到拉薩製作大型實景演齣劇《文成公主》時,找扎西達娃參與編劇。

夜色已深,在八廓街旁的這個露天平台上,能遠遠地看到《文成公主》的演出場景,燈光將作為背景的山體照得很亮。

大家在喝紅酒,張楊說,「我跟老扎(扎西達娃)說,我們還得接著弄,他有一個小說我特別喜歡。」張楊說的是《西藏,隱秘歲月》。這部小說寫了西藏108年間的歷史,製作這樣一部電影肯定不容易。

張楊說到這兒,一位西藏攝影師剛剛來到這個場子,看到張楊,大聲說,「張楊,那時候你拍《洗澡》差點死掉啊。」

張楊90年代電影《洗澡》裡邊,有藏族人步行到湖裡洗澡的畫面。在西藏拍這個畫面的時候,張楊出現嚴重的高原反應,幸好被路過的車子送到海拔低的地方,才緩過來。

張楊有西藏情結,他一步步把與西藏有關的電影做了出來。大家喝著酒,又聊起《皮繩上的魂》,說這是「十年磨一片」。

旁邊就是八廓街,能看到圍著大昭寺轉經的人,扎西達娃說,「到冬天,大家農忙都結束了,才會有更多的人出來磕長頭,轉經。」

扎西達娃熟悉西藏農民的生活。

《西藏,隱秘歲月》通過一個小山村,把一個民族一百多年的歷史展現出來。「畢竟是一百多年的時代背景,一般會放在最風口浪尖的境地,通過某一個家族或成員來表現。」

這部小說里虛構的村莊大致有現實的原型。西藏山南隆子縣列麥公社,是當年扎西達娃70年代下鄉勞動的地方。那時他在劇團,經常下鄉演出、深入生活,在那裡待了一段時間。

列麥公社是西藏農業學大寨的一面旗幟,當時的書記是自治區常委,省級幹部。「因為是一面旗幟,所以你就能知道他有多拚命,戰天鬥地,改變山川面貌,在四千八百多米高的地方種出青稞。」扎西達娃每天和他們一起幹活,「作品里有那個公社的影子,但很難說具體是哪一個人的原型,很多是綜合的。」

1976年9月的一天,在列麥公社,扎西達娃正在田間割青稞,公社書記來了。「公社書記是農奴的孩子,做了一輩子書記,一直與時俱進,政治覺悟非常高。」

那天,公社書記站在田間地頭,給扎西達娃印象特別深。書記大叫一聲:「毛主席去世了。」大家一聽,全懵了,然後,哭成一片。

接下來,大家排著隊站在公社廣場上,戴著白花,掛著毛主席像。因為太熱,有人中暑倒下了。沒過多久,打倒「四人幫」,大家打著火把,敲鑼打鼓,在山裡遊行。

往昔

拉薩點映結束的晚餐上,扎西達娃因為有事,沒等晚餐結束,先回去了。

我跟著他的朋友們,還有導演張楊,來到一個酒吧。這家酒吧出過兩個名人,大冰和趙雷。鄭義在酒吧里等張楊。鄭義以騎機車環遊美國和到藏北拍紀錄片聞名。他們坐在那裡,喝一種美國進口的烈性啤酒,聊起許多往事。彬子是酒吧歌手,唱了許多歌,包括何勇的《鐘鼓樓》。張楊說,「那首MV就是我拍的。」

這些歌彷彿過去很久了,扎西達娃的那些作品,也彷彿過去很久了。他在80年代成名。特別是1985年,被認為是當代文學「爆炸」的一年。北師大教授張清華認為那一年最重要的小說家是扎西達娃,「扎西達娃出現在歷史的拐彎處,一些重要的變革顯見得是從他開始的,他是1985年最優秀的作家。因而也就是當代小說藝術轉折時期最重要和最富貢獻的作家。儘管他差不多『封筆』多年,但我們在回溯當代小說及其美學演變的歷史時,還是要為他公正地記上這重要的一筆。」

酒吧里,大家大聲唱了許多80年代的歌,夜晚變得有力量。整個80年代,好像就是在這樣充滿力量的激情中度過的。

嘉措說,「那時候大家都沒什麼錢,但喜歡聚在一起吃飯、聊文學,有人主講,有人做飯,有人洗碗。那是文藝青年的美好時代。」

那也是西藏文學閃耀的時刻。

80年代,扎西達娃一天到晚泡在八廓街,他工作的劇團就在八廓街旁。有時他就住在八廓街。「我有個朋友是八廓街警察,晚上我會跟著他巡邏,什麼都玩。」扎西達娃的許多小說里都有八廓街。

1967年,男孩扎西達娃第一次到拉薩。到現在,正好過去50年。

扎西達娃現在的生活差不多是苦行僧式的。在辦公室坐坐班,然後待在家裡上網、看電影、讀書。他養了兩隻貓,有時出去散散步。不喜歡應酬。有幾個朋友,偶爾打打電話,喝喝茶。

我們提出到八廓街拍幾張照片,他沒答應。「那是我80年代的生活場景,現在已經離我很遠了。」

《皮繩上的魂》上映的頭一天晚上,在八廓街口,張楊在打車,扎西達娃揮手向他告別。後邊就是八廓街廣場,他彷彿也是在向過去的年月告別。

我想起扎西達娃《逛新城》中的幾段文字——

你情不自禁地回首那個遙遠的拉薩,彷彿看見一個鄉村的老人,喝著微酸的青稞酒,眼圈發紅,捧著滿是皺紋的乾枯的臉,向他的兒孫講述著他心目中的昔日聖地拉薩。繁華的市場、香煙繚繞的大昭寺、夏日林卡的逍遙在他心中已成為永遠無法抹去的遙遠的回憶。他在半醉中情不自禁用蒼老沙啞的嗓子唱起他最喜愛的一首歌:

「拉薩八廓街上,窗戶比門還多。窗戶里的姑娘,骨頭比肉還軟。」

這魔法一般變幻的富有感染力的聲調,夢一樣深深攫住坐在他身邊的兒孫們,他們昂起沉重的頭顱,半張著嘴,身體失重似地被帶進飄渺悠遠的年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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