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人物 | 西藏的魔幻與現實

對於當代文學而言，1985年是重要的一年，文學忽然集中「爆炸」，各種觀念、技巧和變革，都在這一年洶湧而來。對文藝懷有鄉愁的人，會不斷地回望這一年。但是，這一年的一位重要人物，甚至可以說最重要的人物，後來逐漸被淡忘，如今幾乎消失在時代的潮流之外。他就是扎西達娃，魔幻現實主義小說代表人物，西藏當代小說奠基人。

2017年7月，張楊電影《岡仁波齊》意外獲得近一億人民幣票房，對於一部藝術電影來說，可謂奇迹。人們再次把目光集中到藏地和藏人，討論他們的現實和精神世界。與《岡仁波齊》套拍的電影《皮繩上的魂》根據扎西達娃小說《西藏，系在皮繩結上的魂》和《去拉薩的路上》改編，扎西達娃本人擔綱編劇。

扎西達娃安靜地生活在遠離塵囂的地方。他已經很多年沒跟媒體打過交道，這次在西藏接受本刊獨家專訪，是他接受過的時間最長的採訪。我們希望在無數眼睛凝望西藏的此刻，以他作為嚮導，將藏地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打通，在一個既魔幻又現實的高地，看見有著獨特世界觀、不以物慾為最高原則的藏族民眾，也看見我們自己。

本刊編輯部

他在 《西藏，系在皮繩結上的魂》 里虛構了一個叫帕布乃岡山區的地方。那裡有直升機作為交通工具，地面衛星接收站可以播放5個頻道的節目。這是1985年想象的未來。「現在電視頻道幾百個，比那時想象的多多了。」在小說里，過去、現在和未來是同時出現的，過去也是現在，現在也是未來。

「扎西達娃出現在歷史的拐彎處，一些重要的變革顯見得是從他開始的，他是1985年最優秀的作家。因而也就是當代小說藝術轉折時期最重要和最富貢獻的作家。儘管他差不多『封筆』多年，但我們在回溯當代小說及其美學演變的歷史時，還是要為他公正地記上這重要的一筆。」

——北師大教授張清華

《皮繩上的魂》劇照

《皮繩上的魂》導演張楊給演員講戲

青稞

餐桌上的人在談話的時候，彷彿有風吹過青稞地的聲音，此起彼伏。這是拉薩一家飯店的餐廳。作家扎西達娃坐在正對餐廳入口的位置，他的旁邊是導演張楊。周圍的人大多穿著外套，扎西達娃穿短袖T恤，像是夏天來西藏度假的不知溫差的遊客。張楊戴寬檐帽，留長發，倒像是藏族人。扎西達娃面前放著的是紅酒，張楊的是啤酒。張楊抽著煙，扎西達娃聽他說話。他們在說一部構想中的電影，電影里會有大片的青稞，風從撒了抹茶粉一樣的山上吹過來，青稞在風裡搖擺……風忽然停下來，青稞停止了搖擺，因為有人拿著酒杯過來敬酒了。酒席上，扎西達娃和張揚，或者和別的人，很難有完整的談話，他們被裝著各種酒的酒杯打斷。

兩個小時前，電影《皮繩上的魂》在拉薩點映。參與其中的人士在拉薩這間寬敞的餐廳里吃晚飯。作為電影的原作者和編劇，扎西達娃並不喜歡拋頭露面，許多演員都是第一次見到他。包括在電影里演作家的藏族演員扎西敦珠。電影里的作家可視為扎西達娃的化身。扎西頓珠上來和扎西達娃合影，讓人感覺有些魔幻——一個虛構的形象從作品里走出來，找到了現實中的真身。喝了點酒，這種感覺尤其強烈。演員們坐在周圍，你彷彿坐在電影中。到底哪個是虛構的呢？我們以為的現實世界，是不是出自我們的虛構？這是扎西達娃所探討的文學和現實的關係——一個魔幻現實主義的世界。

西藏也許和拉美的魔幻現實主義接近。拉美是熱帶叢林，一種炎熱、潮濕的氣息，西藏給人的感覺是乾燥、寒冷、空曠、寂靜，好像空氣中遍布著各種生靈。西藏還有難得的條件——缺氧。一個人在缺氧的狀態下，更容易產生超現實的想象。

扎西達娃坐在那裡，話不多，臉上的表情細微地起伏，但對前來說話的人都不乏恰當的熱情。喉嚨里的淋巴有小問題，正在治療，這倒讓他的聲音聽起來像是三十多歲，而他已經58歲。

一個星期之前，扎西達娃從外地回到拉薩。如今，扎西達娃的許多時間在開會。小時候，他看到自己的父親經常去開會，有時他跟著父親一起去，他不知道為什麼總有那麼多開不完的會。現在他大概明白了。他35歲的時候就當上西藏自治區作家協會主席，現在是西藏自治區文聯主席。席間，許多人叫他主席。

主席留著長頭髮——他十幾歲時就是這樣的造型。直到現在，他去政府部門開會的時候，還會被攔住檢查證件，因為他看上去不像是來開會的人。

張楊和扎西達娃去餐廳的每張桌子敬酒，轉了一圈，又回到原來的桌子上。他們又說起青稞，青稞剛開始搖擺，一會兒又停下來。一位做直升機業務的老闆過來敬酒，這次，彷彿響起了螺旋槳的轟鳴聲。

八廓街是拉薩著名的轉經道和商業中心

大昭寺外朝拜的小孩

未來佛

「雖然還是寧靜的山區，但這裡的人們正悄悄享受著現代化的生活。這裡有座小型民航站，每星期有五班直升機定期開往城裡……」在位於西藏文聯4樓的主席辦公室里，扎西達娃打開書，指著自己小說里的這一段問我，「你讀這一段有什麼感受？」我一時語塞。扎西達娃繼續說，「這一段寫的其實是未來的事情。你再看看這句就更明白了。」我順著他的手指看過去，「桑傑達普活佛快要死了，他是扎妥寺的第二十三位轉世活佛。」扎西達娃提醒我，藏地到現在也才十幾世活佛。

扎西達娃所指的文字來自他1985年發表的小說——《西藏，系在皮繩結上的魂》。他在小說里虛構了一個叫帕布乃岡山區的地方。那裡有直升機作為交通工具，地面衛星接收站可以播放5個頻道的節目。這是1985年想象的未來。「現在電視頻道幾百個，比那時想象的多多了。」在小說里，過去、現在和未來是同時出現的，過去也是現在，現在也是未來。

酒席上，當那位做直升機生意的老闆拿著酒杯過來，話語像螺旋槳颳起的風聲掠過青稞地的時候，你更覺得，未來真的就在眼前了。

在藏地，未來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此前幾天，我去了一趟日喀則，那是扎西達娃小時候生活的地方。在扎什倫布寺，我看到了空蕩蕩的展佛台。一個多月前，這裡有連續三天的展佛節，展出了現在佛、過去佛和未來佛。

藏傳佛教里，當一千零八尊佛降臨人間，這個世界上的人才能真正擺脫苦難。一千零八尊佛都是有名字的。釋迦牟尼是第四尊佛。第四尊佛兩千多年前圓寂，一億幾千萬年後，第五尊佛強巴佛將會降臨。第四尊到第五尊之間就是一億幾千萬年，但藏族人每天都在樂觀地祈禱未來佛的到來。「這就是藏族人的時空觀。」扎西達娃說。

幾乎等同於無限。藏族人在無限里享受他們的快樂，每過一個節，他們都覺得離佛又近了一步。藏族人的時空觀對扎西達娃的寫作有影響，他很自然地在寫作中跨越時空。

在扎什倫布寺，我跟著那些拿著一大桶酥油去一個個殿堂拜佛的人，走了一圈。走出扎什倫布寺，我有點累，坐在寺廟前的廣場上休息。

天邊飄來大片烏雲，扎什倫布寺前的廣場下起雨來。外地遊客到一旁躲雨，藏族人大多沒動。他們帶著保溫壺裝的甜茶，盤腿坐在地上，笑著聊天，彷彿雨滴跟空氣一樣無礙。

扎西達娃跟我說過一個有趣的例子——假如你身處的屋子漏雨了，西方人會爬上去，用智慧和力量修房頂，漢族人會躲在沒雨的地方，藏族人呢，對下雨沒感覺，無所謂。「這就是文化的區別。」扎西達娃說，「藏族人覺得這是自然的，來了也不躲，很從容，對生命和死亡也這樣，就像下了一場雨，來了就來了。」

這讓我想起《西藏生死書》里所說，「死亡既不會令人沮喪，也不會令人興奮，它只是生命的現實。」

扎西達娃第一次到北京

日喀則

在許多外來者眼裡，西藏看上去像是封閉的，亘古不變的，但好像又不是這樣。走出扎什倫布寺廣場，我在附近的一家藏餐館吃晚飯。飯館里掛著幾位班禪的頭像，旁邊的電視里播放著各種流行歌曲。

我旁邊一桌的兩個年輕人吃著糌粑，用高腳杯喝百威啤酒和可口可樂。再遠處的一桌，一位喇嘛在喝百事可樂。

我要了一磅甜茶。對，是一磅。這是英國人的計量單位。因為甜茶其實是經由印度傳來的英式奶茶。我想，藏族人在喝這方面似乎很容易接受外來的東西。

「在某些事情上，藏民族心態是比較開放的。」扎西達娃說，「對我來說，我不抗拒什麼東西，沒什麼不能接受的。」年輕的時候，扎西達娃說他喜歡聽爵士樂，現在喜歡聽《二泉映月》。

扎西達娃去拉薩八廓街附近的餐館見張楊的時候，路過一家「漢堡王」。他很驚訝拉薩開了這麼一家店，「我非常喜歡吃漢堡王，他們的漢堡太好吃了。」

晚上，我和扎西達娃，還有他的朋友，一起坐車回去的時候，經過布達拉宮。夜幕下的布達拉宮，顯得更加不真實，彷彿一座發光的宮殿懸浮在天空中。

當年，后藏人聽說拉薩擴建了布達拉宮，規模非凡，便決心要仿造一座規模不相上下的城堡。身負重任的工匠，苦於無法得到設計圖紙，整日遙望布達拉宮，忽然心生一計，到集市上買了個蘿蔔，照著眼前的布達拉宮，雕刻出一個模型，然後揣著蘿蔔回到日喀則，交了差。建築工匠們按照這個蘿蔔模型，在宗山上建起了桑珠孜宗堡。可是，看來看去，跟布達拉宮比，氣派還是不夠。追究下來才發現，蘿蔔經過路途奔波，失掉水分，縮小變形，根據這麼一個乾癟蘿蔔建大寺，很難相符。西藏人都稱日喀則的桑珠孜宗城堡為「小布達拉宮」。

還有另一種說法。五世達賴重修布達拉宮時，反而拿這個小布達拉宮作樣板。到了2004年，上海同濟大學的工程師為完成重修小布達拉宮的計劃，參考的也是布達拉宮。小布達拉宮打算建成日喀則博物館，至今仍未竣工。我問門口的看門人，他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開放。

小布達拉宮大門緊閉，只有幾個遊人在旁邊的山上拍照。山上差不多能看到整個日喀則。

扎西達娃童年的許多時光是在日喀則度過的。他父親曾是日喀則專署專員。扎西達娃和妹妹坐在父親的華沙牌小轎車裡，去扎什倫布寺附近的班禪新宮官邸參觀。在扎西達娃的記憶里，父親經常去那裡開會，直到深夜才回家。

班禪新宮官邸最讓扎西達娃歡喜的是，「這裡面的花園，無論什麼時候，都受到專職園藝工精心的照料。花園裡有葡萄架，形狀各異的花壇，和一盆盆的花卉。周圍是松柏和古老的柳樹。這裡超凡脫俗，是一個世外桃源。除了當地的黨政軍要員來這裡開會和休息，從不對外人開放。」

「文革」來到日喀則。人們扛著工具，爬上小布達拉宮，開始拆城堡。

扎西達娃在大人的談論中聽見——又有誰在拆城堡的時候被砸死了或摔死了，又有誰家的房子被石塊砸塌了。「大概過了三天，宗山上再沒聽見石塊的轟響聲，一切重歸寂靜。我站在家門口朝前方望去，城堡已面目全非，牆體上的宮殿已經不存在了，只剩廢墟。」

日喀則是個土黃色的城鎮——這是扎西達娃童年時的印象，直到現在。

在日喀則度過的時光里，一個小圖書室是他喜歡的。他和家裡人會從圖書室帶回來很多書。他母親喜歡看小說，他就跟著看，那時候的書還是繁體豎排本，他是連蒙帶猜地閱讀。

那時能看到的文字，除了報紙，差不多就是《毛主席語錄》和《毛澤東選集》了。小孩子的求知慾又是最強的，然而到處都沒有少兒讀物。讓扎西達娃意外的是，他在這個小圖書室里發現了儒勒·凡爾納的《格蘭特船長的兒女》。「他們的父親在一個島上遇險，兩個孩子想找父親，被野人抓了，各種各樣神奇的東西，特別有吸引力。」他在閱讀中發現，這跟他生活的那個時代完全是兩回事。這為他打開了一扇世界的大門。

日喀則是西藏第二大城市，當時沒那麼現代化，但是它有一個特色——歷史上，此地是通往印度的必經之路。有很多印度、尼泊爾商人在日喀則開店，商店裡有一些頗有異國情調的東西。「我當時看著店裡的尼泊爾人、印度人，會產生神秘的感覺。」

隨著父親在「文革」中被打倒和下放，扎西達娃在日喀則的平靜生活結束了。

扎西達娃第一次在昆明參加文學筆會

大院

扎西達娃打開他的蘋果手機，給我看了他父親的一個委任狀。內容很簡單，上面寫著「任命扎西為西藏自治區林芝專員公署專員」，署名是「總理周恩來」，日期是「1962年10月20日」。這一職務相當於現在的林芝市長。

林芝是扎西達娃更小的時候待過的地方。他對小時候的林芝存有一些印象，但已不多。「藏族人很奇怪，林芝海拔那麼低，氣候那麼好，以前卻沒有人居住。住在那裡的是一些更小的刀耕火種的叢林民族，比如門巴族、珞巴族，他們獲取食物的方式比較原始，生活像獵人一樣。那裡人口很少。」扎西達娃說。

現在的林芝市中心，基本上是一個新城，和許多小城市的外觀並無多少區別。扎西達娃還記得，在山坡上，有一個機關幼稚園，他曾在那裡就讀。

荒蕪——這是林芝給扎西達娃留下的印象。那時，可能就那麼幾座建在山上的地委專署的房子。辦公樓是石頭砌的，上面蓋著鐵皮。有禮堂——扎西達娃的印象中，他去看過電影，禮堂也是石頭砌起來的，有能坐幾百人的長條椅。再就是一些幹部宿舍，都是土坯房。

幾個地方的黨政機關大院是扎西達娃回憶中的重要場所。父親後來成為拉薩市委書記，他在市委大院住了很多年。

幾天前，扎西達娃的車載著我們，想進入他當年生活過很多年的拉薩市委大院，讓我們看看他生活過的地方。車上的通行證過期了，警衛沒讓進。車子掉頭離開。扎西指著前方說，以前這裡有藏族貴族的別墅，現在沒了。眼前是熱鬧的街市。更遠處是空蕩蕩的剛建好的商鋪，幾乎沒人。如同全國各地的大城市，拉薩也在不斷地向城市周邊擴展。

小時候，扎西達娃覺得自己和幾個弟妹像父母手中的幾隻皮箱，當他們「因革命工作需要」調往一個地區上任時，小孩就會被輪流寄放於母親在重慶的親戚家。等他們的工作和生活安定下來，再把孩子接回西藏。

60年代初，扎西達娃第一次跟著母親坐飛機進藏——他坐在蘇制伊爾-18型客機里，5個年輕的空中女服務員（那時還沒有「空姐」這個詞）握著紅寶書，在狹窄的機艙過道里跳起舞來。女服務員穿著空軍制服，黃上衣，藍褲子，黃軍帽。每個乘客會獲得一盒五支裝的中華牌香煙。「那時在飛機上是可以抽煙的。」

在林芝，扎西達娃印象最深的是家裡的一個保姆。保姆當過尼姑，後來還俗了。「她對著我當時還是嬰兒的最小的弟弟磕頭，說他是活佛。」天黑后，年幼的扎西達娃在半山腰的專署大院，看著遠處汽車燈光晃來晃去，保姆跟他說，你爸還在遠方。

「年幼時的記憶一定會對自己將來的文學創作有影響的，」扎西達娃說，「很多文學的靈感都是從這些記憶里變異而來。」

扎西達娃童年和妹妹在西藏日喀則

扎西達娃在八廓街

電影

在八廓街旁的一個露天平台上，扎西達娃和大家聊起了電影《皮繩上的魂》。張楊那天晚上來到拉薩，將許多朋友聚集於此。

第二天是電影在拉薩的點映。只有拉薩是兩天，接下來，張楊和他的團隊一天換一個地方，很多場路演。

「很多活佛要來看電影，問我要票。」嘉措說。嘉措是本地有名的文化人，非常熱心，負責組織第二天的觀影。他邊說電影票的事情，邊拿起酒杯，「扎西德勒。」

路偉和成功分別是出品人和製片人，他們說起《岡仁波齊》快一個億的票房，分析其中的原因。《皮繩上的魂》上映前，兩部電影的投資已經收回，他們顯得輕鬆而愉快。

「明天電影結束后，11個人上去講話，你們四個人加七個演員。」嘉措說。

扎西達娃表示不太想上台說話。「這是你的小說，你必須得上啊。」張楊說。

張楊說起和扎西達娃合作的緣由。二毛是張楊的藏族朋友，張楊說想拍關於西藏的片子，二毛說你應該看看扎西達娃的小說。張楊回北京后，趕緊買了兩本扎西達娃的小說，然後與扎西達娃見面。張楊覺得《皮繩上的魂》結構獨特，但要拍成電影還缺點東西。他看到《去拉薩的路上》是一個復仇故事，有戲劇性，就想把二者合在一起。兩人就在這兩篇小說的基礎上聊。這是2006年的事情了。

就在我和扎西達娃聊天的時候，我們的副主編楊子給我發來一條簡訊，說他和新疆畫家張永和90年代初曾經把《去拉薩的路上》改編成連環畫。可見扎西達娃當時的影響力。他的小說吸引了許多讀者。

電影里，「去拉薩的路上」變成「去掌紋地的路上」，在這條路上，張楊和扎西達娃商量，加了一場藏戲。

新加的那場藏戲討論了很長時間，這其中包括一個孩子的出生和一個長者的死亡。有點像《岡仁波齊》，生死一直是如影隨形的問題。

對扎西達娃來說，寫一場藏戲不在話下，可以說輕車熟路——他曾經是藏劇團的員工，那是他的第一份正式工作。

新世界

十幾歲到藏劇團的時候，扎西達娃做的是美工。美術曾經是他的理想，但不是第一理想，他的第一理想是音樂。

《嚮往神鷹》是旅遊手冊《孤獨星球》推薦的一首了解西藏的歌。飛機將要降落貢嘎機場時，我的腦袋裡冒出了這首歌的歌詞。小時候，即使是南方小鎮的街頭，這首歌都在循環播放。你如果在網上找到那個著名的MV，就能看到扎西達娃的名字，他是這首歌的詞作者。

音樂曾經是扎西達娃的第一理想。他小時候就知道自己有音樂天賦。在林芝看國產電影，《鐵道游擊隊》里的那些歌，他聽一遍就能用簡譜記下來。「幾乎是一種天生的本能。」扎西達娃很自信。

「文革」時候的八個樣板戲，所有的曲譜，都是聽著就能背下來。他從國小小提琴，已經練到帕格尼尼，屬於專業初級。

畫畫的興趣來自父親，父親也喜歡畫畫。

扎西達娃的父親是藏族最早的幹部。40年代，國民黨在南京辦了一個邊疆學院，相當於今天的中央民族學院，專門用來培養少數民族幹部，他的父親在那裡上學。

就在這時，父親參加了進步組織，隨後去了燕京大學，學設計。因為會兩種語言，又是大學生，跟著解放軍18軍進了西藏。

父親一直喜歡畫畫，扎西達娃受到熏染，畫畫的成績在學校一直很突出。當時，他所在的學校想培養幾個美術教師，請了一些美術老師來做培訓。

扎西達娃學了不到一年，趕上藏劇團招生，他被錄用為美工。在劇團，美工主要負責舞台背景設計和美術設計，畫一些藍天、雲彩之類的背景。

但沒過多久，扎西開始用文字描述西藏。他被藏劇團送到北京去學編劇，那是他第一次到北京，北京的活力像當年吸引他父親一樣吸引了他。

那是1979年，「文革」結束后，北京許多新的社團湧現出來，各種詩刊、畫展，都非常前衛。「除了上課，我還經常跑到外面跟各種民間刊物接觸。那時候有很多油印刊物，可能是解放后第一次有這樣的繁榮。沒電話，只能親自上門去找，喜歡哪個刊物，就去找他們主編，哪個衚衕多少號，照著去找。」

歲月

扎西達娃從北京回到拉薩，很快，又多次去了北京和全國其他地方。他開始寫小說，而且，非常順利，通過小說，很多人認識了他。

1981年，扎西達娃在《萌芽》上發表了《歸途小夜曲》。此前，這篇小說被別的雜誌退過稿，差點被當「毒草」批判。「裡面的主人公又戴墨鏡，又穿喇叭褲，又跟小姑娘親熱，像個二流子，有人看不慣。但後來在《萌芽》獲了獎。其實那個『撥亂反正』的年代就是這樣，不只文學是這樣，其他領域也差不多。」扎西達娃提起往事，記憶猶新。

去《萌芽》領獎的時候，他認識了從廣西去領獎的梅帥元。很多年後，梅帥元到拉薩製作大型實景演齣劇《文成公主》時，找扎西達娃參與編劇。

夜色已深，在八廓街旁的這個露天平台上，能遠遠地看到《文成公主》的演出場景，燈光將作為背景的山體照得很亮。

大家在喝紅酒，張楊說，「我跟老扎（扎西達娃）說，我們還得接著弄，他有一個小說我特別喜歡。」張楊說的是《西藏，隱秘歲月》。這部小說寫了西藏108年間的歷史，製作這樣一部電影肯定不容易。

張楊說到這兒，一位西藏攝影師剛剛來到這個場子，看到張楊，大聲說，「張楊，那時候你拍《洗澡》差點死掉啊。」

張楊90年代電影《洗澡》裡邊，有藏族人步行到湖裡洗澡的畫面。在西藏拍這個畫面的時候，張楊出現嚴重的高原反應，幸好被路過的車子送到海拔低的地方，才緩過來。

張楊有西藏情結，他一步步把與西藏有關的電影做了出來。大家喝著酒，又聊起《皮繩上的魂》，說這是「十年磨一片」。

旁邊就是八廓街，能看到圍著大昭寺轉經的人，扎西達娃說，「到冬天，大家農忙都結束了，才會有更多的人出來磕長頭，轉經。」

扎西達娃熟悉西藏農民的生活。

《西藏，隱秘歲月》通過一個小山村，把一個民族一百多年的歷史展現出來。「畢竟是一百多年的時代背景，一般會放在最風口浪尖的境地，通過某一個家族或成員來表現。」

這部小說里虛構的村莊大致有現實的原型。西藏山南隆子縣列麥公社，是當年扎西達娃70年代下鄉勞動的地方。那時他在劇團，經常下鄉演出、深入生活，在那裡待了一段時間。

列麥公社是西藏農業學大寨的一面旗幟，當時的書記是自治區常委，省級幹部。「因為是一面旗幟，所以你就能知道他有多拚命，戰天鬥地，改變山川面貌，在四千八百多米高的地方種出青稞。」扎西達娃每天和他們一起幹活，「作品里有那個公社的影子，但很難說具體是哪一個人的原型，很多是綜合的。」

1976年9月的一天，在列麥公社，扎西達娃正在田間割青稞，公社書記來了。「公社書記是農奴的孩子，做了一輩子書記，一直與時俱進，政治覺悟非常高。」

那天，公社書記站在田間地頭，給扎西達娃印象特別深。書記大叫一聲：「毛主席去世了。」大家一聽，全懵了，然後，哭成一片。

接下來，大家排著隊站在公社廣場上，戴著白花，掛著毛主席像。因為太熱，有人中暑倒下了。沒過多久，打倒「四人幫」，大家打著火把，敲鑼打鼓，在山裡遊行。

往昔

拉薩點映結束的晚餐上，扎西達娃因為有事，沒等晚餐結束，先回去了。

我跟著他的朋友們，還有導演張楊，來到一個酒吧。這家酒吧出過兩個名人，大冰和趙雷。鄭義在酒吧里等張楊。鄭義以騎機車環遊美國和到藏北拍紀錄片聞名。他們坐在那裡，喝一種美國進口的烈性啤酒，聊起許多往事。彬子是酒吧歌手，唱了許多歌，包括何勇的《鐘鼓樓》。張楊說，「那首MV就是我拍的。」

這些歌彷彿過去很久了，扎西達娃的那些作品，也彷彿過去很久了。他在80年代成名。特別是1985年，被認為是當代文學「爆炸」的一年。北師大教授張清華認為那一年最重要的小說家是扎西達娃，「扎西達娃出現在歷史的拐彎處，一些重要的變革顯見得是從他開始的，他是1985年最優秀的作家。因而也就是當代小說藝術轉折時期最重要和最富貢獻的作家。儘管他差不多『封筆』多年，但我們在回溯當代小說及其美學演變的歷史時，還是要為他公正地記上這重要的一筆。」

酒吧里，大家大聲唱了許多80年代的歌，夜晚變得有力量。整個80年代，好像就是在這樣充滿力量的激情中度過的。

嘉措說，「那時候大家都沒什麼錢，但喜歡聚在一起吃飯、聊文學，有人主講，有人做飯，有人洗碗。那是文藝青年的美好時代。」

那也是西藏文學閃耀的時刻。

80年代，扎西達娃一天到晚泡在八廓街，他工作的劇團就在八廓街旁。有時他就住在八廓街。「我有個朋友是八廓街警察，晚上我會跟著他巡邏，什麼都玩。」扎西達娃的許多小說里都有八廓街。

1967年，男孩扎西達娃第一次到拉薩。到現在，正好過去50年。

扎西達娃現在的生活差不多是苦行僧式的。在辦公室坐坐班，然後待在家裡上網、看電影、讀書。他養了兩隻貓，有時出去散散步。不喜歡應酬。有幾個朋友，偶爾打打電話，喝喝茶。

我們提出到八廓街拍幾張照片，他沒答應。「那是我80年代的生活場景，現在已經離我很遠了。」

《皮繩上的魂》上映的頭一天晚上，在八廓街口，張楊在打車，扎西達娃揮手向他告別。後邊就是八廓街廣場，他彷彿也是在向過去的年月告別。

我想起扎西達娃《逛新城》中的幾段文字——

你情不自禁地回首那個遙遠的拉薩，彷彿看見一個鄉村的老人，喝著微酸的青稞酒，眼圈發紅，捧著滿是皺紋的乾枯的臉，向他的兒孫講述著他心目中的昔日聖地拉薩。繁華的市場、香煙繚繞的大昭寺、夏日林卡的逍遙在他心中已成為永遠無法抹去的遙遠的回憶。他在半醉中情不自禁用蒼老沙啞的嗓子唱起他最喜愛的一首歌：

「拉薩八廓街上，窗戶比門還多。窗戶里的姑娘，骨頭比肉還軟。」

這魔法一般變幻的富有感染力的聲調，夢一樣深深攫住坐在他身邊的兒孫們，他們昂起沉重的頭顱，半張著嘴，身體失重似地被帶進飄渺悠遠的年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