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曉飛：重建倫理關係緩解醫患矛盾，為「醫改」清障

最近一部專門探討醫患關係的人文醫學著作《我們——醫與患：相愛，還是傷害？》火爆市場。該書作者孫曉飛接受了本社記者的專訪。他從倫理關係角度分析了當前產生醫患矛盾的成因，並提出了建設性意見，對於下一步「醫改」也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本社記者 田雄

近年，「醫鬧」「殺醫」的新聞事件屢見報端，這類負面的報道無疑成為「醫改」路上的絆腳石、攔路虎，如何遏止這種違法行為，讓悲劇不要繼續上演？在「醫改」路上，如何讓醫院、醫生、患者及其家屬攜手面對、和諧相處？

對此，記者從近期暢銷市場的《我們——醫與患：相愛，還是傷害？》一書窺見一斑。這部專門探討醫患關係的人文醫學著作，努力為這一複雜的社會問題開出了良方。該書作者孫曉飛是一位作家，也是資深媒體人，他接受本社記者採訪時表示，政府、社會、醫院、醫生、病人及其家屬，是醫患倫理關係中的五個主要倫理主體，解決醫患矛盾，根本上是重建五個倫理主體間的關係，只有這樣才能徹底解決好醫患矛盾，為「醫改」清障。

重構倫理關係緩解醫患矛盾

記者：醫患關係從表面上看，是醫生與患者之間的關係，但實際上涉及政府、醫院、病人、病人家屬之間的關係，是一個複雜的社會問題。你是如何看這個問題的？

孫曉飛：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句話的要義就是直接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了國家和君的前面。如果把這種君臣關係引入到醫患矛盾中，如，把政府比做君的話，那麼在醫患這個問題上，則產生了政府——社會、政府——醫院、政府——醫生、政府——病人等多對倫理關係。同樣，醫院與醫生及病人之間的關係，即醫院——醫生、醫院——病人之間，也可以用這種君臣倫理關係來表達。

醫生與病人的關係，即醫患關係，可以是孟子眼中的君臣倫理關係，也可以是兄弟之間的倫理關係，但不管怎麼說，病人一直屬於從屬地位，處於弱勢。

總之，把倫理概念引入到與醫患矛盾相關的各個倫理主體中，套用到每一個一對一的倫理關係中，醫患矛盾所涉及的多個倫理主體之間，分別建立多個系列一對一的關係，然後確定彼此的義務，各個倫理主體互盡義務並「以對方為重」。

記者：按照你的說法，解決醫患矛盾，需要政府、社會、醫院、醫生和病人在一對一的倫理關係中，各盡自己義務。現實中也是這麼做的，但為什麼仍然發生了不少諸如醫鬧、傷醫的事情呢？

孫曉飛：這個問題歸根結底，還是政府的倫理責任缺位。醫院市場化是改革的必然之路，但因為過去政府倫理責任的缺位，沒有在那個特定的改革時代，把醫院的改革納入良性的軌道上來。

簡單總結其原因，還是政府對醫療衛生事業的重視不夠，在全民經商時代結束、政府開始有序管理之後，對醫療衛生事業的投入持續不足，民眾的健康福祉並沒有成為政府的主要關注點。也可以說，今天的醫患矛盾，是醫生和患者共同在為計劃經濟時期的衛生資源短缺繼續買單；是急速增加的人口、民眾日益增長的醫療需求，與國家的衛生資源供應短缺之間的巨大矛盾的直接顯現。

李克強總理曾說「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也應是『道德經濟』」。具體到醫療衛生領域如何實現「道德經濟」，也許我們還是要回到李克強的相關論述上來，即「行大道、民為本、利天下」。

所謂「行大道」，即政府在管理上其實是代民管理，因此，要有強烈的為民眾服務的意識，把老百姓當成國家的根本。具體到「醫患衝突」這個話題上來，政府則要承擔倫理義務，以百姓為重，制定更完善的政策，投入更多的資金。

當醫療費用支出成為百姓生活中具有影響性的事件，並已經困擾百姓生活的時候，解決好醫療衛生費用的投入問題、緩解醫患矛盾就成為一件「樂民之事」。

與此同時，社會組織要在處理醫患矛盾中擔當起社會責任。醫患之間一旦發生矛盾，社會組織應該積極介入，成為緩解醫患矛盾的緩衝力量。然而，遺憾的是，現實中往往有「醫患衝突」時，很少出現社會組織的身影。

另外，還要避免媒體的不良化或者「失格」加劇社會矛盾。換言之，作為媒體，不應該過度渲染「醫患衝突」，這樣極可能產生模仿效應。比如，許多醫生和學者認為媒體不負責任的報道，挑起了醫患矛盾，加深了「醫患衝突」。根據實際情況來看，這樣的指責有其合理依據。

用商談機制解決「醫鬧」

記者：「醫鬧」產生的根源，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由於醫院及醫生、病人及家屬之間溝通不暢造成，對此能否探索一種商談機制解決這個問題？

孫曉飛：從進入醫療空間的那一刻起，病人及其家屬就把自己委託給了醫院和醫護人員，並要求自己對醫院和醫護人員給予完全的信任，否則就無法完成一次現代診療過程。

在特別的醫療空間里，醫生和病人之間，因為委託關係的建立，病人構建了對醫生的信任感。正因為信任，醫生成為病人個人生活的「闖入者」，為了治療或者健康的需要，病人要將個人的身體秘密無保留地告訴醫生，讓醫生觀看、觸摸身體，包括自己的私密部位。

不過，因為巨大的病人群體與供應不足的醫生群體之間，又本來就存在著衝突和矛盾，比如醫生沒有足夠的時間去關心和傾聽病人的聲音。而病人的焦慮感在進入醫療空間之始，甚至在感知身體的不舒服、做出進入醫院決定的時候，就已經產生了。同時，由於對於疾病存在的確認方式不同，對於疾病的理解不同，醫患雙方對於診療活動缺乏共同的認知，由此又產生了醫患之間的信任鴻溝。

因此，一旦發生醫療事故，一些病人及其家屬就藉此來發泄他們的壓力。

病人在進入醫院的時候，通過入院手續以及簽署相應的文件，把自己委託給醫院，可一旦出現醫療事故，或者認為醫療效果與自己的預期出現偏差，病人及其家屬馬上會翻臉無情，甚至懷疑醫生無能和失職、瀆職，壞消息的告知更成為「醫患衝突」的引爆點。

所以，在這種信任鴻溝產生之後，當事故一旦發生，則在需要第三方及時介入調解的同時，還要第一時間暢通醫院和醫生、病人及其家屬之間的溝通渠道，及時調查，透明、公正地研判事故產生的原因，及時出台後續處理意見和措施，這樣才能有效管理好醫療意外產生之後有可能引發的「醫患衝突」。

當然，如果沒有醫療事故的存在，只是病人及其家屬對診療效果與自己的預期之間產生落差，這時的「醫鬧」，就真的是無理取鬧了。而對於職業「醫鬧」行為，已經涉嫌違法，要堅決抵制和打擊。

「醫改」核心還是公立醫院

記者：「醫改」以來，國家在推動公立醫院改革的過程中投入了大量的物力、精力和財力，但公立醫院是一個龐大的體系，涉及方方面面的問題，所以至今推進過程遲緩，對此，你覺得從哪些方面可以解決？

孫曉飛：剛才說的醫院市場化是改革的必然之路，不僅僅是公立醫院市場化的問題，同時應該放開社會力量辦醫，這是解決國有辦醫力量不足、國有投資不足的有效辦法。

一直以來，由於我們對民資總是懼怕，對國有事業過分熱愛，認為在醫療領域「國有更可靠一些」。這樣的想法，和20世紀80年代放開民營經濟之初，許多人抱怨國有經濟失守造成了假貨泛濫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必須要有一個相對成熟的機制，摸清醫院的「家底」，哪些醫院適合引入社會資本，哪些醫院不適合放開，同時不管公立醫院還是私立醫院，都要保證「公益事業的公益性」……這些都要搞得一清二楚，才好對症下藥，從而從頂層上設計和整體上規劃。

當然，社會辦醫，不僅僅是引入資本的問題，還可以在政府主導下，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支持社會企業參與到醫療事業的建設中來，但在這個方面還需要進一步加強監管。

記者：不管公立醫院還是社會力量辦的私立醫院，都要保證「公益事業的公益性」，對於公立醫院而言，公益性肯定是第一位的，而對於私立醫院盈利則是第一位。那麼，私立醫院如何兼顧公益性？

孫曉飛：國家要支持民營醫院的發展，要從政策法規上為民營醫院的健康成長保駕護航，民營資本既然選擇了醫療這份公益事業，就要改變過去逐利的思路，要回歸到公益上來。換句話說，要想在投資醫院上實現利益最大化，那麼最好別來投資。

據了解，美國作為發達國家，醫院不到6000家，只有18%是營利性醫療機構，公立機構只佔22%，美國非政府的醫療機構佔60%，大部分都是非營利的、非政府、民營的。

實際上，以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經驗來看，只要政府盡到監管責任，各類信息披露充分，所謂的公立與私立之別，不過是出資人身份的差別。在為民眾提供健康服務的動機和效果上，兩者應該是一致的，後者甚至可能會提供更好的服務。

在國家衛計委的有關規劃里，這樣的目標也早在制定之中：到2030年，民營醫療機構承擔服務工作量將達到40%，公立醫院下降到60%。醫療服務市場將呈現公平競爭的局面，醫療資源分配將更加合理。

不過，當前「醫改」的核心仍然是公立醫院。不久前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建立現代醫院管理制度的指導意見》，就是以全面深化公立醫院的綜合改革為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