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國人在巴黎到中國人在歐美

◆ 文 | 余中先 ◆

19世紀是美國人向法國人學習的世紀，一批又一批有志的美國青年來到巴黎學習。《美國人在巴黎》幾乎就是一部「美國文化名人巴黎遊學記」。

這些青年來巴黎時大概還是毛頭小子，多年後，結束了這「偉大的歷程」而離開巴黎時，卻已經是功成名就的藝術家、文學家、科學家了。當然，他們後來或多或少又來過巴黎，或為了事業，或為了生活，或乾脆就是為了再次來到巴黎，來巴黎再看一看。

《美國人在巴黎》

譯 者：孫萬軍

出版社：友誼出版公司

出版年：2017年8月

這些醫生、雕塑家、畫家、小說家、物理學家、教育學家中，有詹姆斯·庫柏、塞繆爾·摩爾斯、愛瑪·哈特·薇拉德、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小詹姆斯·傑克遜、喬納森· 梅森· 沃倫、威廉與理查德·莫里斯·亨特兄弟、查爾斯·薩姆納、奧古斯塔斯·聖高登斯、約翰·辛格·薩金特、梅森·沃倫、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托馬斯·阿博頓、亨利·朗費羅、瑪麗·卡薩特……

他們都是仰慕當時法國在科學和藝術上的先進和發達，不遠萬里，從美國乘船渡過大西洋而來巴黎學習深造的。我們在書中可以了解到這些人的留學生活，其艱辛，其刻苦，其勤奮，其有趣，其五彩繽紛，其滿懷希望，其孜孜不倦，其婀娜多姿……不一而足。

同時，《美國人在巴黎》也從一大批美國文化人的角度，寫下了19世紀巴黎的歷史，說得更廣一些，甚至是法國的歷史。讀者在書中看到了1830年「七月革命」 僅僅持續了3天的動蕩，看到了1848年火山爆發一般的巴黎起義，看到了拿破崙三世的政變和統治。

看到了第二帝國時期奧斯曼主持的巴黎城市大改造，看到了普法戰爭風雲突變的硝煙，看到了巴黎饑寒交加的圍困，看到了巴黎公社破壞性的動亂，看到了第三共和國在激憤中的誕生，看到了讓巴黎這個現代都市揚眉吐氣的幾次世界博覽會的盛景，看到了凱旋門的多年建造，看到了埃菲爾鐵塔的驕傲矗立，看到了巴黎歌劇院的橫空出世……

這本書也讓我們見識到了法國與美國的某種民間交往史。書中提到了一些人與事，是我們讀者可能不太知道的，如那位傳奇人物拉法耶特將軍在法美關係中的地位和作用。還有，被一些人誤認為是「美國製造」的自由女神像的設計、建造和贈送。

傳奇人物拉法耶特將軍（1757—1834） 出生於貴族家庭，早年參加過美國獨立戰爭，同美洲殖民地的人們共同抗擊英軍，被任命為少將，與美軍總司令華盛頓結下了深厚友誼。他在戰鬥中立下赫赫戰功，被譽為「兩個世界的英雄」。

華盛頓和拉法耶特侯爵在福吉谷

回國后，在法國大革命期間也有所作為，曾向議會提出過著名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多年來在巴黎的美國人形成了一個習慣，每當7月4日獨立日時，都要舉行盛大的國慶宴會，每次拉法耶特將軍都是特邀嘉賓。」1824到1825年拉法耶特侯爵返美訪問時，他作為一個神話般的「老英雄」 而廣受歡迎。

他在巴黎的府邸，簡直就是美國駐法國的第二大使館。1830年，他還指揮國民自衛軍，推翻國王查理十世，幫助路易·菲利普登位。老年的拉法耶特儼然是一個「老兵」的形象。順便說一句，遊客熟悉的巴黎老佛爺商店，就是以拉法耶特的名字命名的。

法國送美的紐約自由女神像

至於自由女神像，也就是人們通常說的紐約自由女神像，還真的是法國人在1876年美國獨立百年慶典時送給美國的一份大禮。它的設計者是法國雕塑家弗雷德里克·奧古斯特·巴托爾迪。他到過美國，走了一些地方，結識了許多珍惜美法友誼的美國人。巴托爾迪返回法國後計划完成一個紀念法美友誼的藝術作品，即在紐約港入口處的小百德婁島上建一座巨大的雕像，叫「自由女神照亮世界」。

今天，不僅在紐約，在巴黎的塞納河上，我們也可以見到一尊自由女神像：靠近法蘭西廣播大樓的格雷奈爾橋下有一條長長的河心大堤，名「天鵝小道」。天鵝小道頂南端，豎立著一尊自由女神像。這個自由女神像雖不如雕塑家巴托爾迪送給紐約的那一尊名氣響， 「身材」 也不如紐約的那一尊高，但千真萬確是後者的按比例縮小，而且是由僑居巴黎的美國人送的回禮。

還有一些歷史人物的面目，是我們原本不太清楚，而這本《美國人在巴黎》可以幫我們認識的。如1830年上台的法國七月王朝的國王路易·菲利普，他早年曾在美國長途遊歷，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還曾走訪印第安人的部落，明顯是一個「文化人」 的形象。

書中提到： 「路易·菲利普出身於法國奧爾良有勢力的貴族家族，這位新的統治者年輕時就支持1789年的大革命，在1793年逃離『恐怖』 之前，一直在共和軍中擔任軍官，作戰勇敢。他在外流亡多年，不能返回法蘭西。」

還有一些歷史事件，我們過去可不是那樣認識的，例如巴黎公社期間的一些奇聞，尤其是對大主教喬治·達爾布瓦的殘殺：1871年，巴黎公社起事兩月有餘，行將失敗之際，於「流血周」期間的5月24日匆匆處死了多位著名人質，包括不少天主教教士，其中就有大主教達爾布瓦。這也讓美國大使館花費了好幾個星期的外交斡旋終為泡影。

當然，《美國人在巴黎》一書中對凡爾賽政府對巴黎公社社員的屠殺，也是揭露到淋漓盡致的地步。當時的美國駐法大使埃利胡· 沃什波恩在一封給國務卿費什的函件中這樣報告：「凡爾賽部隊的所為和公社這些史無前例的暴行並無二致……殺戮、撕碎、刀刺、毒打、火燒那些男女老少，不管是有罪還是清白，這些政府軍的所作所為將會玷污法國近代的歷史，對這些行為負責的那些人的名字會被記錄到人類暴行的清單上，讓人性蒙羞……」

當今的美國相比於是比較先進的，然而，在19世紀，相比於法國，美國的落後則是顯而易見的，尤其在前半葉比較明顯。故而當時有那麼多美國人到法國學習和遊歷，來取經和尋找榜樣，所以才有了這一段「偉大的歷程」。

法國巴斯德研究所在病毒

一個有意思的例子是醫學。19世紀初期，法國的醫學研究、教學和實踐要大大先進於美國，因此美國留學生中有相當多的人是來學醫的。而到了19世紀下半葉，美國的醫學就迎頭趕了上來，國內的工作和研究條件明顯改善，所以到巴黎留學的醫科生也明顯少了很多。

相比較20世紀最後20來年和本世紀十幾年的人留學歐美的歷史，當年美國人留法的歷程確實可以提供一面鏡子。19世紀的美國和當今的，同是比較落後的一方，應該向先進學什麼，也是一目了然的。

當年美國留學生與當今留學生的學習和生活態度，也是很有意思的討論話題：美國留法學生對專業、對生活大多持積極態度，學習刻苦，生活簡單，對故鄉更是思念情切，拳拳報國之心明月可鑒；當然也有一些人耽於他鄉優厚的生活條件，一心圖謀在歐洲的發展和出名，這就不去說了。什麼時候、什麼國家都有那樣的人嘛。

《美國人在巴黎》書中有一句話很是發人深省，再度遊歷法國的聖高登斯在信中告訴威爾·婁，回到巴黎是一段「美好的經歷」，他發現了許多驚人的方面，尤其是，只是在這時候他才「發現我在多大程度上是美國人」。我想，這應該也是我們赴歐美的留學生的心聲。

這本書中有句話非常精彩，至少，它給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我願把它摘錄在此：

一百多年前，亨利·亞當斯的曾祖父約翰·亞當斯獨自一人在巴黎的一張書桌旁寫下了他生活的目的：

我必須研究政治和戰爭，就是為了讓我的孩子們能自由地來研究數學和哲學。我的孩子們應當研究數學、哲學、地理、自然、歷史、造船學、航海、商業和農業，目的是讓他們的孩子們有權利研究繪畫、詩歌、音樂、建築、雕塑、編織和陶瓷。

這句話在亞當斯家族中流傳了下來，成了一條家訓。這其實也是我對我們的留學生的希望。

余中先

作家、《世界文學》主編，社會科學院研究所院教授。曾留學法國，在巴黎第四大學（Paris—Sorbonne）獲得文學博士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