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蘇聯解體幕後的神秘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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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擔任美國前總統卡特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時，推動了中美建交；他曾與多位大國領導人在談判桌上博弈，鄧小平、勃列日涅夫都曾是桌子對面的人；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教書時，美國前總統歐巴馬聽過他的課，並且以蘇聯核裁軍為主題撰寫了論文；他帶過的最知名的博士生是美國歷史上首位女國務卿奧爾布賴特；他還是一個暢銷書作家，《大棋局》、《大博弈》、《大失控》無一不是全球暢銷書，也成為外界掌握美國戰略走向的參考書。他就是美國著名地緣戰略家布熱津斯基。5月26日，布熱津斯基在美國弗吉尼亞州一家醫院去世，享年89歲。

那麼，在東歐出生的布熱津斯基為何成為反蘇先鋒？基地組織的產生怎麼會與他有密切的關係？他為何用7分鐘和一億五千萬人死亡來形容自己工作的壓力？他與之間有著怎樣的不解情緣？鄧小平訪美第一站為何選擇去他的家裡？本期檔案揭秘，李涵為您講述：蘇聯解體的幕後推手——布熱津斯基。

1928年，布熱津斯基出生在波蘭的一個外交官家庭，因為父親的關係，這個波蘭貴族的後裔在少年時代就開始在全球遊歷。他的父親駐德國時，納粹黨開始發跡，隨後他們一家轉駐蘇聯，他們看到了斯大林的大清洗。轉駐加拿大時，二戰開始了，他們的祖國從地圖上消失了。1945年，當硝煙散盡，老布熱津斯基選擇繼續留在加拿大，拒絕回到波蘭，他知道，他們這種身份的人回到蘇聯羽翼下的祖國，將會迎來什麼樣的命運。

或許是這種流亡者的經歷，布熱津斯基對於發生在波蘭和蘇聯的事情特別感興趣，並以此作為終生研究方向。他的太太也是東歐流亡者的後裔，其祖父是捷克第二任總統。

布熱津斯基一直堅信蘇聯只是一個暫時現象。當他從學者轉型為政治人物后，在蘇東地區培養親西方的勢力是他大力推進的政策。布熱津斯基承接的是布坎南開創的對蘇思維。儘管是民主黨人，但他從來不忌諱提出對蘇聯的遏制策略，被視為民主黨內的鷹派，這與基辛格形成了鮮明對比。基辛格的博士論文提出了國際政治的均勢理論，並且在日後的實踐中加以貫徹。

作為一名地緣政治學家，在地圖前分析指點江山成為他極大的樂趣。他說自己在某種程度上認同拿破崙說過的一句話：「只要看看這個國家的地圖，就能明白他們的外交政策。」

布熱津斯基給今天的世界畫了一個動蕩之地集中的「衝突圓地區」——畫兩條交叉的線，一條從西到東，從西奈半島到印度到東亞，另一條從北到南，從俄羅斯南部邊疆向下直到印度洋。根據這兩條線畫一個圓，裡面大約會有6億人，到處都是種族、宗教和社會矛盾。

他認為，「9•11」是美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悲劇性的、不可避免的轉折點。當時美國犯下的錯，今天仍在修補。因為美國行為的合法性與可信度被極大削弱了，這些反而將本•拉登的行為反襯得十分重要。

他認為解決中東問題的核心在於巴以衝突，在他擔任國家安全助理期間，就表現出對猶太社團的並不友好態度，被美國媒體視為是美國反猶勢力的代表。

作為一個地緣政治學大師和美國歸化者，美國人的世界觀讓布熱津斯基痛心疾首：根據《美國國家地理》統計顯示，絕大部分進入大學的美國人，在地圖上找不到英國在哪裡。伊拉克戰爭爆發5年後，也在地圖上找不到伊拉克，甚至30%的人不知道太平洋的位置。

在他看來，美國人對於電視劇的敏感度要高於對世界大事的敏感度，這種狀況不可能持久，「如果我們對於外部世界的挑戰一頭霧水，我們怎麼能夠做出相應的內部改革呢？」

在冷戰時代擔任美國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是一件很有挑戰的事情，很多場景就像美劇《24小時》里描述的那樣緊張刺激。

布熱津斯基曾經用7分鐘和一億五千萬人死亡來形容這份工作的壓力，他說：我們會在蘇聯大規模發射核導彈后一分鐘內發出核打擊預警，大概在第二分鐘內就能夠得到該次核打擊的基本規模以及可能目標的數據，並且精確度相當高。到第三分鐘，我多少已經知道何時預估後果，也在此時，總統會收到信息提示。第三到第七分鐘，總統會決定如何做出反應。

從一開始就變得非常複雜，如果是全面核打擊，那麼反應就會相對容易，你需要的只是全面報復，但如果這只是一次有選擇的小規模打擊，那麼就會有多種選擇。總統需要權衡各種選擇的利弊，這個過程必須在7分鐘內完成。到了第7分鐘，執行的命令就必須下達，無論什麼決定都需要執行。到了第28分鐘，華盛頓就會被夷為平地，6小時之後，一億五千萬美國和蘇聯人就會死去。曾經有過一次小小的恐慌，布熱津斯基半夜被叫醒並被告知，戰略指揮系統已經啟動，最後搞清楚只是一次演練，卻被誤傳為核打擊。

布熱津斯基坦承，他的一生都在為結束冷戰而努力，換句話說，就是為了對付蘇聯。為了實現這個目的，他的一些做法影響至今。在某種意義上說，基地組織是布熱津斯基思想的產物。

在擔任國家安全助理期間，他建議卡特總統秘密支持喀布爾反蘇派，這項援助計劃將會誘使蘇聯出兵。隨後中央情報局開始在阿富汗培養訓練游擊戰士，本•拉登也在其中。當蘇聯果然出兵阿富汗后，布熱津斯基寫信給卡特說：蘇聯終於陷入了戰爭的泥潭。這場戰爭曠日持久，直接導致了蘇聯的瓦解。

1998年接受法國《新觀察家》雜誌採訪時，當被問起作為資助伊斯蘭極端勢力的始作俑者，是否會因恐怖主主義造成大量無辜平民生命的損失而感到後悔時，他反問，「是什麼在歷史上更重要，是塔利班還是蘇聯垮台？是穆斯林鬧事還是解放中歐和結束冷戰？」

和基辛格一樣，布熱津斯基公職生涯結束之後，依然保持了重要影響力。他們來訪或者領導人去美國訪問時，領導人一般都會見他們，了解他們對世界格局的見解。

雖然不在政府系統內，但他戰略大師的地位讓每一任美國總統都無法忽視。1994年，美國討論對華最惠國待遇問題，柯林頓為此所困，很煩惱，私下打電話給布熱津斯基，問他對實施特定的制裁是否合適——當時的布熱津斯基剛結束在的訪問，正在夏威夷的海灘上度假。

此外，他還承擔了很多美國政府不方便出面的政治外交。從亞塞拜然通往土耳其的巴庫——傑伊漢管道，是布熱津斯基一直鼓吹的能源多元化重要項目之一，這條管道完全繞開了俄羅斯國土，為西方直接提供了裏海和中亞的石油。1995年，柯林頓總統讓布熱津斯基帶一封親筆信給亞塞拜然總統阿利耶夫。白天，阿利耶夫與俄羅斯高級代表團談判，晚上則專門與布熱津斯基交談。最後，在他離開之前，亞塞拜然承諾接受美國提議，拒絕了俄羅斯關於阿境內石油必須全部過境俄羅斯的要求。

1991年12月25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宮的紅旗緩緩降下，這是布熱津斯基個人最具滿足和成就感的瞬間。在那一刻，他知道有一些比蘇聯的消亡還重要的事情已經發生——歷史上最後一個疆域遼闊的大帝國正在解體、或許是永久性解體。他的博士論文得到了證實。

布熱津斯基一直宣稱自己是的朋友。他繼承了尼克松和基辛格開啟的與交往之旅，儘管對共產主義有著強烈的敵視態度，但他在與交往方面，表現出極強的務實精神。

1978年5月20日，布熱津斯基奉卡特總統之命來北京商談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在與鄧小平談到中美關係正常化問題時，布熱津斯基表示美國將信守「上海公報」，遵循只有一個，解決台灣問題是自己的事這條原則。但他又說，美國還有一些歷史遺留問題要解決，即使實現了美中關係正常化，「我們對台灣的安全義務還要繼續下去」。

鄧小平說，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對兩國來說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談到正常化問題，我們觀點很明確，三個條件：斷交、撤軍、廢約。這三個條件都涉及台灣問題。我們不能有別的考慮，因為這涉及一個主權問題。日本方式是我們能接受的最低方式。所謂日本方式，就是在正常化的條件下，我們同意日本同台灣之間商業、人員繼續往來。要承諾只能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我們說不行。解決台灣問題是的內政，其他國家無權干涉。什麼時候、用什麼方式解決台灣問題，那是自己的事。你們表示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希望，你們可以說你們的話，但作為條件不行。鄧小平語言犀利，給布熱津斯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出訪時，他還注意到，晚上招待他的京劇上演的是傳統劇目。他意識到，在發生著變化。

布熱津斯基後來回憶說：「別看鄧小平身材矮小，卻極有膽識，他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他生氣勃勃，機智老練，思想敏捷，談笑風生，氣派很大，開門見山。一席話使我懂得了他在政治生涯中屢經浮沉而不倒的道理。更重要的是，他的胸懷和魄力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真正夠得上是一位深謀遠慮、可以放心與之打交道的政治家……如果以為我們會談中唇槍舌劍爭論很激烈，那就錯了。爭論是有的，但總的精神是積極的。晚上吃飯時繼續會談，談話中漸漸扯到個人。我們談到各自的家庭。鄧小平不斷地把美味佳肴往我盤子里添。我們頻頻互相祝酒。鄧暗示他有興趣於將來訪問美國。他還說，他擔任領導工作只剩下三年左右的時間，言外之意是想加緊推動美中關係的進程。我對他說，我希望能在華盛頓自己的家裡設宴答謝他。鄧微笑地接受了。」

1979年1月28日清晨，一行車隊駛出中南海，直奔首都機場。這天是人的傳統節日——春節的第一天。按照人的傳統習慣，農曆的大年初一一般是不出遠門的，一家老少團聚，要熱熱鬧鬧過年。但有一個人，卻選擇在這個時候進行一次跨越太平洋的遠行。他就是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在中美正式建交27天後出訪美國。這是新領導人對美國的第一次訪問。

鄧小平的出訪，是應此前中美建交談判中美國總統卡特發出的邀請。選擇在這一天出行，是鄧小平的主意。人的大年初一，要說吉利話，做吉利事。有人說，這表明鄧小平十分看重這次出訪。

1月29日凌晨4點半（美國東部時間1月28日下午3點半）鄧小平乘坐的波音707專機抵達華盛頓安德魯斯空軍基地機場。

此時，華盛頓正是大雪紛飛，這對人來說是個好兆頭——「喜降瑞雪」。當鄧小平滿面笑容走下飛機舷梯時，美國副總統蒙代爾迎上前去同他緊緊握手。鄧小平在下榻的布萊爾大廈稍事休息后，便於當晚趕到時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的郊外住宅，出席了他別具風味的家庭歡迎晚宴。鄧小平說話算數，這次晚宴，是在幾個月前布熱津斯基訪華期間就預訂好了的。

布熱津斯基，時年51歲，在卡特執政的4年間一直擔任他的國家安全顧問，是這一階段美國對外政策和對外事務的主要決策人和參與者，在促進美國與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為了辦好這次晚宴，布熱津斯基一家幾天來一直忙個不停。他的夫人精心選擇了菜單，親自烹制了具有濃郁美國風味的烤牛肉、蟹肉、蔬菜、水果沙拉等等。布熱津斯基則負責選購了滿滿一櫃各色美酒。宴會開始前幾個小時，他忽然想起人好喝烈性茅台酒，擔心自己這一酒櫃的酒不夠客人暢飲，便又急如星火地打電話到白宮，讓他的部下馬上再捎一些來。布熱津斯基還別出心裁，讓他的三個孩子——伊恩、馬克和米卡充當宴會的服務員。

晚宴開始后，觥籌交錯，笑語聲聲。酣暢之間，布熱津斯基當眾發表自己的高見，人和法國人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認為自己的文明優於所有其他國家。鄧小平反應很快，不置可否卻又頗為自得地接過話頭道：「我們可以這樣說，在東亞，的飯菜最好，在歐洲，法國的飯菜最好。」 這話立時獲得了一片讚許聲。

在談到兩國關係時，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說：「卡特總統由於決定和關係正常化，他在國內已碰到一些政治上的困難。你在政治上也碰到了許多困難吧？」 鄧小平呵呵一笑，隨即答道：「是呀，我也遇到困難，台灣省也有人反對嘛！」對鄧小平的機智，大家會意地報以熱烈的掌聲。

大約1年前，由於國務卿萬斯抱怨布熱津斯基的一些公開言論妨礙了他有效地發揮作用，卡特總統一度降低了布熱津斯基的形象，要他躲在幕後，這種情況直到布熱津斯基參加了中美建交談判才有所改變。這次鄧小平光臨他家，分明是在公開讚揚布熱津斯基對促進中美關係正常化所作的貢獻，這給他一家帶來了極大的榮耀。幾天後，他在辦公室會見記者時，還異常激動地說：「在你想到這件事的時候，你就會感到驚奇。一個十億人大國的領導人到達美國后僅兩小時就到我家裡赴晚宴！……我是說，這的確相當令人驚奇！」

後來，布熱津斯基在回憶錄中也動情地描述了這次家宴的情形。他寫道：鄧小平的訪問一開始就具有濃厚的人情味兒。這是他第一次訪問美國，他和夫人以及主要的隨行官員驅車從賓館來到我在弗吉尼亞州麥克林鎮的家裡吃飯，我很高興能以家宴來招待他。我請了我的部屬奧克森伯格，以及萬斯、伍德科克、霍爾布魯克（助理國務卿）等作陪。那天的家宴完全是非正式的，由我的幾個孩子端菜服務。

飯桌上，布熱津斯基拿出一瓶蘇聯駐美大使送給他的，上等的蘇聯伏特加，並告訴鄧小平，這是勃列日涅夫所喜歡的佳釀。鄧小平聽完后，哈哈大笑。

1979年2月5日，鄧小平圓滿完成訪美之行，回國后一直和布熱津斯基保持著友好的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