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湧泉：敦煌語言文學文獻：探源尋跡話今用 ｜ 敦煌古代文化遺產的當代價值（三）

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景雲二年（711）賜沙州刺史能昌仁敕》局部

清末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現的六萬多件敦煌遺書，其中包括數量浩繁的語言文學文獻資料。舉其要者，語言方面如失傳已久的《切韻》系韻書，第一部較為完整的字樣學著作《正名要錄》，最早的民間俗語詞詞典《字寶》，最早的名物詞詞典《俗務要名林》；文學方面如最早的詞集《雲謠集》，最早的女詩人詩歌選集《瑤池新詠集》，久已失傳的古代講唱文學作品變文，以王梵志為代表的唐代白話詩，唐代第一長詩《秦婦吟》，等等，震動了整個世界，其重要價值無論怎樣估計都不會過分。這裡，筆者想從文獻探源、文脈傳承、文化自信三個角度就敦煌語言文學文獻的當代價值談一點不成熟的認識。

一、文獻探源

傳世的古書，主要是以宋以後刻本的面貌呈現的。然而刻本以前的情況如何，往往不甚瞭然。其實唐代以前的古籍流傳到今天，必然要經過宋代之前一次又一次手抄相傳的過程，寫本是古代文獻傳承中極為重要的一環。這些寫本古籍因其去古不遠，未經後人校改，更多地保存著古書的原貌，是了解古書源流演變和整理校勘最寶貴的第一手資料。敦煌文獻是古代寫本文獻最重要的發現，這方面的價值就進一步凸顯出來。如宋人編的韻書《廣韻》，據說改編自隋陸法言《切韻》。但宋代以後《切韻》失傳，詳情不得而知。敦煌遺書問世以後，人們才陸續發現了《切韻》系韻書寫本近五十個卷號。這些韻書的發現，不但使我們有可能窺知陸法言《切韻》原書的大致面貌，了解唐五代人對《切韻》的增訂情況，而且使我們得以更深刻地了解《廣韻》和《切韻》的關係，明白《廣韻》是如何在《切韻》系韻書的基礎上修訂而成的。姜亮夫先生說這些韻書是「學術上的一種偉大的發現」，並非溢美之詞。

又如《將進酒》是李白的名詩，今天的傳本前面三段是這樣的（原詩每段換韻，韻腳用黑體標出）：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

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

其中「天生我材必有用」更是這首名詩中的名句，千百年來為人們所激賞。然而敦煌寫本伯2544號、伯2567號、斯2049號都抄有此詩，此句卻作「天生吾徒有俊才」。哪個對？就精闢性而言，恐怕大家都會說今本對。然而仔細研究李白詩歌的格律，就會發現敦煌本更可取。原來李白詩歌在轉韻時，非常講究「逗韻」的技巧，即轉韻時第一句的末字先押新轉入的韻腳，以迎接下一段的新韻。「天生吾徒有俊才」正是轉韻的第一句，末字「才」與下文「來」「杯」押韻。而今本「用」字不押韻，是一個例外（參看黃永武《敦煌的唐詩》）。由此可見，敦煌本合於李白詩歌換韻的特點，應該是其原貌，而今本則可能是後來的「好事者」臆改的結果。正是依賴於敦煌本的發現，我們才得以了解其訛變軌跡，否則日讀「誤書」而不知，就很難發現其中的隱秘了。

二、文脈傳承

文脈的傳承，事關國家和民族的精神風貌和文化發展。敦煌語言文學文獻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積澱著珍貴、多樣的精神財富，加強其資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對中華文脈的傳承具有重要意義。

傳統文化的傳承，理當棄其糟粕，取其精華，弘揚那些優秀的部分。打開敦煌文學作品，我們不但可以欣賞到瑰麗的絲路風光，多彩的民俗風情，也不時可以感受到先賢們對人生、對社會深刻的思考。這裡僅以王梵志詩為例。王梵志是唐初的一個通俗詩人，宋人筆記和日本古代書目中都有關於王梵志詩的記載。但明代以後其人其詩就銷聲匿跡了。幸運的是，敦煌文獻中發現了三十多個王梵志詩的寫本，存詩近四百首。王梵志的詩基本上用口語寫成，清新自然，表現的多是下層人民的困苦生活和思想情緒，同時又富有哲理。如下面的三首詩：

第一首，詩人為我們描繪了一個處於世外桃源中的優哉游哉、自得其樂的隱士形象，讀後令人神往。第二首描述世上人滿為患，擔心毫無節制的生育，不但讓人無地可住，還會「塞天破」。最後一首有感於人多墓多，長此以往，不但無地安葬，也將無地可耕，那將是何等恐怖的場景！所以詩人倡導火葬：「已后燒作灰，颺卻隨風去。」那又是何等的洒脫！王梵志大約是古代第一位痛感需要控制人口爆炸的詩人，也是第一位反對土葬、呼籲保護耕地的詩人。在一千多年後的今天，這樣的詩作仍閃耀著思想的光芒，有極強烈的警示意義和教育意義。

三、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近年不斷見諸報端的一個熱詞。如何做到自信？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立足於包括敦煌文獻在內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繼承、消化、吸收，積厚度，蓄底氣，才能避免在紛繁複雜的文化現象中失去話語權，避免在紛至沓來的外來文化面前迷失自我，才能推陳出新，引洋出新，發展、創造出有特色的新文化。

比如漢字繁簡的優劣，是個老話題。其實漢字的簡化並非心血來潮的產物，而是漢字本身發展規律的體現，是千百年來群眾意志和願望的體現。敦煌寫卷中簡化字之多，使用之廣，都是前所未有的，它顯示了人民群眾漢字簡化的願望和漢字簡化的必然趨勢。今天我們通行的簡化字，其實許多都可以在敦煌文獻中找到依據。比如辭作辭、亂作亂、趨作趨、繼作繼、斷作斷、門作門、堅作堅、盡作盡、糧作糧，等等，都是敦煌寫本中經常可以見到的。又如高興的「興」，簡化字作「興」，過去人們雖然知道它來源於草書，但並沒有舉出古人已有寫作「興」的實例，而現在敦煌寫本恰恰為我們彌補了這一缺憾，如斯328號《伍子胥變文》：「禍亂不作，災害不。」斯2113號《唐沙州龍興寺上座沙門俗姓馬氏香號德勝宕泉創修記》：「弟僧龍寺臨壇大德法真，威儀冰操，不若（惹）纖塵。」皆其例。面對這樣一批我們的老祖宗自己創造並且使用已久的簡化字，我們有什麼理由妄自菲薄呢！

又如的「國」，簡化字作「國」，過去不少人以為是學日本，這也是日本人津津樂道的一個例子。有五千年燦爛文明的中華民族，竟然連自己的國名用字也要拾人牙慧，不免讓人感到遺憾。其實「國」是土生土長的字。大約六朝前後，出現了「囗王」會意的俗字「囯」，敦煌文獻中不時可見這樣的「囯」字；敦煌字書斯388號《正名要錄》稱「囯」是「國」的「訛俗」字——這是「囯」字最早被辭書所收載。手寫文字有喜歡增加點畫的習慣，於是「囯」又有人加點寫作「國」。如敦煌寫本斯541號《毛詩故訓傳》之《邶風·式微·小序》毛傳：「黎侯為狄人所逐，棄其而寄於衛。」伯2838號《雲謠集雜曲子·拜新月》：「泰時清晏，咸賀朝列多賢士。」——這是「國」最早見於文獻記載。所以日本漢字「國」字作「國」，不過是承襲了漢字的俗書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