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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上升,知識在下沉?未必。

中國在上升,知識在下沉?未必。

鄭永年教授批評的知識界和整個社會的知識水平,不止一年兩年了。

早在2011年,鄭教授就提出缺失自己的知識體系,導致自己「無能解釋自己的社會」,同時也引起外界對的嚴重誤解。 2015年,鄭教授直言,「最讓我失望的就是知識界」,「很多學者在做的都是假知識,用的素材來論證西方的命題,而我們自己的命題還沒找到,都是假命題。」2016年,鄭教授說,「各種跡象表明,已經進入了一個知識短缺時代。」「在過去的30多年裡,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具有了豐富的實踐經驗。但是,無論是理論界還是政策研究界,都沒有能力解釋經驗。」

就在上周,鄭教授又發出嚴厲批評,這次在新加坡《聯合早報》上發表的文章題為「知識的悲歌時代」。文中說:「現實無比殘酷,當成為世界社會科學界最大實驗場的時候,的知識界則進入一個悲歌時代。」「知識圈在下行,知識也在下行。……如果這個方向不能逆轉,那麼很快就會面臨一個知識的完全『殖民化』時代,一個全面弱智的時代。」

鄭教授最近的一本新書即名為《知殤》,想必是這些觀點的一個綜述。

此書沒讀過,大體上,本人同意鄭教授的這些觀點。由於所針對的是的「知識」、「知識圈」、「知識體系」這些比較籠統抽象的概念,也就不太可能被證明有錯。畢竟「知識短缺」、「知識下行」的概念,並不像是商品短缺、經濟下行等概念那樣,可以用具體的統計數據做檢驗,因此也就難以得出不同或相反的結論。

鄭教授做出這樣的論斷,主要是通過與西方知識界相比,或者與歷史上的「歐洲轉型」時期、的學術繁榮時期相比,得出了一個整體觀感。既然當下沒有湧現出一批如萊布尼茨、伏爾泰、孟德斯鳩、康德這等知識大師,也沒有出現像王陽明這樣的學術大家,連錢學森的繼任者也看不到,那麼說你是知識界的「悲歌時代」,你有什麼不服?

既然當下有這麼多人研究馬克思主義卻沒有幾個人真懂馬克思,這麼多人論述「供給側改革」卻誰也說不清這個概念到底是什麼,那麼說你是「知識短缺」、「全面弱智」,你有什麼不服?

是的,不得不服。但這裡還是有個很大的問題,一個鄭教授很可能自己沒有意識到的問題:在論述關於的「知識」問題時,被拿來當作論證工具的那些「知識」,看起來也不像是真知識。

歐洲的「啟蒙時代」沒有參照意義

在關於「西方」的歷史故事中,「啟蒙時代」是一個重要篇章。這個時期(1685-1815)的歐洲各國,湧現出一批思想大師,包括一些奠定了現代科學基礎的大科學家,和影響了整個現代世界的大哲學家,這些時代巨人就像是一座座巔峰一樣,至今仍然令人高山仰止。

由於今天的21世紀基本上還是那個時代的延續,未曾發生重大的轉折,所以無論哪個國家,包括今日,只要轉入了現代化進程,就都處在其影響之下,就好像本國歷史上也發生了同樣的思想革命、湧現了同樣的思想巨人一樣。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這個特殊的「啟蒙時代」還可以在今天的任何國家裡再次出現,特別是在非西方的后發國家崛起過程中再次出現,就像是鄭教授在質問中所隱含的那個類比:「歐洲轉型產生了多少偉大的思想家,我們現在的轉型呢?」

原因不複雜,這是因為17-19世紀歐洲的「啟蒙時代」,實際上是歐洲歷史的特殊產物,與基督教歷史密不可分。正如列奧·施特勞斯所指出的,無非是「聖經信仰的世俗化」這一特殊過程的體現,他將其稱之為「現代性浪潮」。

按說,在沒有聖經信仰的其他文明中,也就不會出現什麼「現代性浪潮」。而之所以在這種典型的非西方國家裡,也將「啟蒙時代」和「現代性浪潮」理解成普世的、影響全人類的,甚至將自身文明也變相歸入「聖經信仰的世俗化」進程中來理解,無非是因為受到西方列強的猛烈衝擊,因為落後而挨打,不得不進行同樣的轉型,沒有選擇。

如果做個比喻,這就好比是兩個人走在同一方向的兩條路上,在第一階段,甲因為誤入歧途掉入了水塘,而乙因為避開了水塘一直走在平坦的原野上,乙大大領先於甲;但是在第二階段,甲因為落入水塘而意外地學會了游泳,而乙雖然一直走得很順卻沒有學會游泳;於是在第三階段甲利用了會游泳的優勢用大水淹了原野,迫使乙也必須靠游泳才能前進;結果率先學會游泳的甲取得了領先優勢,而被迫從頭學習游泳的乙,反而成了落後者。

簡言之,古代的歐洲就像是誤入了宗教歧途跌入水塘的甲,歷史學家將這段歷史稱之為「黑暗的中世紀」。但黑暗時期卻使歐洲因禍得福,在「聖經信仰」和「自然法」之間長達千年的糾纏中發展出一種被黑格爾稱之為「理性的辯神術」的思辨傳統,結果就像一個人學會了游泳一樣,從中孕育出了現代科學和哲學的大發展。

啟蒙和科學都是作為基督教神學的副產品而出現的,正如游泳的技能是作為跌入水塘的副產品而獲得的。這就是為什麼「啟蒙時代」和與之相伴隨的知識大發展不太可能在其他文明進程中重現。古代文明之路成功避開了水塘,這不是錯誤而是成就,但沒能發展出現代科學卻恰恰又是因為這一成就來得太早,這也不是錯誤而是命運。沒有人能早早就預料到文明發展到近代之後主要靠科學知識來推動,也不可能因此而責備古人沒能從一開始就選擇一頭扎入水塘。

看清楚這一點,也就明白了歐洲的「啟蒙時代」不可能被借鑒來當作典範,也就不會要求今日在取得發展成就的同時再重現當日歐洲的「啟蒙時代」。

游泳的技能屬於全人類,歐洲人因為早早跌入了水塘而率先學會了,人因為後來被大水淹了家園而被迫學會了。而學會了就是學會了,現在的競爭是在比誰游得更快、游得更遠,最初的學游泳過程已不再重要。

古代也不可能與今日對比

古代文化燦爛輝煌,大師雲集,群星燦爛,這一點無人否認。鄭教授舉了王陽明的例子,「在今天的,人們不是認真地去研究名人,而是完全根據自己的或者他人的需要,隨意糟蹋名人。例如王陽明。王陽明是個大家,現在被炒得很紅火。不過,很遺憾的是,沒有人真正在研究王陽明,可以預見的是,如果現在的情況延續,『陽明學』很快就會演變成一種庸俗不堪的宗教,不僅靜不了人們的心,反而會攪亂人們的心。這種現象在所謂的『國學』處處可見,人們所期望的國學精華沒有出現,而那些『牛、鬼、蛇、神』則已經泛濫成災。」

平心而論,這個批評本人完全同意。在很多情況下,大師的思想也只能由大師來解讀,正如伯牙鼓琴,也只有鍾子期能聽出裡面的高山流水。今天的很多學人,對的文史傳統缺乏基本理解,口口聲聲「五千年中華文明」,其實並不理解這個文明是什麼,也就不可能看懂歷史上每一代的學術都在試圖解決什麼問題,當然也難以讀懂大師們的作品,只能將其置於到今日流行思潮中,套在「成功學」、「養生學」、「修身學」之類的現代商業框子里歪批胡解一番。

但是,鄭教授以此作為論據直接得出知識的短缺時代、悲歌時代這一結論,卻又出現了與上述類似的真假知識問題,本人很難完全認同。

還借用前面那個比喻。古代相當於是一個在原野上從容漫步的國家,沒有線性史觀,也沒有彼岸意識,由於早早就避開了水塘,也就除走路之外再沒有掌握其他技能的需要。而今天的,卻是一個縱身躍入世界競爭的汪洋大海奮力游泳前行的國家,成敗與否全憑不久前才剛剛學會的游泳技能。而所有關鍵的知識都與如何快速地游泳不至於嗆水溺水有關,至於應該如何優雅地走路,已經失去了現實指導意義。

王陽明也好,陸九淵也好,程朱理學、先秦諸子,傳統國學中的「知識」部分,真正能夠應用於指導如何游泳的部分並不多。今天的人們讀一些國學典籍,主要是有助於理解我們的前世今生,既明白大海之前是陸地,也知道滄海桑田可變換,也就是最近人們常說的「我們是誰,從哪裡來,到哪裡去」。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明白這些其實已然不易,也就基本上有了文化自信。所以,也不太可能指望今天的學人完全讀懂所有古代大師,更不能根據是否從讀懂大師中產生了足夠的新知識而評判整個知識體系的整體水平。

按照當年康有為的劃分,來自「西學」的所有新知識,可以統稱為「智學」,而中華傳統學術則是一種超越性的「聖學」。「智學」雖然接近真理,但並不解決價值問題,人生和宇宙的終極問題,歸根結底還是要靠「聖學」來解決。

但難能可貴的是,清末民初的學人並未死守著「聖學」的優越感故步自封,他們看到了世界大勢浩浩湯湯,明白了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道理,幾乎是從零開始走上了學習「智學」之路。

1898年,康有為再次上書清帝,為了讓朝廷知道東鄰日本在「智學」方面已經取得了多大的進步,他專門寫了一本《日本書目志》,全書分為十五門類,羅列了數千冊書的書名。他在該書序言中寫道:「然泰西之強,不在軍兵炮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學、新法之書。凡一名一器,莫不有學:理則心倫、生物,氣則化、光、電、重,蒙則農、工、商、礦,皆以專門之士為之,此其所以開闢地球,橫絕宇內也。而吾數百萬之吏士,問以大地、道里、國土、人民、物產,茫茫如墮煙霧,瞪目撟舌不能語,況生物、心倫、哲、化、光、電、重、農、工、商、礦之有專學新書哉!」

今天的人不應忘記,當時的就是從驚嘆於西方科學技術的門類、照抄西方學術新書書目開始的,而當時數百萬之吏士「茫茫如墮煙霧,瞪目撟舌不能語」的極蒙昧狀態,就是到今天為止這一個長達一百多年連續向西方學習新知識並不斷趕超的偉大進程的那個0號里程碑。

由此可見,對於這樣一個國家來說,真正有價值的「知識」,既不是歐洲「啟蒙時代」的那一類,也不是古代大師經典的那一類,而是獨有的一類,也就是一種關於儘快學習新知識、掌握新技能的一類,關於「學習能力」的特殊知識。

只要簡單梳理一下在新知識學習方面的歷史,從0號里程碑開始到今天進入世界第一集團這短短一百多年的驚人進步,沒有人會認為這是個「悲歌時代」,因為從很多方面看,實際上是世界第一,甚至說是「歡歌時代」也不過分。

不知道鄭教授最近有沒有關注谷歌AlphaGo連續戰勝人類頂級圍棋棋手這個重大事件。到現在為止,通過人機對弈,新一代人工智慧至少已經揭示出如下幾個要點:1)自我學習能力、舉一反三的能力,是最重要的智力;2)沒有正確的歷史記憶就不能很好地規劃未來;3)基礎知識只是提高了自我學習的起點,機器完全可以從零起點開始通過反覆試錯達到同樣的目標。

這三點已經足夠了,所以DeepMind團隊將目前的AlphaGo稱之為「通用型」學習系統,開發者宣稱,他們正在開發出一種能夠學習任何複雜問題的人工智慧軟體,協助人們處理一些「世界上最為棘手的問題」。而下棋軟體不過是「AlphaGo革命」這場大戲的一個「片花」,一段預告。

有理由認為,今天的社會很接近於一個由億萬優秀人腦組成的「通用型學習系統」。經過這一百多年的強化學習,尤其是進入互聯網時代之後的「深度學習」,這個系統已經逐漸成型,具備了超強的自我學習能力和舉一反三的能力,也具有超強的通過歷史記憶規劃未來的能力和通過不斷試錯從零起點開始無限接近預定目標的能力。

與大量現成的基礎知識相比,「通用型學習系統」的實際價值要高得多,因為如果只有前者沒有後者,新知識的積累速度會很慢,而如果只有後者沒有前者,任何新知識也都可以通過深度學習而掌握。可以說,一旦形成了一個由億萬個善於學習的「人腦AlphaGo」組成的「全社會通用型學習系統」,這個國家將是無敵的。

前面說了,對於鄭永年教授關於知識體系的一些看法,本人也基本同意。特別是對於鄭教授所指出的,在權力和資本面前,知識界的一部分漸漸淪為其附庸,特別是在人文社科領域的知識生產者缺乏獨創性和創造力,沒能出現與這個時代相適應的知識繁榮局面,本人也持類似看法。而與鄭教授的觀點有所不同的是,在總體評價上本人並不悲觀,更不會認同將進入「一個全面弱智的時代」這樣的結論。

由於準確評價一個國家的「知識體系」並無統一標準,本人與鄭教授所採用的論據有所不同,所以本人既看到了「悲歌時代」的一面,同時也看到「歡歌時代」的一面。

知識的悲歌時代

鄭永年

無論就歷史還是就世界歷史而言,這個時代無疑是一個偉大的時代。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歷了巨大的經濟和社會轉型,乃至政治轉型。就經濟而言,從上世紀80年代初一個貧窮的經濟體躍升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從一個幾乎處於封閉狀態的經濟體,轉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大國,並且已經儼然成為世界新一波全球化的領頭羊。

而這些變化的背後,是從原先計劃經濟向自身市場經濟制度的轉型。就社會發展而言,這些年裡已經促成了數億人口的脫貧,同樣為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迹;儘管還有很多窮人,但人均國民生產所得也已經接近9000美元。

社會其他方面的發展也同樣顯著,包括人口壽命、教育、社會保障、住房等等。就政治而言,1949年之後建立起來的制度經受住了各種挑戰,化解了各種危機;儘管仍然被西方簡單地視為權威主義體系,但的政治制度已經顯現出其高度的韌性和靈活性,與時俱進。這個偉大時代的偉大實踐,需要人們來解釋,來提升,概念化和理論化,從而創建出基於經驗之上的社會科學體系。很顯然,這是知識界的責任。這個責任本也可以促成知識界的偉大時代,但現實無比殘酷,當成為世界社會科學界最大實驗場的時候,的知識界則進入一個悲歌時代。

說是知識的悲歌時代,倒不僅僅是因為權力、金錢和大眾對知識史無前例的鄙視,也不是因為知識常常被用來點綴、成為可有可無的東西,因為知識從來就是卑微的,也應當是卑微的。今天知識悲歌的根本原因,在於知識創造者本身對知識失去了認同,知識創造者失去了自身的主體地位,而心甘情願地成為了其他事物的附庸。大學眾多,每年都有很多校慶,不過一次次校慶就是對知識的一次次羞辱。

每次校慶,大家無一不是以培養了多少政治人物、多少富豪而感到自豪,唯獨說不出來的就是,沒有一個大學已經培養出一位錢學森生前所的說「大師」。實際上,今天大學或者研究機構所舉辦的各種公共論壇乃至學術研討會,人們都已以邀請到大官大富為目的,而知識本身則是及其次要的、可有可無的陪襯物。

知識體系是任何一個文明的核心,沒有這個核心,任何文明就很難在世界上生存和發展,至多成為未來考古學家的遺址。從知識創造的角度來看,正是偉大的知識創造才造就了文明。在西方,從古希臘到近代文藝復興再到啟蒙時代,這是一個輝煌的知識時代,沒有這個時代,就很難有今天人們所看到所體驗到的西方文明。也如此,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到宋朝的朱熹,再到明朝的王陽明等,鑄造了文明的核心。

就知識創造者來說,知識創造從來就是個人的行為。儘管有些時候也表現為群體知識例如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但群體知識仍然是基於個人知識體系之上,只是一些學者之間有了共識,才形成為互相強化的群體知識。同時,在「學而優則仕」的政治環境里,知識表面上是政府知識分子(也就是「士」)這個階層創造的,但應當指出的是,政府從來不是知識的主體。

當然,這並不是說,政府在知識創造過程中就沒有責任,政府既可以為知識創造有利、有效的環境,也可以阻礙知識的創造。因此,從知識創造者這個主體來反思當代的知識悲歌,更能接近事物的本質。也就是說,我們要回答「我們的知識創造者幹什麼去了呢?」這個問題。

一個一般的觀察是,在社會中,歷來就是「爭名於朝、爭利於市、爭智於孤」。這裡,「爭名於朝」是對於政治人物來說的,「爭利於市」是對商人來說的,而「爭智於孤」則是對知識人來說的。今天的知識悲歌的根源就在於現代知識人已經失去了「爭智於孤」的局面,而紛紛加入了「爭名於朝」或者「爭利於市」,有些知識人甚至更為囂張,要名利雙收。

爭名於朝。現在和過去不一樣了,從前是「學而優則仕」,從學的目標就是從官,並且兩者沒有任何邊界。現在從學的目標已經大大超越(至少在理論上說)了從官,並且兩者之間有了邊界。儘管大多知識人士為官了,但「為官」的心態仍然濃厚,因此還是通過各種變相的手段爭名於朝。當然,這背後還是巨大的「利益」。競相通過和「朝廷」的關聯來爭名,這個現象隨處可見。

一些學者給政治局講一次課就覺得自己非常地了不得了。今天在做智庫評價指標時,人們以爭取到大領導的批示和認可作為了最重要的指標。更有很多知識分子對大官竭盡吹牛拍馬之功能。無論是被邀請給政治局講課還是文章拿到了領導的批示,這可以是一個指標,但並非唯一甚至是最重要的指標。知識有其自己的指標。如果知識人以這些東西來衡量自己的知識的價值,那麼不僅已經是大大異化了,而且很難稱得上知識。

爭利於市。這對的知識分子是個新生事物。傳統上,從理論上說,知識分子和商業是遠離的。從認同上說,知識分子顯得清高,不能輕易談錢的問題;從制度層面來說,「士、農、工、商」的社會安排把知識分子和商隔離開來。當然,在實際層面,兩者也經常走在一起的。不過,現在情形則不同了。知識分子其利益為本、以錢為本,公然地和企業走在一起,各個產業都「圈養」著一批為自己說話、做廣告的知識分子。

一個顯著的例子就是房地產業。的房地產能夠走到今天那麼荒唐的地步,不僅僅關乎房地產商和地方政府,而且也關乎於這個產業「圈養」的一大批知識分子,因為這些人在每一步論證著政府房地產市場政策的正確性,推波助瀾,而非糾正錯誤。知識分子以其他手段爭名利在現代社會,除了和政治權力和商業利益發生關係,知識分子更是找到了其他的手段來爭名利。例如,爭名於「名」,即通過炒作既有「名人」而成名。研究既有名人未嘗不可,而且也是知識生產和創造的手段。不過,在今天的,人們不是認真地去研究名人,而是完全根據自己的或者他人的需要,隨意糟蹋名人。例如王陽明。王陽明是個大家,現在被炒得很紅火。不過,很遺憾的是,沒有人真正在研究王陽明,可以預見的是,如果現在的情況延續,「陽明學」很快就會演變成一種庸俗不堪的宗教,不僅靜不了人們的心,反而會攪亂人們的心。

這種現象在所謂的「國學」處處可見,人們所期望的國學精華沒有出現,而那些「牛、鬼、蛇、神」則已經泛濫成災。中學如此,西學也如此。例如馬克思。在世界範圍內,今天的擁有著最大群體的馬克思研究機構和馬克思研究者,因為馬克思幾乎已經成為官方的「國學」。但是認真去讀一下這些機構和學者的產品,有多少人懂馬克思。馬克思只是政治,只是飯碗。

在互聯網時代,知識更是具備了「爭名利於眾」的條件。這至少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知識人通過互聯網走向了「市場」,把自己和自己的知識「商品化」。當然更多的是充當「販賣者」,即沒有自己的知識,而是販賣人家的知識。互聯網是傳播知識的有效工具,但這裡的「販賣」和傳播不一樣,傳播是把知識大眾化,而「販賣」的目的僅僅是為了錢財。

看看眼下日漸流行的「付費知識」就知道未來的知識會成為何等東西了。另一方面,互聯網也促成了社會各個角落上的各種各樣的「知識」(宗教迷信、巫術等等)登上「學術舞台」,並且有變成主流的大趨勢,因為衡量知識價值的是錢、是流量。

而後者的力量如此龐大,更是把前者拉下了水。今天的知識分子都是在爭流量,為此大家爭俗、爭媚,媚俗和流量無疑是正相關的。更可惜的是,官方也往往把「流量」和社會影響力等同起來。這就不難理解,即使官方媒體也和眾多自媒體一樣,堂而皇之地媚俗。

古今中外的真正學者沒有一個是爭名爭利的,有很多為了自己的知識尊嚴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歷史上,不乏知識人被權力和資本所迫害的事例。近代以來才逐漸有了言論自由的保障。對大多數學者而言,名利並非是追求而來的,而僅僅只是他們所創造知識的副產品。

很多學者生前所生產的知識,並沒有為當時的社會所認可和接受,窮困潦倒。那些能夠遠離名利的學者才是真正的名而不利。屈原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毛澤東曾經評論過屈原,認為屈原如果繼續做官,他的文章就沒有了;正是因為被開除了「官籍」、「下放勞動」,屈原才有可能接近社會生活,才有可能產生像《離騷》這樣好的文學作品(引自鄧力群著《和毛澤東一起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一文)。

一旦進入了名利場,知識人便缺少了知識的想象力。一個毫無知識想象力的知識群體如何進行知識創造呢?一個沒有知識創造的國家如何崛起呢?正是因為知識之於民族和國家崛起的重要性,近來自上到下都在呼籲知識的創造、創新。為此,國家也投入了大量的財經資源,培養重點大學,建設新型智庫,吸引頂級人才等。但現實情況極其糟糕,因為國家的投入越多,名利場越大;名利場越大,知識人越是腐敗。

最近,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稱還沒有建立起近代大學,這話是很有道理的。可以補充的是,不僅沒有建立起近代型大學,而且也遠遠落後於傳統書院制度。實際上,無論是近代大學還是傳統書院,重要的並不是大學制度或者書院制度本身,而是大學和書院的主體,即知識人。

有了以追求知識的知識人之後,這些制度就自然會產生和發展;而在缺少知識人的情況下,最好的大學和書院也只是一個居所。更糟糕的是,在知識人自願墮落的情況下,這類居所越好,知識越遭羞辱。

知識圈在下行,知識也在下行。儘管預測是危險的,但人們可以確定的是,如果這個方向不能逆轉,那麼很快就會面臨一個知識的完全「殖民化」時代,一個全面弱智的時代。道理很簡單,人們已經不能回到傳統不需要那麼多知識的時代,知識是需要的,但人們因為沒有自己的知識,那麼只好走「殖民」路線,即借用和炒作別國的知識。

在很大程度上說,「五四運動」以來走的就是這個方向,只是今天的加速度不是前面數十年可以相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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