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拜厄特《大海的故事》：情之殤 海之難

故事最後，男孩後來娶妻生子，在海邊度過平靜的一生；他愛戀過的女孩多年前就已去世——她死於一場海難，而海難的罪魁禍首是漂浮在海上的塑料碎片。它們纏住她科考船的拖網，導致船體傾覆，女孩溺水身亡。

作者寓於故事始終的是人與自然和非人類的生物之間渾然天成的關聯性，比如，故事開頭呈現的男主人公哈羅德與大海與生俱來的諸多聯繫和「巧合」、他對海島家鄉的深深依戀，即人文地理學上的所謂的「戀地情結」，以及他頭腦結構酷似大海地形圖所顯示的「地方感」；還有對女主人公形象的描寫，如哈羅德在海邊初遇勞拉時，她一身泳衣,看上去「像一頭海豹」，以及她在海上科研作業時「如同一位海洋女神」，等等。這些詩意的描寫，表達的是作者心中人與周遭環境和生物的某種神秘而天然的親和以及一體性。故事中，大海還被稱為「無主的海洋」，流露出作者對大海本身主體身份的肯定和對它存在權利的主張。然而，長期以來，人類習慣於以地球主宰自居，不僅妄自獨尊，還以自己的需要出發，剝削、濫用自然資源，包括海洋資源，甚至把海洋當成了垃圾傾倒場。那個漂浮在大西洋上、「足有德克薩斯州般大小」的垃圾帶，就是人類肆意入侵和毀壞海洋的「物證」。作者用不少筆墨，細緻入微地呈現了這個「加勒比海垃圾漩渦」的醜陋：它由形形色色的塑料廢棄物組成，將本來蔚藍的大海變得「死一般的慘白」；「在它的下面，在運動著的海平面之下，隱藏著數英尋之深、巨幕般的微型塑料顆粒。猶如一幅波普畫，裡面有白色的塑料叉子、大酒瓶、牙刷、幽靈般詭異的一團團繩索、瓶瓶罐罐，還有世人的洗衣機及它們的線狀物和零件碎片，都埋在一大潭油污里。」觸目驚心的畫面不僅僅是極大的視覺污染，更是對海洋整個生態系統的致命破壞。勞拉從高倍顯微鏡里看到的那行字，是作者侵入式的表達，可以說是作者為無言的大海發聲，揭露和控訴人類對海洋的肆意傷害。

當然，主人公哈羅德是一個環保人士，他習慣撿拾和清理海灘垃圾，可以說一向是大海的守護者，而這次他成為海洋生態的破壞者，完全是由於他對古往今來某些生活經驗和文化習俗所潛藏的環境風險缺乏意識。小說涉及的向大海投放漂流瓶的做法，可謂古已有之，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紀左右，古希臘人拿它來考察海洋洋流的流向，此法至今仍在海洋研究中使用。當然，漂流瓶更多地被海上遇險者用來發送求救信號或留遺言的途徑。19世紀愛倫·坡就曾在他的短篇小說《瓶中手稿》中描寫了一個去南極探險的青年，在海難中劫後餘生，借漂流瓶試圖與陸地上的親人分享自己九死一生經歷的故事，引發不少人對漂流瓶傳信的無限遐想。而狄更斯在1860年創作的《海上來信》則激發了持久的漂流瓶風潮。總之，漂流瓶儼然是航海時代人類跨文化交流的一個象徵符號。在科技高度發展的今天，它散發的神奇和浪漫色彩依然吸引著不少現代人。據美國《新聞周刊》2015年的報道，自20世紀中期到2015年，大約有600萬個漂流瓶投放在海洋，其中約有50萬個是用于海洋研究的。龐大的數字背後是它導致的嚴重生態問題。漂流瓶幾乎都是不可降解的塑料材質，對海洋生態環境造成的危害是永在而不可逆轉的。它既是海洋生物致命的殺手，也是全球水體的污染源之一。由於長期以來「人類中心主義」思想的統轄，類似投漂流瓶之類未經環境風險考量的人類生活經驗和文化習俗不勝枚舉，它們是構成全球生態環境惡化不容忽視的因素。

拜厄特熱愛大自然，對生態環境有著深切關懷，她常借作品人物視角和口吻表達對地球的熱愛和敬畏之情。比如她在《傳記家的故事》結尾，用主人公納森的口吻說：「只要我們不是不可逆轉地去毀壞或削弱，我們深愛的地球將永遠超越我們描寫、想象和理解它的能力。」在描寫上世紀60年代英國社會的小說《巴比塔》中，她塑造了一位「對開始統稱為生態研究有強烈興趣」的女科學家傑奎琳的形象，並借她質疑當時農業領域廣泛興起的「噴洒除草劑」的做法，憤懣地表示「誰也搞不懂他們正在對地球做些什麼」。她還寫到傑奎琳讀完瑞切爾·卡爾森的《寂靜的春天》，腦海里滿是揮之不去的可怕場景：「她的睡夢中常常出現儲油槽、沙漠和腐爛的樹枝，湖泊里沒有生命，沒有鳥兒歌唱。」這與其說是小說人物的擔憂和焦慮，不如說就是拜厄特本人的。《大海的故事》雖是「命題作文」，卻也正好契合了她長期以來的生態關懷，故事結尾也承繼了她對生態危機的終極想象。

故事結尾急促而簡短，呈現一幅人類的末日圖景：「整個星球對人類越來越敵意，大火肆虐，洪水吞沒街道，沖毀房屋。塑料碎片牢不可摧，永不消逝，漂浮在海面和海面之下。」作者似乎要以這種刻不容緩的短促驚醒人們，災難近在咫尺。它無不在迫使人類重新思考自己在整個生態系統中的位置和與一切非人類相處的方式，警覺那些習以為常卻隱藏巨大生態環境風險的行為方式，從思想到行動，珍愛地球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