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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能從電影中學到什麼?

哲學能從電影中學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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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德克薩斯理工大學文科教授,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哲學系榮譽研究教授。著有《為理念而死:哲學家的危險人生》。布拉達坦還是《洛杉磯書評》宗教比較研究專欄編輯,布魯姆斯伯里出版公司Bloomsbury跨學科叢書《哲學電影製片人》的創始人。

翻譯:吳萬偉

請設想這個場景:一個人---武士金澤武弘在樹林中被殺。所有涉案者樵夫、強盜多襄丸(Tajōmaru)、死者的妻子真砂、借死者的魂來做證的女巫都曾被一個一個被召到糾察使署提供證詞。樵夫談到撞上屍體后的驚慌失措。行腳僧作證說他之前看到過這個人,並辨認出此人可能就是兇手。接著,強盜多襄丸被帶進來。他聲稱自己將武士金澤武弘綁起來,當著他的面誘姦了他的妻子,之後在短劍決鬥中殺死了武士。

有些讀者可能辨認出這個情節的概要。這是日本著名導演黑澤明(Akira Kurosawa)改編自作家芥川龍之介的小說《莽叢中》和《羅生門》的代表作《羅生門》(Rashômon 1950)。它帶給觀眾的獨特觀賞體驗是:屏幕上的思考不是通過結構嚴密的論證也不是通過深奧艱澀的語言而是通過精巧的故事講述、引人入勝的形象和新穎別緻的電影藝術進行哲學思辨。

(電影《羅生門》海報)

接著輪到武士的妻子作證。在她講述的故事中,她被多襄丸強姦,但此人離開的時候並沒有殺死她的丈夫。遭到強暴之後,她解開了綁住丈夫的繩子,然後就昏過去了,醒來后發現丈夫死在她旁邊,他是自殺的。

黑澤明電影核心的哲學奧秘已經非常清晰:如果我們並不真正知道發生了什麼,卻要講述發生的故事時,會出現什麼情況呢?如果我們對周圍世界的任何描述都是世界的自我呈現,每個人的描述都和其他人完全不同,誰也不知道到底哪個描述是真相,該怎麼辦呢?

更加引人入勝的地方是,死了的武弘借女巫之口說出自己的故事:那強盜完事後,又花言巧語引誘女人隨他去,做他的妻子,那女人同意了,條件竟然是要求強盜殺了丈夫。聞聽此言連強盜都大驚失色,他突然選擇站在丈夫一邊。這個女人設法逃走,強盜放了武士就離開了。武士自己選擇自殺。

黑澤明的人物看到了同一個世界,但是因為道德和認知的理由,他們對看到的東西所做的描述是那些世界本身,這使得人們根本不可能認識世界的真面目。電影的終極信息是我們根本就沒有辦法「說出真相」。

接下來是另外一個版本:樵夫的敘述。他目睹了案情的全過程,但是沒有向法庭講述。審訊之後,他在羅生門下講述了故事:在強盜多襄丸強暴過武士的妻子后,請求原諒,還請求女人跟他走,他願意金盆洗手,改惡從善,用勞動來養活她。但她不為所動,拾起匕首,跑近丈夫,割斷捆綁他的繩索,希望丈夫與強盜決鬥。武士金澤武弘與強盜多襄丸笨拙地決鬥,最後被殺。

這是最新的版本,但我們也不能說它是真實的。如果有更多的人涉案,我們可能聽到更多版本,而且每個版本都與從前的不同。從哲學上看,這沒有什麼新鮮之處:從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權力意志」術語對真理的解構到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的「真理是製造出來的而非發現的」概念,再到我們時代的一切都是「社會建構」的結果,我們已經習慣於這樣一個世界,它似乎免除了認識真理在何處的必要性。這個信息雖然在人類層次上或許令人擔憂,但黑澤明的電影加入了西方哲學中早已存在的對話。

但是,你可能感到納悶,電影製片人加入哲學對話時要做什麼呢?按照常常被邊緣化但影響越來越大的思想線索,黑澤明恰恰做了任何一個好電影製片人應該做的事:向觀眾提出挑戰,通過電影手段追求哲學目標,使人們超越他們在屏幕上看到的東西,參與人生活更大問題的探索。從法國後現代主義哲學家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到哈佛大學哲學教授斯坦利·卡維爾(Stanley Cavell)再到斯蒂芬·馬爾霍爾(Stephen Mulhall)和羅伯特·辛那布林克(Robert Sinnerbrink)都提出過電影能成為哲學的論證。事實上,電影不僅以一種附屬性的角色成為哲學---如在課堂上提供哲學問題的「說明」,而且本身都是哲學,它有自己的手段,有一種無法簡化為傳統哲學方法的方式。顯然,不是所有電影都有顯著的哲學色彩,但某些電影的確如此,這就夠了。正如馬爾霍爾在《論電影》(2001)所說,「這樣的電影不是哲學的原材料,不是裝飾的來源;它們是哲學練習,是行動哲學---電影就是一種哲學思辨。」

哲學家如果沒有論證,他就什麼也不是了,電影是哲學的「大膽主題」也一直遭到適當地批判。電影不可能是哲學,其主要攻擊路線是這樣的,因為它與總是依靠論證的哲學不同,是通過形象、情感等發揮作用的。換句話說,電影導演不能成為哲學家,因為他們並沒有達到對哲學的深刻理解,即可歸結為提出論證和駁斥反論證的過程。但是,若按照這個定義,很多哲學家也稱不上是哲學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或狄奧根尼(Diogenes)將被排除在哲學家的隊伍之外,孔子和尼采也將被剔除在外。

無論電影是否滿足專業性的哲學定義,它的確能給我們帶來像偉大而永恆的哲學著作帶來的那種影響,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它讓我們驚醒,動搖長久以來保持的觀念,賦予心智新的生命,為我們開啟看待自我和周圍世界的新方式。大導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英格瑪·伯格曼(Ingmar Bergman)和黑澤明等的電影作品中純潔的凝視、發人深省的視覺和入木三分見解完全能夠與偉大哲學家相媲美。

不過,考慮到哲學家對理性的不健康的痴迷,電影導演能夠教導他們意識到人性的本質,這一點或許更為重要:比如人的善變、複雜、和不可理喻以及行為方式上的一塌糊塗等。我們受到理性的驅動,但同時我們也受到情感和激情的驅動。我們使用論證思維,但同時我們也運用神話般的想象力。為了自身的利益,哲學或許應該給出更加慷慨的定義,在與其他領域的關係上或許應該更加謙卑一些。比如,哲學能夠從電影中學到很多有用的東西---人性的溫暖、社會的緊迫感以及直接訴諸內心的言說方式---這些東西在哲學文本中都是非常缺乏的。

黑澤明的《羅生門》恰恰就做到了這一點。這部電影不僅栩栩如生地展現了真理是製造出來的觀點,而且用哲學自身無法做到的方式將此觀點戲劇化和不斷強化。我們依靠電影人物的敘述、表演、拍攝風格、場面調度(mise-en-scène)等等真切地體會到無法抓住真相的真實感受是什麼。相互衝突的故事用倒敘的方式講述出來,這提出了一些關鍵議題,如真理與記憶和遺忘的關係,真理與回想和錯誤記憶的關係等。記憶和重新講述是沒完沒了的,就像無情的傾盆大雨:世界上的一切---現實、真理、和我們自己---好像都變成了流動的液體;記憶的背景是殘垣斷壁之地,是淪為廢墟的寺廟。如果需要的話,它會提醒我們上帝已死或者至少是沉默無言的。在法庭上,我們根本看不見法官的面孔,只有那些被帶進來的當事人給出矛盾重重的作證:他們向我們訴說,我們成了法官,我們必須接受一切;接著是直接刺向太陽的襲擊,這造成縈繞周圍遲遲不肯離去的一種茫然無措和無所適從的感受。所有這些都只能加劇我們見證的那種壓倒一切的感受---我們講真話的能力已經終結---這是無以復加的巨大悲劇。行腳僧的哀嘆讓人久久不能忘懷:

戰爭、地震、狂風、大火、飢荒、瘟疫。年復一年,除了災難似乎沒有別的東西。每天晚上都有強盜來襲擊我們。我已經看到太多的人被殺掉就像被踩死一隻螞蟻那樣,但是我從來沒有聽說過像這樣的可怕故事。是的,太可怕了。這次我或許最終喪失對人類靈魂的信心。它比強盜、瘟疫、飢荒、火災或者戰爭更為可怕。

當然,所有這些都「只是電影而已」。而且,把玩真理是人們編造出來的觀念一直有很多的樂趣,一切都能無休止地建構和解構,太有意思了。但是,承擔後果的時間可能比我們預料的要早得多。當政府鼓動我們接受謊言時,鬼扯什麼那不是謊言而是「另類事實」,我們就知道參照系不再是羅蒂或尼采而是奧威爾的《1984》(1949)。那不是我們讀過的小說,而是我們即將生活其中的世界。

至少,我們應該看到它已經向我們走來。畢竟,《羅生門》給了我們太多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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