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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從奴隸制產物到肥胖元兇

《糖》:從奴隸制產物到肥胖元兇

1792年,一本宣傳冊在英國廣為流傳,這個小冊子宣傳抵制英屬加勒比殖民地上奴隸制造的糖和朗姆酒,並且堅稱這場抵制將會削弱國會中「西印度的利益」,而且還能加速廢除奴隸貿易的進程。西印度生產的糖有高額關稅保護,英國人買這些糖就等於在維護奴隸制。受保護的價格讓奴隸主可以為所欲為地壓榨奴隸,他們非但不會提高這些奴隸的待遇,反而會仰賴奴隸貿易填補那些被壓榨致死的奴隸的位置。要想中斷奴隸貿易的循環,金錢和權力是首要的突破口。宣傳冊里總結道:「可怕的奴隸貿易所帶來的財富,是確保貿易循環繼續進行的動力之一。」

很多讀者因此意識到食用糖讓他們變成奴隸制的同謀之一,奴隸制的根源不僅在殖民地,而且也在英國。我們作為消費者的身份,以及購買慾望給別人帶來的折磨之間的關係已經不僅僅是道德問題了。對糖以及糖所帶來的利益的貪婪,是美洲奴隸制的根源所在。奴隸制所激發的貪婪(製造、運輸、保險、資本等各個方面)比奴隸制本身更難消除。

詹姆斯·沃爾文在他關於糖的歷史的新書里寫道:「糖不是什麼好東西......好幾個世紀以來都不是」。這本書描述了糖是怎麼從奢侈品變成必需品,從而在我們現代人的飲食中無處不在的。通過把糖和奴隸的歷史與糖在21世紀對人體健康的作用史聯繫起來,沃爾文為自己的論證找到了一個基點——「腐敗」。他把因吃糖而腐壞的牙齒和牙齦,與因奴隸制與公眾生活中產生的道德腐敗相類比,在這個過程中,他被形形色色的身體狀況分散了注意力——牙齒掉落的、傷痕纍纍的、肥胖的——以至於在描寫這個糖所構築的複雜而又不平等的世界時,他逐漸暴露出了自己的無力。

在歐洲,糖一開始是作為社會聲望的象徵而存在的。當時只有富人才能買得起糖,他們於是大肆揮霍,購買了大量的糖。種植園主靠著奴隸們源源不斷地供糖,掙了很多錢。在英國,帕拉第奧公館和奧古斯都時代的一些建築里都有製糖的奴隸,隨著圈地運動迫使人們離開農莊,走入逐漸發達的城市,糖這時候也逐漸成為平價商品。到了工業革命時期,糖為英國五分之一工廠工人提供了卡路里。英國的富人也好,窮人也好,都因為大量吃糖而紛紛患上了蛀牙,甚至不得不買假牙戴。

對於沃爾文而言,奴隸制的日漸鞏固表明了美洲正「走向衰落」。而且,奴隸制也造就了一些意識形態,資本主義與種族主義正互惠共生。到了英國白種人開始質疑奴隸制時,實際上黑人是劣等人的這種觀念已經在大多數人腦中形成了。1823年,在一場大型演講中,喬治·坎寧(解放派國會議員領導人)把黑人比作成弗蘭肯斯坦的怪物,「他們擁有成人的形體和力量,然而只有兒童的智力」。

沃爾文通過描述恐怖的身體奴役來論證他關於奴隸制的理論,這點恰好和早期英國主張廢除奴隸制的論證不謀而合。威廉·布萊克用雕刻描摹了大量奴隸逃亡的場面以及裝載奴隸的輪船(裡面的奴隸死氣沉沉地擠在一塊兒),將18世紀奴隸貿易所帶來的切膚之痛深刻地傳達了出來。但是憎恨奴隸制「罪惡」並不意味著相信平等,「腐敗」也並不足以解釋奴隸制與反奴隸制之間複雜的關係,更不足以解釋英國為何稱霸大西洋。

在描述完糖帝國的興盛之後,沃爾文關注的焦點由英國人轉移到了暴飲暴食的美國人身上。他介紹了19世紀後期美國人對於糖的需求是如何暴漲的,美國的食品和飲料公司發現了加工和包裝產品的新方式,他們往產品裡面添加了大量糖分。同時,美國人的帝國野心擴張到了夏威夷、古巴以及其他潛在的產糖地上。

隨之而來的不僅僅是腐敗或者惡劣的胃口,美國以自己的權勢對整個世界的飲食都產生了影響。但如果說在英國,糖是王的話,在美國,棉花才是上帝。棉花種植是被奴役的美國黑人主要從事的領域,棉花被賣給英國,加速了英國的工業化進程,並且給美國帶來了十幾億的收入。沃爾文以糖為切入點是無法徹底了解美國的,如果有一樣商品包含了美國歷史的話,那是棉花。

美國的食品和飲料公司發現了加工和包裝產品的新方式,他們往產品裡面添加了大量糖分。(Alamy)

沃爾文以美國為例,把糖和肥胖聯繫起來。他話鋒一轉,不再談論英國,而是沉浸在對美國人的刻板印象中:胖子、蠢人、俗人。在這本書的最後三章中,他論證了製糖公司是罪魁禍首,但他過於專註於談論腐敗,導致結構有些鬆散。

他還引用了自1950年以來一系列在校園中對胖子的侮辱性稱呼,他寫道:「誰會喜歡被叫做氣球、圓桶、大塊頭、福斯塔夫、胖肚子、貪吃鬼、搖擺的果凍、豬油、小豬、豬肉、葡萄乾布丁、壓路機、大盆子?」這些童年時代的霸凌用詞都反映了「一種更深刻的,幾乎是永恆的,對於肥胖的人大肆取笑的文化。」人類是靈長目動物,天生就愛吃甜的東西,但我們不是天生就會霸凌胖子——人類文化中沒有什麼是永恆存在的。接下來,沃爾文批評了那些為了「讓孩子安靜下來」就買甜食給孩子吃的家長們。他意識到,家長應該為兒童的肥胖負責,成年人的肥胖才歸因於他們自控力的不足,他非常重要的一個論證是,不管什麼年齡段的肥胖都是不好的,理應被指責和嘲笑。到這裡,他先前對於腐敗的研究變成了像是晚間新聞中對來來往往穿著T恤的胖子的文學性描述,他們的臉胖得都超出了鏡頭。

沃爾文論證道,肥胖除了難看之外,還會給醫療系統帶來壓力。他在書中常常提醒讀者,窮人更容易變胖,但他沒有把生活收入、生活質量、空閑時間、食物營養等方面的不平等與健康狀況必然地掛鉤。肥胖是一個多維的社會現象,並不只是飲食方面不注意的後果。沃爾文還忽視了種族主義與資本主義互相重疊互相強化的部分。他指出,美國黑人更容易變胖,但他沒有指出美國黑人也更容易進監獄,沒有選舉權,沒有醫保,而且更容易遭警察殺害。大西洋地區的奴隸貿易進一步強化了白人至上主義,英國如此,美國亦是如此。

沃爾文推測,衝動的脾性、對零食的鐘愛導致了窮人更容易變胖。超市、電視、女權主義都應該為此負責。他盛讚那些堅持用廚房做菜的主婦,儘管「她們周圍的女性都覺得現成的食品更簡單、更方便。」沃爾文論述得精疲力竭了,他躺進扶手椅,朝著想象中的聽眾說道:「任何一個善於觀察的中年或老年英國人,只要回想一下他的童年時代,就會發現這一切有多麼不同,學習、玩耍、工作、旅行、用餐、自我享受,種種方面都不一樣。」

他認可人們有權吃自己喜愛的食物、享受租金的上漲、躋身兇殘的交通環境、簽署零時合同,但他還是批評道:「種種後果不僅僅是這些行為的責任——每個人都有責任。」這本書最後就描述了這樣的社會經濟勢力,它沒有解釋糖是如何影響了全球化資本主義的,而是把矛頭對準了脆弱的受害者。

(翻譯:朱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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