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 | 從科學家身上找尋中國現代化的方向

文章來源：新京報書評周刊

作者：羅東

熊衛民

1974年生，湖南南縣人，科學技術大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科學院大學訪問教授。他的研究領域包括近現代科學技術史、教育史和口述歷史，著有《從合成蛋白質到合成核酸》和《合成一個蛋白質》等。

物理學家楊振寧放棄美國國籍加入科學院，今年的這則消息使他成了熱議人物。兩年前，藥學家屠呦呦獲得諾貝爾醫學獎，這位科學老人同樣受到了空前關注。這些家喻戶曉的科學家，從他們的人生經歷到演講都讓人好奇，但科學家群體的數量，卻遠超過這些名字，也超過了從事人文和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者。

從2000年起，熊衛民機緣巧合做起了科學家的口述史研究。同普通人、抗戰老兵、作家和藝術家一樣，科學家在熊衛民所從事的口述史研究中也成了口述主體。他們在現代史中的處境和所見證的歷史，是我們回望和理解現代史的一個窗口。

✎口述史研究不該錯過科技史

大概每兩周，熊衛民要在合肥和北京兩座城市間往返一次，兩地都有他供職的單位：科學技術大學和科學院大學，現代科技史吸引著他的學術好奇心。歷史改變了科學家，科學家也用不同的姿態參與歷史事件，影響著的現代化轉型。在兩地從事研究，熊衛民樂此不疲地往返。

熊衛民在2000年走上了研究現代科技史的學術道路，「當時在北京大學科學與社會研究中心念碩士，導師剛好在進行一個研究科技史的項目，安排我做訪談工作。」此前他在大學部學的是農學，工作一年半繼續讀研，選擇了中學就有興趣的哲學，因而具有科學與人文雙重教育的背景。機緣巧合，熊衛民一做就有了濃厚的興趣，整理的訪談文本被推薦到科技史刊物上發表。畢業后，他到《科學時報》做了一年的編輯和記者，次年到了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攻讀科技史的博士學位。

從讀博士到畢業留所工作，熊衛民一直按照興趣從事科技史的研究。科學院的檔案資料，在史料上提供了便利，然而，「前三十年」的許多事，檔案里沒有記錄，或記錄不準確，要找回歷史並理解它，熊衛民選擇了口述史研究，訪談作為當事人的科學家和科研管理者。他們在受訪時基本已是八九十歲的高齡。

熊衛民喜歡上了這項事業，在科技史領域撰寫學術論文和口述史，但他更喜歡口述史這一研究的「副產品」。研究者大致同意，口述是最早的史料，直到19世紀才讓位給近代的歷史研究法。現代口述史在國際上興起較早，國內在改革早期做過介紹，也有人做了科技史的口述研究，但發表少，且主要刊登在內部刊物。《科技史雜誌》等科技史學術期刊到了後來才漸漸有了相關文章。

「我沒有多少前人的經驗。」這是熊衛民面臨的處境。跟人文和藝術類相比，科技領域的口述史研究顯得匱乏。那些回憶改革前三十年的文本，多來自作家、藝術家和人文學者。但事實是，科技工作者在數量上更龐大，儘管受思想改造和衝擊較晚，在歷次運動和事件中，「科學家參與得尤其深」，熊衛民認為「口述歷史不宜忽視科技界的人和事」。

✎不安的年代，不變的科學精神

風起雲湧的歷史時期，科學家是怎樣歷經波折才得以留學歸來，歸來後有過何種改變，科學家的故事常常令熊衛民印象深刻。除了他們，科研管理者同樣是熊衛民的受訪人，「他們的職位雖然不高，但作為高級領導和科學家之間的中介，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所在單位的研究方向、研究人員的境況和科研成果。」

這批出身於上世紀頭20年的科學家，他們的留學時代，碰上了美國的麥卡錫主義，回國道路不太順利。聯邦政府沒有權力干預公司做生意，但能把總統輪船公司所有到香港的票買斷，讓他們買不到票，而他們往往也買不起當時的高昂機票。

即便踏上了回來的路，但在國內也可能面臨關卡，比如力學家鄭哲敏，他繞道歐洲回來，被質疑在歐洲的行蹤和意圖，因「這段經歷沒有人證明」而被影響了仕途。如果能有「光榮經歷」，處境則可能不同，「可能因為我有在日本蹲監獄，與美國相抗爭的經歷，我得到了科學院有關領導的特殊關照。」研究抗生素的沈善炯院士，因為這個經歷而在早期的思想改造中沒有被列為批判的靶子。

但沈善炯卻還是遇上了「四清」和「文革」的衝擊，他豐富而坎坷的經歷是那批科學家的映照。「不斷要開會！星期一到星期五的白天要留給科學家，那麼會議怎麼辦？晚上開會。」鄒承魯同樣向熊衛民說起了「文革」時期。這位不強調個人天賦的生物化學家，更看重勤奮、努力、實驗室的優良傳統和整個社會獨立思考的文化氛圍。同是受訪人的細胞生物學家施履吉，在美國念書時雖被讚譽天賦頗高，卻未能發揮應有的才能。

科學家的處境被宏大的歷史影響，但科研管理者的選擇也可能改變他們，儘管依然微弱。「堅持真理，堅持實事求是，頂住內外上下的壓力，極力為科學家說話。」科學院上海分院的巴延年和桂世茂回憶院里領導保護科學家，兩人都分別擔任過分院組織部部長、黨組成員等職。

熊衛民訪談的科研管理者還包括了羅登、宋振能和擔任過《科技導報》常務副主編的蔡德誠等，而他對科學院生物學部前副主任薛攀皋的訪談更是多達數十次。他們中的一些管理者，因應對「左」傾政策也遭到過批評乃至逆向淘汰。「文革」結束，國家領導人表現出強烈的改革開放願望，科學研究的環境漸漸恢復，高分子化學家胡亞東向熊衛民回憶轉折出現時所感受到的曙光。

除了個人經歷，熊衛民同樣感興趣的是，科學家和科研管理者在政策的形成和執行中的選擇，比如「消滅麻雀」「大鍊鋼體」「土超聲波化」等生產運動，及「人體特異功能」等。他們或積極順從，或提供政策的合法性論證，或提出了不同的反對意見。「十幾年接觸到的很多的科學家，包括科學管理崗位上的，大部分都有科學精神，實事求是，同時挺真誠的，而不是吹噓自己。」

✎相信真誠，更信賴科學的常識

「很多人對口述史是貶低的（態度），確實門檻不高，能聽和說就可做。」熊衛民同所有的口述史研究者一樣，也面臨「所有的文獻和檔案都需要甄別」的問題，熊衛民相信要甄別的不僅是訪談。訪談前，他要做文獻和檔案的查閱。這些工作的目的，其一是找出線索，找到關鍵的當事人，比如歷史的親歷者或在場者，其二是收集訪談對象和內容的史料。他的做法實際上已將文獻（尤其是檔案）研究和口述歷史結合了起來。

科學家都是他們研究領域的知識掌握者，熊衛民努力拿著成熟的知識和問題，爭取他們的信任，在提前的聯繫中展示自己的訓練。這樣才能平等對話，「談話是要對手的，那樣的很帶勁」，即使掌握不足，也要讓他們感到真誠。

熊衛民的真誠不意味著「聽之信之」，他承認人趨利避害的理性，相信科學家和科研管理者的真誠，但更重要的是常識和科學基本定律作為甄別標準，「比如憑意念讓某個木盒子毫無損傷地穿過某個密實的厚牆，即使他是真誠的，但我也不能相信，因為這違背基大學部學規律。」

然而，口述史在目前的學術科研評價體系中的位置很輕，「費時費力，沒有任何報酬，單位也不太承認。」但熊衛民還是堅持做，且將繼續做下去。這十幾年，他的許多學術研究題目正是從訪談中獲得，更重要的是，他被受訪人的科學精神和生命智慧所熏陶。複雜的歷史在他們身心上留下了印記，拷問著科學精神和科學研究的獨立性。這些老人們得到了傾聽和理解，談慶明和薛攀皋等科學家，常給熊衛民打來電話表達思念。

「研究現代史，我從科學史的角度切入，不是做很古的東西，古的不著急，五十或百年後也可以。」《對於歷史，科學家有話說》收集的，是2003年至2015年的口述訪談，如果單篇地看，可能只是一個歷史專題或老人回憶，但若集輯起來，熊衛民的思考便凸顯出來。「我關注現代的問題，推動現代化的轉型。」

就像薛攀皋對熊衛民所說，「應當尊重科學自身發展的規律……讓科學共同體自律，給科研機構和科技人員以充分的自由。換句話說，我們應當虛心學習西方花了幾百年時間才建立、發展起來的行之有效的近代學術體制。」回望歷史，熊衛民從科技史上找尋著現代化的經驗、教訓和方向。

《對於歷史，科學家有話說》作者：熊衛民

出生於二十世紀前半葉的科技知識分子，是那個跌宕起伏的世紀的親歷者和見證者。熊衛民從2000年起做科技史的口述史研究，這本書收集了2003年至2015年所做的訪談，受訪者包括鄒承魯、鄭哲敏、施履吉等科學家，以及薛攀皋、羅登、李毓昌等科技管理者。

這些耄耋之年的科學家，有的人曾在美國留學時遇上麥卡錫主義，從歐洲繞道曲折回國，有的科學家被同學稱讚是最有科學天賦的人，但其才能在封閉的環境中未能得到完全施展，有的科技管理者在不安的年代頂住壓力「保護科學家」。他們從各自角度回望他們歷經的年代，既有五味雜陳的往事，也有許多參與或見證的國家重大事件，尤其是重大生產建設活動的回憶，讓歷史鮮活而有溫度。他們的切身感受、是是非非，構成了理解現代科技史與現代化轉型的一條通幽曲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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