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批評 | 滕威：拉丁美洲文學翻譯與中國當代文學

儘管在現代文學史中，茅盾等人就曾翻譯介紹過拉美文學，但這種譯介非常零星，而且幾乎全部是通過轉譯完成的。1新成立后，拉美文學才第一次以整體形象進入文學視野。由於國家創辦了西班牙語專業並培養出專業西班牙語人才，直接譯自西班牙文的拉美文學漢譯作品是變得越來越多。20世紀50—70年代，本土的雜誌上開始出現拉美文學專輯，各種拉美文學叢書、拉美文學史出版了，本土的 拉美文學經典序列逐步確立了。可以說，拉美文學對文學的影響主要發生在當代。

一

「拉美（文學）」與代」這一論題自身蘊含的豐富性開啟了一個相當廣闊的研討空間。作為「亞非拉」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拉美文學無疑聯繫著20世紀50—70年代社會主義的歷史。但它更為特殊之處在於，不僅第一次規模性地翻譯拉美文學是受政治因素直接驅動的，而且西班牙語這一專業起初就是因國家政治需要而開設的，因此，拉美文學翻譯在50—70年代的歷史比較清晰地呈現了翻譯與政治之間複雜的連接與互動。這表現在，20世紀50—70年代，政府出於外交政治的需要，在學校中開設西班牙語專業2，並組織譯介拉美文學。尤其是古巴革命勝利后，同拉美大陸的聯繫更為密切，因此政府在全國範圍內增設西班牙語專業，擴大招生3，同時掀起第一個拉美文學翻譯高潮。自1965年起，由於中蘇分裂引發國際共運大論戰，拉美左翼內部分裂為親蘇派和親華派，同親蘇派斷絕來往，不再翻譯親蘇派拉美作家的作品。不久「文革」開始，整個外國文學翻譯停滯；「文革」期間，只有一本拉美文學漢譯作品公開出版。

到了 1980年代隨著步入以經濟建設為主的改革開放時期，拉美曾經具有的政治所指逐漸消隱。在翻譯政治化、文學政治化被清算之後，曾經在1950—70年代的被高度政治化的拉美文學不僅成功抹去歷史印記繼續被大量譯介，而且在一個以實現西方式的「現代化」為大敘事和奮鬥目標的時代里，這一「非西方」的、來自第三世界的、語境的「小語種」文學4竟然掀起閱讀與談論的熱潮，以「文學爆炸」和「魔幻現實主義」為中心的「拉美文學熱」直接影響到當代文學的探索與創作，尤以尋根文學和先鋒文學所受浸染最深。「拉美文學熱」的形成不僅緊密聯繫著諾貝爾文學獎5、「走向世界」、「現代 化」、「民族化」、「純文學」等諸多1980年代文學與社會的重大話題，而且深刻介入到1980年代的文學變革。

進入1990年代，當文學「失去轟動效應」，拉美文學作為一種「小語種」文學回落到它似乎應該佔據的社會邊緣位置。隨著日益加劇的市場化以及對國際社會越來越深刻地介入，拉美文學翻譯也越來越受市場法則和國際版權公約制約，日漸委頓。多數1980年代耳熟能詳的拉美作家漸次從主流視野中消失；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自七八十年代之交就開始被譯介到的博爾赫斯卻在1990年代獨領風騷，不僅被奉為文學大師，其作品亦成為某種文化時尚，受到文化市場追捧。《博爾赫斯文集》、《博爾赫斯全集》以及各祌傳記、訪談錄不斷被翻譯出版。慢熱的博爾赫斯成為1990年代後現代主義與消費主義的全球文化景觀的一個本土版本。

半個世紀以來的拉美文學翻譯與當代的文學與社會變遷形成頗為有趣的同構關係。因此，本文選擇梳理和研究拉美文學在當代翻譯和接受的歷史，不僅是在比較文學的意義上描述文學影響經過的路線，同時關注這一過程中翻譯與政治、翻譯與意識形態之間複雜微妙的關係，揭示翻譯與接受過程中的種種誤讀與錯位、改寫與挪用；試圖從不同的視角出發觀照當代文學與歷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問題。

博爾赫斯

二

首先，對拉美文學翻譯與接受的歷史總是經歷著重新構造的過程：20世紀50—70年代應邀來華訪問、作品得到翻譯介紹的拉美作家，如聶魯達、阿斯圖里亞斯等都被視作「反美帝國主義的鬥士」。在當時的語境中，他們的左翼政治家身份比其作家身份更受關注。到1980年代初，作家通過了解諾貝爾文學獎才知道這兩位原來都是現代派（在拉美被稱作「先鋒派」)。也是通過諾貝爾文學獎，以加西亞·馬爾克斯為代表的一批拉美當代作家的作品被大量引入，他們被視為卓越的文學藝術家、舉世公認的現代文學大師，被文學當作學習的榜樣。近年有學者指出，這些作家原來還是左翼政治家。另一方面，這一翻譯歷史中的重構過程總是包含著兩個重要的策略，一為「歷史的鉤沉」，或者叫「歷史的補白」，就是把被遮蔽的歷史事實重新呈現出來，予以再評價；另一種就是顛覆原有的經典序列和重新命名經典[1： 32]。無論是1980年代的拉美文學翻譯相對於1950—70年代的而言，還是90年代的翻譯相對於80年代的而言，視野中的拉美文學圖景不斷經歷著遮蔽——顯影——再遮蔽——再顯影的重寫過程。如果說，1950—70年代由於政治禁忌而有一些景觀被遮蔽的話（比如聶魯達的情詩）那麼1980年代在這些景觀得以浮現的同時新的遮蔽再度發生（比如聶魯達的情詩被大量譯介而政治詩不再被討論）。每一次的遮蔽與挪用、補白與重寫都是帶有意識形態訴求的話語實踐。因此，對拉美文學在當代的翻譯與影響的歷史研究，不僅應該努力再現翻譯過程中遮蔽的痕迹，同時也要力圖再現歷史重構過程中被恢復和補足的畫面，唯其如此，「講述神話的年代」的政治和文化變遷才能得以清晰呈現。

當然，從事這一翻譯史課題的研究同樣是一種有訴求的重寫歷史行為。但對這段歷史的補白與重寫並不是為了證明原來的歷史書寫是一種「謊言 」，因為那樣做只會導致深入的歷史反思的可能性被消解。事實上，無論是翻譯文本的選擇、翻譯策略的制定、對譯本的編輯、出版、閱讀、評論、接受……翻譯中的每一個步驟都「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都銘寫著意識形態的運作軌跡。儘管從理論上講，完全對等的翻譯無法實現，翻譯過程中必然存在著誤讀和改寫;但譯本最終呈現出怎樣的誤讀與改寫，卻無疑仍然同意識形態的書寫過程直接相關。比如 1950—70年代將聶魯達的詩歌簡化為政治詩、1980年代對加西亞·馬爾克斯代表的拉美1960年代小說的非政治化、以及1990年代將博爾赫斯書寫為「文化英雄」與「後現代文學大師」這些拉美文學譯介過程中的重要事實表明，拉美文學的漢譯始終既受到意識形態控制，同時亦參與意識形態的建構過程。這樣的觀點無疑與今天影響頗為廣泛的 「翻譯研究」中的「意識形態操控理論』有所區別。雖然在揭示翻譯中的權力結構、意識形態的隱蔽運作方面「操控理論」功不可沒，但是它將意識形態視為鐵板一塊的本質性存在，而且對意識形態持完全否定的態度，認為它就是統治階級製造的謊言。如果革命、現代化、市場化與全球化僅僅是一些「虛假」意識，那麼我們如何解釋它們分別在1950—70年代、1980年代以及1990年代的成為最具整合力的話語? 斯圖爾特·霍爾（Stuart Hall)指出，否定的意識形態觀是「一個極其不可信的關於世界的理論，它假定為數眾多的普通人……，會輕易被……欺騙，完全看不到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對於一種能夠成功地整合起多數民眾的意識形態，「首先要問的不是它有哪些是虛假的，而是它有哪些是真實的」，當然這裡的真實不是指世界規律所應有的普遍正確性，而是指「合情合理」[2：44-46]。換句話說，一種意識形態如果不能獲得多數民眾的由衷認同，它就無法使自己成為文化霸權（hegemony）因此，翻譯並非一個完全受意識形態操控的、被動的、無辜的過程；相反，翻譯與意識形態之間形成了一種多重的、複雜的、動態的鬥爭/妥協、抵抗/合謀關係。我們應避免簡單化的批評.儘力在拉美/西方/的多重參照關係中考察拉美文學在的翻譯與接受歷史，再現翻譯與意識形態之間複雜的動態關係；這樣，我們才能更深刻地檢省翻譯如何參與意識形態的建構，才能意識到每一次的翻譯實踐同時也是話語實踐，都有可能同意識形態形成抵抗/合謀關係，也才會在進行翻譯實踐時保持一份介入現實的自覺和清醒。

韋努蒂

其次，拉美文學漢譯的歷史折射出自身文化身份及視野中的世界圖景的變遷。韋努蒂指出，翻譯不僅「以巨大的力量構建著對異域文本的再現」，「製造出異國他鄉的固定形象」，同時「也構建了一個本土主體」，「參與了本土身份的塑造過程」[3:358 — 382]。因此，從對異域文本的選擇和翻譯策略的變化可以看出本土視野中異域形象的改變，而這種變化同時反映出本土自我想像的遷移。

在現代文學史中，很多精通外文的五四知識分子一生中譯介最多的並非西方文學。只懂英語的茅盾翻譯了大量波蘭、匈牙利、愛爾蘭、西班牙、俄國等當時被視為「弱小民族」的文學；冰心受過12年良好的西式教育，英文甚佳，但使她成為翻譯名家的卻是其翻譯的泰戈爾、紀伯倫而不是英美大家的作品。彼時的知識分子在追求現代性的同時，更注重的是世界圖景的完整以及各民族現代化的不同規劃與途徑。儘管大量是從西方語言轉譯，但非西方文學文本中的革命性並未受到損傷。對於1950—70年代的文學界而言，世界文學根本不是西方中心主義的；世界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亞非拉的反殖民、反帝國主義、反壓迫的革命文學。塔什干亞非作家會議期間，《譯文》改名為《世界文學》，目的在於「加強刊物的現實性和戰鬥性」，「今後主要介紹翻譯現代世界各國人民現實生活和革命鬥爭的作 品」[4]。《譯文》的名字本來就出自魯迅、茅盾在1930年代創辦的《譯文》雜誌，為的是繼承他們譯介蘇聯和其他國家革命和進步文學的傳統；但在1950年代末，因無法完全含納當時關於「世界文學』的想像而被代替。當時本土外國文學的等級次序是:蘇聯文學、人民民主國家文學、其他國家文學；其中其他國家文學包括亞非拉被壓迫民族反映民族解放運動的文學，以及資本主義國家內反帝反殖民的進步文學和無產階級文學。當時外語的語言等級次序也並非今天的「英、法、德、日、俄」為大語種，其他為小語 種；而是「英、法、俄、西、阿」五種語言最重要。6但是自1980年代開始邁向「四個現代化」以來，西方成為我們世界視野的中心。以諾貝爾文學獎為代表的西方文學獎、文學評論、文學史寫作成為接受外國文學的先在視野。凡事必得經過西方的篩選，在西方獲得承認，才能在引起熱烈的反響。1980年代以來對拉美文學的翻譯與接受集中地體現了西方文學巨大的中介作用，一如韓毓海所說「我們……是從諾貝爾等西方的河裡接受的他們影子的反光」[5]。在這種折射與「反光」中，拉美文學在某種程度上被「變形」。進入1990年代以來，拉美文學不再備受西方關注，在也喪失熱度。不僅拉美文學，拉美的社會圖景也不再能喚起的關注熱情;而且不僅拉美，第三世界的文學、文化以及社會現實都從的世界視野中漸漸淡去。

霍爾曾指出，文化身份「像一切歷史性事物一樣，它們經歷著不斷的變化。遠非永遠固定於某個本質化了的過去，它們服從於歷史、文化和權力的不斷『遊戲』。遠非建立在對過去的單純『恢復』上，認為過去就在那裡等著被發現，而且如果發現了，就能確保我們的自我感覺永遠不變，相反，身份是我們對我們被定位的不同方式的稱呼，我們通過對過去的敘述來使自己定位並定位於其中。」[6：220—221]換言之，文化身份不是本質主義的、單一的，而是一個歷史性的概念。因此，翻譯對異域文化身份(他者）以及本土主體（自我）的建構也是一個歷史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翻譯可能參與統治，也可能成為抵抗的力量。

斯圖爾特·霍爾

當1974年毛澤東提出三個世界劃分的思想時，第三世界是處於冷戰格局中的自身的生存空間，是的自我之所依;而在後冷戰時代的今天，只有在冷戰氣息突然濃厚的時候，才會返回到第三世界尋找認同，更多時候卻是在不斷將第三世界他者化，不斷向西方發達世界投射自我想像。拉美文學漢譯的歷史清晰地呈現了第三世界在世界視野中的在場與缺席，它成為對的國族身份認同、未來想像的重要考察點。由於關於意識形態與文化身份的討論會牽出西方啟蒙主義、工具理性以及他者建構等眾多宏大的理論命題及脈絡，而要討論第三世界，又必須面對「第三世界主義」的政治實踐和以美國學者傑姆遜為代表的「第三世界批評」的文化政治實踐以及後者在1990年代知識界所引發的誤讀與論爭等極端複雜的社會、歷史、政治情境，這些糾纏的理論與現實問題雖然勢必會為研究帶來重重困難，但也讓人從另一角度看到不斷拓展的空間。

本文發表於《比較文學》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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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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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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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生 閔行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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