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力處」與「得力處」——程千帆指導研究生寫作學術論文

▲程千帆與學生座談（1981年）

當代文史大家程千帆先生非常重視單篇學術論文的寫作，他認為：「論文是人類用語言文字來表達自己的思想觀點的最方便、最好的一種載體，也是科學研究最基本和最好的一種載體」。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程先生在60餘年的教學與研究中，撰寫了近百篇富有創見、影響深遠的學術論文。

程先生最早的學術論文《〈漢志·詩賦略〉首三種分類遺意說》、《〈別錄〉、〈七略〉、〈漢志〉源流異同考》等文，寫就於1935年冬天，當時是大學四年級在讀。第一篇文學論文《少陵先生文心論》寫就於1936年春天，是大學的畢業論文。在接下來的時間裡，程先生又寫作不少論文，最終和沈祖棻先生的兩篇文章（即《阮嗣宗詠懷詩初論》、《白石詞暗香疏影說》）結集為《古典詩歌論叢》一書，1954年由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出版。20世紀80年代以後，隨著程先生學術高潮的到來，其論文更是爐火純青。這時期的論文，「更注重在方法上發凡起例，以便接引更多的來者」。著名學者袁行霈這樣評價程先生論文的特色：「他善於從小處入手，一個詞語，一個詩題，一個現象，到了他的手中都能旁徵博引反覆考證發揮成為瀟瀟洒灑的宏論。他講《春江花月夜》幾乎是講了一部齊梁到初唐的詩歌史再加上一部《春江花月夜》的批評史。他講《飲中八仙歌》等於介紹了盛唐文士的思想風貌。他的學術境界使人敬仰」。正是因為程先生具有明確的研究方法、高質量的寫作實踐，才積累了豐富的論文寫作經驗，所以指導弟子，便切中肯綮；發為文章，便開人茅塞。

《程氏遺書》卷十二有云：「凡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程先生談論學術論文的話很多，咳唾成珠，總結他指導研究所寫作學術論文的「著力處」與「得力處」，對於後學來說，益處頗大。

一、強調創新

創新是學術研究的生命。程先生對此非常重視，甚至在一篇關於學術論文寫作的訪談中，徑直把文章題目定為《貴在創新》。在這篇文章中，程先生強調：「科學論文要求創新。通俗性的科普讀物，有許多寫得非常好，也對人民群眾非常重要，但科普讀物不是科學論文。我們非常尊重科普讀物的作者，但不能承認他的工作是科學研究」。由上述科學論文與科普讀物之辨，可以看出程先生對創新的重視。更可貴的是，程先生不但「授人以魚」，更「授人以漁」，對何為創新、如何創新等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論述，理論與實例並舉，使人讀後頗受啟發。

在平時和弟子的談話中，程先生對創新的強調也是不遺餘力。當弟子蔣寅談到《左傳》讀書報告要和張宏生作《左傳》與《戰國策》說辭的比較時，程先生說：「《左傳》的說辭和《戰國策》不同，是很有意思的問題，你們可以進行對比，寫成報告」。當蔣寅談到《文心雕龍》屬於文章學理論體系的觀點及對其成因的看法時，程先生評論道：「這個設想很有意思，前面的部分可以成立，後面的尚不成熟，還要進一步思考」。在講評弟子張宏生《紀曉嵐詩經學述評》一文時說：「這篇文章稍平了些，因為你只是介紹了它的內容，而不能闡發出什麼新意來。我看你不如換個題目，專就他對詩經學的述評來分析他是怎樣持平地總結學術源流的，從而提醒人們在研究《詩經》或別的學術研究史時，必須要注意到目錄學的意見……」。程先生在這裡所說的「有意思」，就是說文章很有新意，具有創新性；說「這篇文章稍平了些」，就是說缺乏創新性。

經過程先生的言傳身教，他的弟子們的論文無不新見迭出。翻開莫礪鋒教授的《唐宋詩歌論集》，光是看一些論文的題目如《論初盛唐的五言古詩》、《杜詩「偽蘇注」研究》、《論韓愈詩的平易傾向》、《論後人對唐詩名篇的刪改》、《論歐陽修的人格與其文學業績的關係》等文，就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

二、強調基本的學術規範

程先生特彆強調基本的學術規範。首先表現在對正楷字的提倡和對錯別字、潦草字的反感上。他對他的學生說：「南京大學的研究所，從碩士階段起，就不允許寫任何錯別字和潦草字。以後你們寫一個條子向我請假，也要寫正楷字，不許寫文字改革委員會沒有公布的簡化字（但可以寫繁體字）」。「某某因為要我推薦其書出版，曾經看過。太馬虎，錯別字留著也不改。我要他增寫一章，更為完整，他很快就寫好，錯別字都在上面」。

其次，對論文中引用的文獻有特定的要求。他明確規定：「寫作業所引用的任何材料都要有出處，都要有篇名、卷數和版本。凡是能找到第一手材料的，不可以用第二手材料；凡是有不同版本，有異文的，應加以註明」。程先生為了找到一條引文的出處，特地給北大陳貽焮教授寫信，請求幫助，信中說：「有一生寫論文，引黃白山《杜詩說》云：『讀唐詩，一讀瞭然，再過亦無異解。惟讀杜詩，屢進屢得。』而南大無此書，乃從他人著作中轉引，既不知其卷第（似出引言凡例之類），亦不知文字有無訛奪。不知先生能就北大藏書本為註明卷第頁數並校正文字否」。這樣做，就能確保所引文獻的準確無誤。弟子張伯偉回憶說：「那是在1980年的春天，我寫成了一篇《鍾嶸〈詩品〉推源溯流論》的文章，結尾部分用了『記得恩格斯說過……』的語氣為文，就在這個地方，閑堂師寫了一段措辭極為嚴厲地批語」。正是這件事，使張教授「能夠較早地認識到文獻工作的重要性」。

最後，程先生還特彆強調文字敘述的規範化。他平時強調：「一定要注意語法是否正確，意思是否清楚」。程先生曾經對弟子蔣寅說：「我看了你的《戴叔倫年表》，周勛初先生、卞孝萱先生與我的看法是一樣的，半文半白，句子彆扭，不能流利」。並要求加以改正。無論是杜絕錯別字、注重引用文獻還是敘述規範化，都是看似最簡單而實則最重要的要求。其實這些要求飽含了程先生的良苦用心，那就是培養研究所一絲不苟的態度和腳踏實地的學風，避免虛浮不實，游談無根。弟子張伯偉後來體會說：「由寫字而逐步使學生認識到治學之難，並逐步培養起對學術研究的『敬』的態度，是先師這一要求的用心及意義所在」。寫字如此，重視文獻和敘述規範化又何嘗不是如此。

程先生要求學生嚴守學術規範，不但使學生學識深厚、基礎夯實，而且無論他本人的論文還是弟子的論文還給學界提供了學術論文寫作的典範。弟子蔣寅的《大曆詩風》就是顯著的一例。蔣寅說：「《大曆詩風》在體例方面，如註釋的完備，對海內外先行研究的徵引，附錄涉及作家作品數量表、參考文獻一覽、徵引書目等，也受到兄弟院校博士生導師的讚賞，每作為學位論文的規範文本指定研究所閱讀，多年來不斷有後輩學人對我提到這一點」。程先生及其弟子的專著和論文對新時期古典文學研究界論文的規範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內容方面的影響暫且不論）。

三、強調循序漸進

如果說強調創新，強調論文的基本規範，給了研究所一個很高的起點的話，那麼循序漸進的寫作訓練則搭起了研究所不斷成長和進步的階梯。

在碩士階段，程先生要求研究所：「第一學期寫五篇到十篇札記，可以針對一個字，一首詩，主要是體現自己是怎樣讀書的。第二到三學期，以寫文章為主」。根據學習的不同階段，程先生設計的寫札記、寫論文的階段性目標，使學生能夠循序漸進，踏實向前。

在博士階段，通過指導研究所研讀先唐經典來寫讀書報告，意在「培養不同的能力」，避免「治學方法單一，路子都是一個」。弟子莫礪鋒說：「在導師指導下，研讀古籍採用了各種不同的方法，在研讀時的側重隨書而異，作業的要求也多樣化。例如讀《詩經》、《楚辭》時側重其註釋（以了解漢學和宋學的異同），讀《文選》時側重其編選（以了解編者的文學思想）。讀《文心雕龍》后的作業為資料整理性質的作家評語分類，而讀《楚辭》后的作業則為學術探討性質的論文。這樣，使研究所在方法論上經受了一次較全面的鍛煉」。莫教授的這些讀書報告後來都寫成了高質量的論文，《朱熹<詩集傳>與<毛詩>的初步比較》一文，發表在《古典文學論叢》第2輯；《朱熹〈楚辭學〉略說》一文，發表在《求索》1983年第三期；《從〈文心雕龍〉與〈文選〉之比較看蕭統的文學思想》一文，收入《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一書中，該書由中華書局於1998年出版。

四、強調修改

在研究所寫札記、寫讀書報告、寫論文後，程先生非常重視修改。眾所周知，程先生晚年把培養學生放在了第一位而把自己的科研工作放在了第二位。他說：「我拿出相當多的時間來和研究所談話，改研究所的卷子。改卷子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因為對研究所來說，改一回就進步一回……改卷子很麻煩，改得不對，又塗掉重改」。弟子程章燦回憶說：「他批改我們的文章極為細緻，從字句標題到論點論據，大處小處都不放過，從不吝惜時間」。程先生甚至在論文已經送到印刷廠列印了，還在修改。程先生在給弟子張宏生的一封信中這樣說：「《火與雪》於24號挂號寄出，這兩天又考慮到有幾處文字還應改得更嚴密一些，另紙抄上，望照改，再送印刷廠列印。如已送，望去改一下」。此信寫於1986年12月27日，當時程先生在湖北大學。四天後，也就是12月23日，先生又寫一信：「文要補訂四處，已由麗則轉交，想收到。現還想在最後（31頁）再加一段，請將原稿剪開增入……」。這種修改的態度，鮮明地表現出了程先生極其嚴謹的學術精神。

程先生不但修改學生的文章竭盡全力，同時要求弟子們也要加強修改。他曾經要求蔣寅說：「我現在就是要你每寫一句都認真想想，多改自然會好。我的稿子都是陶芸替我抄的，如看原稿也是改得一塌糊塗」。莫礪鋒在《杜甫評傳》的後記中說：「我妻子陶友紅女士利用休息時間幫我謄寫了大部分初稿，使原來被我改得難以辨認的草稿變得整齊清晰了」。可見，程先生的弟子們極其重視修改。

五、強調論文的精粹與境界

程先生還非常重視論文的精粹與境界。他說：「一般的、很容易證明的，這樣的文章我是不寫的。如果文章寫得像一汪清水一樣，一上來一眼就能看到底，這樣的文章沒有必要寫。總之，如果沒有什麼很特殊的想法最好不寫」。「寫十篇一般性的文章，不如寫一篇有質量的文章」。正是因為這樣嚴格地要求自己，使得程先生的很多論文不但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而且還富有研究方法上的啟迪。

他提醒學生論文的論述方式也應考究。他說：「不但要寫出新的東西，還要力爭在研究和論述的方法上出新，給人以啟發」。他非常欣賞黃仁宇《萬曆十五年》的論述方式，不止一次地向弟子推薦。他對蔣寅說：「《萬曆十五年》可以讀一下，這寫法是嘗試性的，很有意思。寫了四個政治、哲學方面的代表人物，通過他們來展現晚明的腐朽」。結果，蔣寅在讀過《萬曆十五年》后，「為自己定下了剖析詩史橫斷面的基本目標」，寫出了廣受好評的博士論文《大曆詩風》。

他要求學生論文的語言也要漂亮動人。他給張三夕的一封信中說：「如今文學界有一怪現狀，即論詩文章之作者，不但不能作詩，其文章本身亦毫無光采，推之論詞、曲、駢散文皆然，不但不能用古體，即今之白話文也不能寫得漂亮動人一點。如朱光潛、梁實秋、宗白華諸人其文學論文本身也是文學」。而程先生學術論文的語言準確、精鍊、生動、流暢，達到很高的境界。

他經常標舉學術大家的論文，以樹立鵠的。他非常欽佩王國維、陳寅恪。他說：「王國維、陳寅恪先生的文章立意高、深刻而又澄澈得像一泓水」。「如此能進而達於化境的，當以王國維、陳寅恪先生為顯例」。這些都給研究所提供一種可以觸摸到的學術境界。

正是因為強調論文的精粹與境界，所以程先生和他的弟子們的學術論文數量上也許不是很多，但是每一篇卻具有相當高的質量，對學術界產生很大的影響，同時徵引率也是很高的。

當然，要想寫出高質量的學術論文，還需要很多前提條件。程先生強調要學好校讎學，學會收集材料、辨析材料，以確保材料齊全準確；強調要學好外語，研究海外漢學，以開闊視野；強調學習幾部先唐典籍，以正本清源等等。這些做法非常重要，但不在本論文範圍之內，故不再贅述。

以上五個方面，是程先生指導研究所學術論文寫作的主要「著力處」，程先生的弟子們對此「信受奉行，珍同拱璧，一如子張退而『書諸紳』」，從而寫出了一篇篇規範、新穎的學術論文，令文學研究界刮目相看，從這個角度說，上述五個方面又成了程先生弟子們的「得力處」。弟子張宏生說：「治學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種技能的培養，用千帆師的話，就是操作規程。有了這樣一種訓練，培養了這樣一種習慣，那就不管是教書還是寫作，決不會輕易放過一個難點，包括一個拿不準的字，一條沒有核對的引文」。初涉古典文學研究的學子們，按照程先生的教導去學習，積以時日，一定能掌握古典文學研究的「操作規程」，提高自己的研究水準，為古典文學的研究貢獻出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