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貨 | 憑什麼是你考上了大學？關於高考的五個事實

如果你恰巧不幸出生在那樣偏遠的地區，你希不希望自己被落下？

差不多八年前，時任總理溫家寶在一次會議上指出：「有個現象值得注意，過去我們上大學的時候，班裡農村的孩子幾乎佔到80%，甚至還要高，現在不同了，農村學生的比重下降了。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本來經濟社會發展了，農民收入逐步提高了，農村孩子上學的機會多了，但是他們上高職、上大學的比重卻下降了。」

聯考不僅是一種以個人能力為本位的人才選拔制度，也是高等教育資源的重要分配機制，不僅關係到教育機會和資源的公平分配，也關係到社會的階層劃分和流動。

對聯考的關心也是對社會公正的關注，但是為什麼我們身邊的大學生明明越來越多，依然有很多人認為聯考並不公平？

農村人正在變少，

農村學生還增加了？

溫家寶1960年從天津南開中學考入北京地質學院(現地質大學)，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顯示，城鎮化率僅為17.58%。到2008年，這一比例已升至約47%。

又8年之後的2016，城鎮化率已達57.35%，人口繼續增長的背景下，鄉村常住人口降至5.9億人，較上一年減少1373萬人。

理想狀態下，大學里的城鄉人口比例應該和全國的同類比例大致相同。但是對比城市化率和城市生源入學比例可以看出，至少在1989-2005年間，佔總人口比例更少的城市學生獲得了更多的高等教育機會。

改變開始於1998年底，教育部發布《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不僅提出了「雙創」(創建世界先進水平的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還指出要積極推進高等學校的教學改革，培養大批高層次應用性人才。彼時，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只有9.76%(1977年恢復聯考，1978年時僅為1.56%)，到2015年，已達40%，在校生規模3700萬人。

大學擴招在總量上帶來了更多的入學名額。看起來似乎也是這樣，湖北是聯考大省，根據該省高招辦的統計，2002-2007六年間，提前批次錄取的農村生源從33%提高到了57%，專科考生中的農村生源比例從39%提高到了62%。

對比四川高校的城鄉學生比例，專科院校的城鄉學生入學機會差距也一直處於縮小的態勢，到2010年時幾乎實現了機會對等(王偉宜，2013)。早至2005年，國家教育科學「十五」規劃的一個課題組也發現，農村生源確實因為擴招而增加了，但是主要分佈在非重點的地方院校。

可又為什麼連農業大學

的農村學生都變少了？

不公平感主要來自重點高校。

2011年秋，從湖北農村到農業大學入學的新生小李發現，班上30多個人，只有不到10個人來自農村。連農業大學也把農村學生拋棄了嗎？

1999-2001年間，農大的農村新生比例均在39%左右，但是到2011年，這一比例首次跌破三成，僅為28.26%。

在排頭的清華北大，這一比例更低。1952-2002年(除開文化大革命期間)，北京大學來自城市的學生比例一直處於絕對優勢，高於70%(梁晨，2012)。另外有研究發現，1978-1998年間的北京大學，居住地在農村的學生還集中於20-30%之間，90年代中期以後，農村戶籍新生的比例下降並保持在10-15%之間(劉雲杉，2009)。

▲ 學者梁晨等人曾研究1952-2002年間北京大學和蘇州大學學生學籍卡片，分析得出兩高校的生源比例。其中北京大學城市學生比例一直處於絕對優勢。

清華大學2010級的一次抽樣調查也顯示，當年該校農村生源僅佔總人數的17%(王斯敏，2011)。而當年聯考考場里，農村考生的比例是62%。

至少還有一些農村學生進了重點大學，看似終於在人生的賽跑中趕上一程。

但是距離還在。對比北京大學2004-2009年1.6萬名大學部生四年的成績與省份來源，整體來看，優秀學生多集中在沿海或者經濟發達省份，如浙津閩滬粵蘇魯京。因為經濟積累、基礎教育設施、家庭背景及家庭參與教育，經濟發達地區的教育成果更好，並且會將教育優勢從初等教育保持到大學部教育(鄧溪瑤，2014)。

高等教育研究資料庫曾於2007年在全國高校開展新生調查。經樣本分析，實際入學比例遠大於理論比例的階層有國家行政領導幹部、經理人員、私營業主、專業技術人員，而個體戶、農民的子女入學比例則遠低於理論比例。其中來自國家行政領導幹部這一階層的新生佔全體新生的8.5%，這一階層則只佔全國人口的2.3%(趙葉珠，2011)。

紐約大學教授Michael Hout曾提出「最大限度維持不平等」(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的假設，指出只有當上層階層在特定教育階段的教育需求達到飽和狀態的時候，基於階層出生的優勢比才會下降，否則不平等將繼續維持和擴大。

高等教育不單稱普通高等教育，還包括成人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等。因為性質有異，社會各階層有各自的取向偏好：更偏向地位取向的大學部教育會使優勢階層擴大他們的相對優勢，在更偏向生存取向的成人高教領域，則在大學擴招使中下層群體積累更多必要的技能。

「大學無用論」的盛行也源於此，傾全家之力再咬牙堅持四年甚至更久？習得某個傍身的職業技能儘早投入社會？都是整個家族的和年輕人之間的權衡。

聯考面前也許還沒有人人平等

但至少男女平等了

作為選拔機制，毋庸置疑的是，聯考整體上的程序正義帶來了男女平等。

通過分析2006年全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發現，至少在聯考這個角度，男性與女性的差距隨著時代縮小了 (蔡超，2012) 。另外通過2007年的全國高校新生調查和2005年人口抽樣調查的性別比，學者發現，儘管實際人口中女性比例低於男性，但高校入學的男女比例中，女生達到了51.2%，「顯著多於男生」（趙葉珠，2011）。

雖然在統一聯考中女生佔優勢，但是在自主招生中男生的比例又變得略高於女生。

費孝通在哪裡上大學？

自主招生更不公平

2003年，經過兩年試點，教育部正式啟動自主招生改革，希望能通過自主招生的試驗來改革聯考過程中的「應試教育」、「唯分數論」弊病。到2016年底，自主招生已經擴展到了95所不同類型、層次的高校，招生規模逐漸擴大。

教育經費主要來源於中央財政的部屬高校在招生時理應關注區域公平，但是通過分析五所東部重點大學(清華、北大、復旦、上海交大、浙大)，研究者發現自主招生名額在不同區域間的投放不平衡，東部地區獲得的名額多，落後的中西部地區獲得的名額少，個別省份甚至為零(李雄鷹，2017)。

「公平」和「效率」一直伴隨著針對聯考的爭議。稍作判斷可以看出，聯考更著重於在統一的試題和分數線下選拔「成績優秀」的學生，自主招生則更在乎「綜合」、「特別」。

南方周末曾報道清華大學2010級的陳美詩在自主招生考試中遇到的一道題——費孝通在哪裡上大學？陳美詩說：「我在進清華前連費孝通是誰都不知道，這題清華附中的孩子可就都知道了。」

對比北京大學2005-2009年共5屆分別通過「自主招生」和「統一聯考」錄取的一萬餘名大學部生，以他們第一年的成績作為參考(這樣能顯示分別經兩種渠道入學的學生在大學前的學習能力)，研究者發現，「自主招生」錄取的學生中，來自農村的比例遠低於本就很低的「普通聯考」這一渠道。

5年中，普通聯考錄取的學生約有16.4%為農村戶籍，自主招生平均僅為5.4%。對比同時期農村戶籍人口比例，統一聯考和自主招生都遠未達到城鄉均衡，且在自主招生中的失衡更為嚴峻。此外，該校自主招生中還存本地生源較多的問題，錄取比例平均比普通聯考還高4%左右，達到20.4%(黃曉婷，2015)。

甚至該校管理者也意識到，自主招生的題目和考核類型對於農村學生更困難。

藝術加分與寒門子弟更是絕緣。南方周末查閱北大招生辦的資料，發現最近五年(2007-2011)北大招收的體育特長生絕大部分來自東部地區，七成來自大中城市，來自農村的只有6%；而藝術特長生，迄今沒有一位來自農村。

為什麼農村學生這麼少？因為甚至還在義務教育階段，他們就退出了關於聯考的競爭。「農村教育行動計劃」曾在貧困農村地區就學生入學問題開展了8次大規模的調查，追蹤了近2.5萬個學生。結果顯示，2013年，貧困農村地區37%的人完成高中階段的學習，而城市學生基本超過90%。

▲ 農村教育行動計劃的調查發現，差距在高中之前就出現了。初一入學的時候100名學生，到初三的時候69人，其中23人沒有再上高中，讀到高三的就只剩下37人。

我們在聯考這幾天看到的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但是有的人甚至沒有能看到河流。

誰最不可能考上大學？留守兒童、流動兒童，還是和父母一起留守在農村的孩子？

1998年底開啟的大學擴招，既趕上了九年制義務教育的成果驗收期，也趕上了第一代進城務工人員子女進入高等教育的適齡階段，既帶來了輻射寬廣的各種利好，也引起了喧囂不止的爭議。

如今的城鎮化率正在向60%邁進，現有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卻還在影響著隨遷子女的教育。直到2012年，才終於發布了《關於做好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后在當地參加升學考試工作的意見》。

這份由教育部、發改委、公安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聯合發布的《意見》指出，隨遷子女升學考試工作的主要原則是堅持有利於保障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的公平受教育權利和升學機會，堅持有利於促進人口合理流動，統籌考慮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升學考試需求和人口流入地教育資源承載能力等現實問題，積極穩妥地推進隨遷子女升學考試工作。

《意見》發出后，各省市相繼推出了具體的地方政策，其中人口輸出地和聯考大省制定的條件都比較寬鬆，比如江西省對隨遷子女父母的職業、住所等都未做要求，外省籍的學生在江西省高中階段具有一年以上學習經歷，並取得學籍之後便可就地參加聯考，享受與江西籍考生相同的招生錄取政策。山東則求外省籍學生具備山東省高中段學校學籍，並有完整的學習經歷。

人口流入地的條件則嚴格許多。比如北京、上海等地一直都在慎重考慮、穩妥推進，依然專註於治理開牆打洞等關乎民生的事務，對隨遷子女父母的要求也極為嚴苛。

但比隨遷子女還艱難的，是依然留在農村的學生。

「農村教育行動計劃」發現，在貧困地區，父母雙方都在家的孩子，營養、智力等指標整體上最差，「因為他們根本沒有能力出去找工作，所以收入是在最底層的。」

在貧困的農村，屋舍凋敝，教育資源極其匱乏。留下來的，只有37%能在千辛萬苦之後高中畢業，對比城市那傲人的90%。

也許有人會說，「『聯考』是目前最公平的制度了，如果將政策傾斜給農村學生，定額降分錄取，且不說如何繼續保證程序正義，他們和真刀真槍由分數線錄取的學生都不在同一個水平，高校怎麼開展課程？」

是，機會、過程、結果，它們的公正與否各有側重，是保證基礎教育資源的公平合理？還是保證中考、聯考制度的透明公正？還是在最後通過各種支持「計劃」來確保固定群體的錄取比例？

最理想的狀態當然是既保證基礎資源的公平合理布局，也確保錄取流程的透明公正，因為這樣，就無所謂誰「竊取」誰的教育資源、誰「侵佔」誰的錄取機會了。

我們也許什麼都做不了，還要擠破頭去為自己爭取更多的教育資源。但是在這過程中，也許得停下來想一想——如果你恰巧不幸出生在那樣偏遠的地區，你希不希望自己被落下？

本文首載自《南都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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